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所有农植物里，没有哪一样农植物的生命力可以与红薯的顽强相比。暮春，母亲把红薯从地窖里拿出来，让它发芽，和土豆发芽后栽种的方式一样，把生芽的红薯间隔埋在地里。不几天，芽拱出了土，嫩嫩的探头探脑，不张扬，清浊安静；不几天，几片叶子生长出来，看似纤弱，却坚韧；不几天，薯藤牵出好长好长，彼此却不缠绕，属于个体，在风里开始肆意摇曳。这时，母亲拿了剪子，把薯藤剪掉，留手掌长短的藤茬。一大抱的薯藤，母亲比试着，把薯藤全剪成手掌长短的小段段。没有根的小段薯藤，并不分头和尾，就那样的成行间距栽种在地里。浇上水。不用再管它，十天半月后，小段的薯藤全部成活，在风里欢快的舞蹈摆动，直至，藤与藤相互依靠，缠绕到不可分离，即使枯萎也会缠在一起。
红薯在我不长的生命里我很熟悉，它几乎喂养大我的幼年。而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多么锦衣华年，他（她）少时的记忆随着衣钵，经历的事情都是根深蒂固镌刻在生命里。红薯的幼芽，栽种，藤蔓与藤蔓呼吸与共，它的叶子由青绿到深绿的成熟，我像熟悉自己成长一样，熟悉红薯的每一个生长的环节。
红薯成熟的深秋时节，母亲拿一把镰刀把红薯的藤全给割掉，然后对准红薯的根茬一锹挖下去，一根红薯藤竟然结了五六个红薯，它们紧紧相依，带着潮湿的泥土芬芳，新鲜饱满，煞是怜爱。把它们洗净，去掉须子，放在已放好水和蒸皮的锅里，用柴火持续加热，当一缕缕雾烟袅袅升起弥漫漆黑的厨房，当清新甜美的香气溢满鼻腔，红薯蒸熟了。我那兴奋的小脸，涎馋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母亲和红薯。母亲说，红薯熟了，可以吃了。于是，非常喜欢地掀开锅盖，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白白的，含着香气的烟层。烟气散后，便有十几根红薯优雅恬静地躺在锅子里。踮起脚来，迫不及待地伸手，没有触及到红薯，却被包裹它的热气给烫回来。急去拿一根筷子，穿一个红薯，边细细吃着红薯，边沾一些母亲自制的豆拌酱，那种甜却有点辣的味道，一直是童年吃红薯的极品。
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某些方面无意表现了她对我的疼爱。母亲烧完晚饭，会在灶里的柴火灰碳的余温里，给我埋上一到二个红薯，待我放晚学回来，扒开灰碳，香喷喷柔软的红薯便是我的可口的晚餐。那时太穷，我家孩子又多，红薯很多时候便是我们的主食。再好的食物，天天吃，也会有厌的时候。母亲见我们吃红薯吃不消了，便会在有空闲的夜晚，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把红薯磨成稠状的红薯粉，再放上大蒜煎成一个个金黄色的香脆的小油饼，那一股甜而不腻，轻而不浊的味儿，便轻盈地在味蕾上荡来荡去，吃了还想吃。晚上有时贪食，吃多了红薯小油饼，小肚肚胀胀的，一晚上便翻来覆去睡不好觉。
等到寒风拂面，深冬的季节，母亲便会把吃不完的红薯，放进地窖里存放。待到来年的春暖花开，待到三月青黄不接时，母亲再把它们拿出来，它们依然如放进去时的鲜嫩饱满，依然能给我们填肚子。
虽说往事如过眼云烟，烟会随风飘散，而红薯曾有的味道，伴着童年时的苦难却留在了我的生命的历程中，成了我走过许多路的一段记忆，时时提醒我珍惜现在的拥有，和手握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