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等，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分一二三等）、辅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恩将军（另外还有奉特旨才加封的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两个爵位，所以清室爵位也可说成是十四等）。总之，同一个爹，不同一个娘，导致了端华能袭第一等爵位，肃顺则嘛都不是。当然，作为闲散宗室，也还是能享受一系列政治特权与优厚待遇的。道光年间，肃顺在侍卫处任职，后来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才算进了宗室爵位之列。清宗室取得爵位的方式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所谓的功封，乃因功而封。清朝的功封多为“世袭罔替”。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子孙后代辈辈为王，见了皇帝不参不拜，不接不送，因此也叫懒王。大清历史上总共有十二位王取得了此种爵位：清初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儿子之后改封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雍正时的怡亲王，同治时的恭亲王，光绪时的醇亲王、庆亲王等。所谓的恩封，就是皇帝直系子孙年满十五岁者，由宗人府奏请皇帝封爵。这种王爵多为世袭递降，但也不是无限制的降，有个最低界线，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辅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以后不再递降，均直接世袭。所谓的袭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宗室贵族逝而出缺的时候，由其一嫡子继承一定的爵位。所谓的考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各王公除一子袭封外，其余诸子至二十岁，例得推封。所谓的推封，就是宗人府在人数达到十人以上的时候，派钦定的王大臣试其马、步箭、翻译三项，合格者授予一定等级的爵位，具体为：亲王余子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亲王侧福晋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别室所居妾媵之子封三等辅国将军，郡王余子封一等镇国将军，以下类推。肃顺爹为亲王、娘为妾媵，所以只能弄个三等辅国将军了。肃顺与端华在职称及工资待遇上相差多远呢？可以参看黄惠贤、陈锋整理出的清宗室爵位俸禄表：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3页。
类别岁银（两）类别岁银（两）亲王10 000二等镇国将军385世子6 000三等镇国将军360郡王5 000一等辅国将军310长子3 000二等辅国将军285贝勒2 500三等辅国将军260贝子1 300一等奉国将军210镇国公700二等奉国将军185辅国公500三等奉国将军160一等镇国将军410奉恩将军110备注“每银一两，给米一斛”。1斛=05石
看图可知，端华世袭罔替郑亲王，宗室爵位第一等，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肃顺呢，宗室爵位第十等中的小三，岁俸银260两，禄米260斛。
工资待遇什么的就不说了，接下来说本事。咸丰帝自打接班之后，就感觉到“接”不逢时。接位之年，遇上了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化失心疯为大运动。洪秀全的部队虽然不咋地，但咸丰治下的八旗绿营更不咋地，洪秀全在南京坐了龙橔不说，其派出的北伐军还差点打到了皇城根下，一不小心，这龙椅就可能易位。内忧未除，外患又起，英法联军也从洪秀全老家点了一把火，一路直往北京烧了过来。此前，咸丰御前重用着两位宗室庸人；一个是郑亲王端华（1807—1861），肃顺的三哥，郑亲王第十三代掌爵人；一个是怡亲王载垣（1816—1861），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的五世孙。两个铁帽子亲王虽然兼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官与衔，但是在内忧外患的局中，这些官衔也让他们难受：“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对于咸丰帝的意见，多不能发展，知肃顺习汉文，又多知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许指严：《慈禧垂帘记》，选自《清史野闻》，国华新记书局1925年版，第46页。于是肃顺也成了咸丰的骨干大臣。君臣四个形成了这样的生物链：端华听肃顺的，载垣听端华的，而咸丰听端华、肃顺、载垣三人的。那么肃顺到底有什么本事呢？或者说什么叫“习汉文”、“知风俗利病”呢？
所谓的习汉文，首先是熟悉汉文的意思。但是肃顺除了习汉文，更习汉人。他说：“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他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他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1页。这些话总结起来，意思只有两个：第一，长期处于特权状态的满人旗人，都沦为混蛋兼糊涂蛋了。正应了民间那句话，权力让人智商退化。第二，值此乱世之秋，我们满人就别出头露面出乖露丑了，让汉人替咱维护江山社稷吧。众所周知，满洲入关后，政权运行首崇满人。顺治时期规定，各部院衙门堂司，悉令满人掌印。六部虽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但满人掌实权。康熙中期将理藩院中的汉人尽行裁去，独存满人；督抚中汉人十无一二。乾隆时期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仍无一汉人。至于高级武职，汉人更是不得沾边。据《清朝野史》载，大清宫内曾有专供满臣阅看的立碑：“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唐景星：《清代之竹头木屑》，选自《清代野史·第七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39页。如此说来，中原乃满洲的殖民地而已，偶尔用个汉人，也叫以汉治汉（后来的日本人图谋亚洲雄风时就利用了这一点，自称中华神州不说，还喊出了驱除满洲鞑虏的口号，后来的孙文在日本组建同盟会，首要纲领居然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咸丰时期，中原又面临着被西人殖民的风险。两害相较取其轻，肃顺知道，不重用汉人是不行了，否则西人进入中原，意味着满人退出中原。所以他力主破除满汉观念，重用汉人。当然重用汉人也不好，那就是地方分权过重，导致中央力量虚弱，武昌一声炮响，整个清王朝土崩瓦解。只不过，如果不重用汉人的话，要么洪秀全成了事，要么鬼子乱中华，满人还是没戏。所以，重用汉人，顶多是闹出个同治中兴，闹出个洋务运动，让大清的晚期癌症延长了一些时日而已。但是肃顺明白，在缓亡与速亡面前，政府必须选择前者，选择前者就意味着必须重用汉人。曾国藩、胡林冀、左宗棠、郭嵩焘等都得到了肃顺的推崇、提拔、重用和维护。
所谓的“知风俗利病”，也就是肃顺早年做闲散宗室时在市井上混过，“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病”。据说肃顺整日在街上晃荡，“好为侠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到了冬天，他会盘着辫子，“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页。当然，表面上是个混子，实质上却是个有心人，否则京师五城诸坊利病，他是不会习知的。而且这哥们儿还有一利：“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同上，第8页。可能太熟悉这个社会了，所以第一次蒙咸丰帝召见时，他就提出了乱世用重典，颇得皇帝的欢心。至于他的职位，更是由咸丰登基起，就一溜烟地往上升，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从御前侍卫到御前大臣；从领侍卫内大臣到总管内务府大臣；从协办大学士到赞襄政务王大臣；从副都统、都统到经筵直讲、乡试正考官……两位亲王的推崇，咸丰的欣赏，加上本人的市井能力，终于让肃顺坐大，形成了所谓的肃党。肃党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内部，以军机大臣为主，肃顺得以控制中枢大权，在乱世用重典方面，玩了些大手笔。
第一，在“戊午科场案”中坚持力斩大学士、主考官柏葰。
所谓的“戊午科场案”全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发生于咸丰八年（1858）。乡试揭榜之后，有御史孟传金上奏，说此次乡试中发生诸多舞弊行径，甚至有中式举人朱墨不符者（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称墨卷；由誊录生统一抄写之卷则用红笔，称朱卷。朱墨不符就是原始卷与誊录卷内容不一致），而且中式的举人平龄居然是个不读书的伶人。咸丰感觉问题严重，遂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中国的考试，只要查，总能查出毛病来。这一查，毛病还不小。中举之人中有卷内错字被考官代改的，有错字三百多的，有问及中举之事竟然说不清的，更有诸多高干及高干子弟和正副考官及阅卷大臣之间递送条子打招呼的（清朝的科举阅卷方式叫糊名誊录法，也就是说考生名字被糊封，考生试卷由誊录生统一誊录一遍，免得大家看着名字与笔迹进行作弊交易）。总之，不查都门门清，一查全都说不清。此次乡试，主考官是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会审结果，主考官柏葰犯案最严重：广东肇庆考生罗鸿祀，托请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递“条子”，约定，其考试时的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诗则用“帝泽”结尾。阅卷时，身为主考官的柏葰本欲将罗鸿祀的试卷撤下，但同考官蒲安已嘱托过柏葰的家人靳祥……中国官场潜规则，官员都听家属与门丁等身边人的，所以柏葰将已中式的一名举人拿下，换上了罗鸿祀。
发榜后，罗鸿祀向李鹤龄赠送五百两白银，李鹤龄拿出三百两转给蒲安，蒲安拿出十六两转给柏葰。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为了十六两银子就跟人潜规则，不知是穷得闹心还是人情世故无价。四大臣报请对柏葰“斩立决”。咸丰皇帝想维护柏葰，一来柏葰乃道、咸两朝重臣，二来柏葰刚被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位高名重。咸丰帝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会商，问题是有肃顺在那儿横着呢，其他大臣默无一言，一句好话不敢替柏葰说，于是柏葰就完了。陪他上路，同样斩立决的有同考官蒲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科举人罗鸿祀。收受条子的副考官及其他高干、高干子弟及相关考生，大辟的大辟，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降级的降级，罚俸的罚俸，总计牵连到九十一人。
肃顺这次可是得罪了不少人。读书人嘛，考试作个弊算什么啊。当时的风气，作弊光荣，不作弊可耻。就拿收受条子来说，大家都干，你不干，那不是傻子吗？有些人甚至公开夸口自己条子多呢。条子上都画着圈儿，三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三百两银子；五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五百两。这情形，跟我们现在的某些考场一个样，也是递条子，条子里写着考生的座位号，要求监考直接递答案或者准许抄袭，里面都夹有人民币的，数额按当地行规看着办。可见中国人民的智慧从古到今一个样儿，都邪到作弊里去了。话说回来，中国的科举制，即使不作弊又能怎地？还能如龚自珍所期盼的那样不拘一格选人材？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能吏清吏；不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庸官贪官。帝国的体制，书读得死，八股文写得僵，就能当官。读书写字与当官有什么破关系啊。更要命的是，肃顺打黑，只打别人黑，不打自己黑。别人科场不能舞弊，但他自己在科场则公开舞弊，为让自己的门客幕友高中一把，也是上蹿下跳的。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官僚群体自感对付不了肃顺这么个二百五，转而恨上那个举报者孟传金了：您老兄吃饱了撑的还是咋地？如此多事！后来干脆把他排挤出御史队伍了，一边凉快去吧您！
第二，因对外议和问题而坚持力斩前大学士耆英。
可怜的耆英，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中都曾重墨描写过老头。老头在战争中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课，知道帝国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离英国差得远，因而成了个坚定的主和派。道光时代问题还不大，因为道光虽然昧于夷情，但至少很厚道，知道耆英是给皇家擦屁股的。道光临死前，耆英甚至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问题是年轻的咸丰一上台，就想对外国说“呸”，不过先从内部呸的。中央大员方面，首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把两个主和派呸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帝国官员给帝国皇帝打工，本就没个谱儿，老头若能如此安度晚年也算不错，奈何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展，咸丰与肃顺发现呸不下去了，于是又想起了善擦屁股的耆英，一道诏谕，把老头提溜出来了，着他前往天津充当谈判代表。老头不知轻重，乐颠颠地去了。其实知轻重也不行，因为帝国臣子都得遵循这样的精神：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颗红心向中央，帝叫干啥就干啥。其实耆英也没什么特别的高招，他就是哄孙子罢了——传统中国式的坑蒙拐骗。比如他对英国公使璞鼎查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称老璞为英地密特朋友（intimate）；向老璞表示，想收他的大儿子为干儿子；与老璞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事后还给皇上解释英国鬼子是女尊男卑）。（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试看耆英致璞鼎查的一封艳信：“正殷怀想，忽接来书，深慰远念。索取令政夫人小照，即如命奉上，远望有便寄来。愚正室早亡，兹将侧室小照付览。昨至香港，会晤德公使。望云遥想，倍忆从前。正未悉何年得晤，手肃，敬候因地密特公安，不禁驰思。”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