徐州安静了，鲁西南的大刀会更安静。但是，这是暂时的，离它们不远的地方有了动静。光绪二十三年（1897），爆发巨野教案。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阳谷一带传教的能方济和在山东曹州一带传教的韩理前去巨野磨盘张家庄教堂参加薛田资神甫的天主教例会，晚上睡觉时被二三十个手持刀、红缨枪的人杀死。谁干的？说法很多，有说是巨野大刀会首领曹言学组织干的，有说是一个名叫刘德润的盗匪干的，不管是谁干的，反正中国人干的。于是德国有了很好的借口，除了金钱赔偿、地方官免职之外，还额外要求强租胶州湾。在德国的影响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紧跟其后，也跟中国政府讹诈上了，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大清王朝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如果说以赵三多为领导的直鲁边境的梅花拳是以真功夫为主的话，那么鲁西南以曹州为中心的大刀会则是以刀枪不入为主。但是，这两支再厉害，也超不过鲁西北以朱红灯、诚心和尚为代表的神拳。之所以称神拳，估计是太神了，主要法术是降神附体。它是义和团起源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站在经济的角度，周锡瑞说神拳是大刀会的穷亲戚。因为神拳会员们太穷了。这跟整个鲁西北的经济形势有关，如果说黄河是鲁西北灾难的第一根源的话，那么第二根源就是旱灾了。除了这两种天灾之外，鲁西北人民还要面临巨大的人祸。从山东的德州到高唐、茌平、东阿，是官方御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南来北往的通道。官兵如篦匪如梳，百姓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是战乱还是和平时期，都得不着什么好。所以，贫穷是鲁西北的首要特征。在传教士的笔下，鲁西农民的日子是这样的：
鲁西一带的农户大都居住在阳光不足、潮湿狭隘的茅草屋里，窗户很少，屋内的装饰非常简单。更为贫穷者，一间茅屋则具多种用途。炉灶锅碗均挤在茅屋一隅，煮饭时黑烟蒙蒙，恰如浓雾弥漫，甚至人的面孔也难以辨别……其食物也非常简单，每年只有极少机会吃肉，以粗茶淡饭为主。只有新麦打下之后，才吃几顿面条和菜蔬……城里平常使用的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在乡间视为贵重品。若吃香油时，则用小棍穿过制钱孔从罐中取油，滴到菜里调味。平常饭时，水里煮些大蒜、辣椒、大葱，就是一顿。除了喜庆丧葬或新年外，很少见到荤腥。老人也不例外。（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正如周锡瑞所说，这还是正常年景里的鲁西人民的生活，而对于多灾多难的鲁西北人民来讲，就连这种日子都难得了，逃荒要饭应该是鲁西北人民的家常便饭了。物质的贫困，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贫困。所以鲁西北的义和团干脆连香都不烧，直接叩头、念咒，神灵就附体了。且神灵来源丰富，全部来源于中国的社戏小说，具体来讲就是来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榜》等，人鬼蛇神全出动。和平时期，降神附体主要为治病；战乱时期，降神附体就专为避刀避枪甚至避炮了。神拳门槛很低，人人能降神附体，不像洪秀全，就他和几个弟兄可以玩这个，所以这是义和团始终没有统一领导核心的致命根源，仅有地方领导与派别领导。鲁西北的神拳领袖，乃是现身于茌平的朱红灯与心诚和尚。而神拳会员的年龄，差不多都是没有头脑只有情绪的青少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鲁西北的神拳越来越活跃。平原县的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请来了茌平县的朱红灯，势力大涨。平原县令蒋楷为之忧心忡忡，但是他得不到巡抚毓贤对之镇压的明确指令，就在他发现不镇压不行的时候，他也发现，镇压不下去了。朱红灯身着红袍、头戴红帽、高举红旗出现在了他面前。虽然红旗上明明写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标语，但是并不意味着义和拳要兴清朝的命官，所以蒋楷骑上马跑了，邀请巡抚派兵前来。结果，义和拳与政府官兵在森罗殿一地发生大决战。决战结果，朱红灯本人逃跑，其他拳民看见刀枪不入并不灵验，悄悄的都散了。只有义和拳改称的义和团名声留了下来，以后，各地拳民就有了义和团这么一个新的统一的称号！
至于朱红灯本人，之后联系心诚和尚与于清水重新开始打教，但由于分赃不均，他们自己内部先打上了。打的结果，团员们把三个首领全抓住，扭送到官府了。官府呢，把他们押到省城济南，全杀了。鲁西北的神拳运动暂时进入低迷状态，就等着北京向他们招手啦。
鲁西北的打教运动，首先让北京招回了毓贤。当然是在外国压力下招回的。因为他们认为，鲁西北拳匪的嚣张，是与这位山东巡抚的懦弱密切相关的。但是回到北京的毓贤，在面对仇外王公载漪等人时，既为拳民的忠诚与正义作辩护，还吹嘘义和团的神功。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前山东巡抚是出于什么理由作出了这种选择，因为他的后任巡抚袁世凯就绝不相信义和团会有什么法术。总之，毓贤北京之行，煽动起了仇外王公们对于义和团的希望与支持。这一切，导致太后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剿抚两犹豫。太后的犹豫、仇外王公的支持与袁世凯的铁腕镇压政策，让山东的义和团逐渐转移到了直隶境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义和团进入涿州，并且由此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法国与比利时的工程师也受到了攻击并且被杀，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当然对于义和团来讲，他们攻击铁路线火车站及电报设施的行为，除了笼统的反洋之外，还本能地是在给清朝官军可能前来镇压制造障碍。事实上，聂士成就被政府派去镇压义和团兼护卫铁路了，双方结结实实地交锋过几次。与此同时，太后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赵是老官僚了，江湖上混得久，当然知道刚毅的意思，更知道刚毅背后站着一个载漪，载漪背后站着一个慈禧。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留刚毅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而刚毅与义和团商议的合作，就是放他们进北京由着性子撒欢去。赵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面对太后时，含糊其辞汇报一番，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恃”，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据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曾对人说道：
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吴永：《庚子西狩丛谈》，选自《义和团·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438页。
慈禧这番说辞虽然有自我解脱的嫌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深居后宫的老太太，被载漪这样的宗室大臣欺骗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老太太最后还真的被载漪欺骗了。刚毅及载漪等人的怂恿与支持，让义和团蜂涌进了京津二城。他们无视国际游戏规则的乱砍滥杀行为以及清政府在保护外人性命及使馆安全方面的无能，导致西方列强不得不亲自出兵进行自我保护。五月初四（5月31日），经总理衙门同意，西方充实了三百多士兵做使馆卫队。之后，更在沿海集结二十多艘战舰。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在英国公使的紧急求援下，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根本走不到北京。就在同天，太后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等为总理衙门大臣。第二天，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为董福祥部所杀。据说载漪抚摸着董的背部，伸出大拇指赞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柴萼：《庚辛纪事》，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搞得这个曾经的驴贩子、回民起义的招安者大喜。
与此同时，在载漪等的怂恿与支持下，大量的义和团涌进了北京。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就开始围攻外国使馆了。对于太后来讲，她既对义和团抱了犹豫态度，更对联军北上北京的动机抱了猜忌态度，这让她左右为难不好决断。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外的和战问题，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
有关四次御前会议的详情，我们以恽毓鼎的版本为准，观摩一下。
第一次御前会议：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仪鸾殿东室。由于人太多，室内跪满了，后来者就跪于槛外。光绪严厉批评在事诸臣不能弹压乱民。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奏曰：可让董福祥领兵驱逐拳匪。他还没说完，端王载漪就伸大指厉声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吓得刘永亨不敢再说下去了。此时，跪在殿外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抗声曰：臣袁昶有奏。上谕之入。袁说：义和团只不过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也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大家胡乱说了一通，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于是一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派人安抚乱民，设法解散，会稀里糊涂地就散了。有几个官员看见太后偏袒拳匪，所以待会散后留了下来，希望再跟太后进几言。先是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倡言杀几个拳匪头头，大事即定；后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问太后信乱民敌西洋，可恃者何人？太后曰：我恃董福祥。朱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朱祖谋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给我保个人来！朱祖谋仓促不能对（恽毓鼎在旁边高喊山东巡抚袁世凯可用，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用；荣禄说刘离得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朱祖谋退出的时候，太后“犹怒目送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选自《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 48页。
按太后的意思，政府跟着义和团一样乱砍滥杀，支持他们围攻使馆，那才叫顺应人心。其实所谓的顺应人心，不如理解为顺应太后的心。义和团也算乖，在他们眼里，光绪都是二毛子，该杀；启蒙大师严复，也是二毛子，该杀；就连康有为，他们也叫唤上了，要求洋人把康有为引渡回来，好让他们一刀干掉。可以说，自从戊戌政变以来，太后第一次感觉到爽的味道，义和团真是太后的体己啊，自觉地给上层统治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事后，又被政府定性“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与牺牲性既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
第二次御前会议，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还是仪鸾殿。光绪首先质问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徐用仪声音小，大家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只听见光绪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也？”老太后却突然宣谕说：“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同上，第48—49页。
老太后没念第四条，她不好意思，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除此之外，据说洋人还索要大沽炮台）。其实这所谓的最后通牒乃是载漪命人伪造的，目的当然是在老太后的屁股上踹一脚，让她跟外国宣战。老太后老糊涂了，起码的国际游戏规则常识也缺失了，也不想想这最后通牒是从何处来的，它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按照荣禄的说法，它是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粮道派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自己手里的。荣禄绕屋行，徬徨终夜，今天早上才送给太后的。而按罗嘉杰的说法，他是通过关系弄到手的。什么关系？当然是载漪的关系啦。总之，老太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为了载漪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