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艺术生涯中的这一时期，被称为“蓝色时期”（1901—1904）。主要作品有：《生活》《卖艺人一家及猴子》《熨衣服的女人》《穷人的进餐》《杂技演员与青年丑角》等。此间，他往来奔波于巴黎与巴塞罗那之间，艰难地开辟着自己的艺术天地。他在西班牙举行的画展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一些艺术家前来与他探讨艺术方法和艺术的使命问题。他开始与著名立体未来主义诗人阿彼利奈尔结识。与此同时，他的经济生活却陷入困境，穷得连燃料都买不起，寒夜里冻得受不了，只得把一年所作的水彩画烧了取暖。就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毕加索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女友奥利维尔。这位犹太家庭出身的女郎给被饥寒和贫困困扰的毕加索带来了温暖和欢乐。由于奥利维尔的同情、友情与爱而振作起精神的青年画家，以明朗欢快的心情画出了《演员》一画，蓝色与其他暗色已见减少，增加了给人以清新畅快感觉的玫瑰色和粉红色。这一特色在《坐着的裸女》这幅画中显示得更加充分，成了毕加索的创作从色调灰暗的“蓝色时期”转向色调明快清新的新时期“玫瑰色时期”（1904—1906）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毕加索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承认。
1906年以后，毕加索作品的售价上升了，画商伏拉德愿出2000法郎购买他的一幅画。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以后，他携带奥利维尔回西班牙度了4个月假期。
20世纪最初几年，野兽派的大色块绘画一时曾引起过人们的好奇心。但是，毕加索更多的是受塞尚的影响；与重色彩的野兽派相比，他更注重物的形态、结构和造型，强调画家对外界对象的主观态度。1906至1907年，毕加索画中的人物逐渐变得粗大、笨重，与几何图形颇为接近。经过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一种体现新的观念的绘画终于产生了。这就是毕加索1907年创作的名画《亚威农的少女》。它标志着立体主义的诞生。
立体派画家更加彻底地摆脱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和模仿，使绘画从受传统绘画讲究透视法和投影的束缚，即人的肉眼的视觉限制中解放出来。这样，绘画所反映的就不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感性的侧面，而是概念性的整体、多面体。现在，一幅画看上去，就很像是人绕着物体走一圈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画面上有的不仅限于肉眼看得见的部分，还有肉眼看不见的部分——借助于想像和理解才能认识的部分。
毕加索这幅在“洗衣舫”的画室里创作的立体主义方法的处女作，从1907年春开始构思到最后完成，前后经历了4个多月的时间，共画了17张草图，最后定形的是一张纵横超过两公尺的油画。
毕加索就彻底地超越和摆脱了光的照射角度的限制，而开辟了可以称之为立体视线的三度、四度、五度乃至更多度的视野，使想像力插上了翅膀，在广阔无限的空间中自由翱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艺术界特别是美术界失去了生命力，毕加索眼见立体主义无法挽救整个画坛，使之摆脱困境，遂将创作方法暂时转向现实主义的轨道，与坚持纯粹立体主义的勃拉克分道扬镰，进入立体主义与古典主义结合的新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代表作有《阳台》《坐在安乐椅上的女人》《蛋糕》《丑角》等。这些作品风格朴素、简洁、清晰，表明立体主义的琴弦同样可以弹出现实主义的音调。
“一战”结束后和整个20年代，毕加索一方面采用写实的方法使绘画面向生活，创作了《母与子》《两个裸妇》《坐着的小丑》等笔触粗犷、结实、凝重，形象丰满厚实，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古典主义风格的杰作；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放弃立体主义的方法，捧出了《三个乐师》这幅令当时和以后的美术家们大吃一惊的艺术精品。从1925年起，毕加索的绘画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征。剧烈动荡的社会生活，使毕加索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潜意识理论发生了兴趣，开始在人物画中表现性冲动、爱欲、同性恋、恋兽症、梦幻、精神分裂，以及生与死等主题。《跳舞》就是毕加索进入这一创作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这类作品还有《坐在安乐椅上穿内衣的女人》《接吻》《梦》等。
“二战”期间，毕加索避难于法国南部一个叫安迪伯的小港。他创作了反映渔民生活的《安迪伯渔夜》表达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之情。他还在沦陷中的巴黎，用自行车坐垫和手把组合成造型很美的《公牛头》，以表达自己忧郁然而并不绝望的心情。
1944年，经艾吕雅和阿拉贡介绍，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战后，他积极参加保卫和平的斗争，1950年，为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画《飞着的鸽子》。从此，毕加索的名字进入全世界的千家万户，老幼皆知。以色列的第一位总理：本一古里安
1886年，戴维·本一古里安出生在波兰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在浓厚犹太复国主义的氛围中，他从小就开始学习《圣经》和希伯来语。14岁时，他组织周围的孩子讲希伯来语。3年后，加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20岁时，本一古里安来到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决心用定居的方式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本一古里安坚信，希伯来人在希伯来的土地上劳动是犹太民族恢复权利的惟一途径。艰苦的环境和艰辛的劳动对身体赢弱的戴维是个巨大的挑战。他后来回忆说：“我发烧和挨饿的时间超过工作的时间。工作、疟疾和饥饿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也很有趣。毕竟，这就是我来以色列地的原因。”
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本一古里安也没有停止他毕生的爱好：读书。一次，他赶着耕牛边走边阅读，等读完抬起头，才发现牛早就到别处吃草去了。
1910年，本一古里安被锡安工人党调到耶路撒冷，担任新创办的党刊《团结》杂志的编辑。杂志出版第二期的时候，他才鼓起勇气在自己的文章上署上新起的希伯来语名字——本一古里安。24岁的本一古里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这时本一古里安已经明确，犹太人要建国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空谈，而是实干。他坚信只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他一度希望获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籍，在帝国内部争取犹太人的权益。为此他学习了土耳其语，并到帝国的首都学习法律。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奥斯曼帝国公民，他还戴上了土耳其式的圆筒帽，蓄起了土耳其式的胡子。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担心，本一古里安于1915年被驱逐出境。不久，他经埃及亚历山大到达美国纽约。
在纽约，本一古里安结识了年轻护士保拉。他向保拉求婚时提出，如果她同意嫁给他，那就得准备离开美国，去一块“狭小而贫瘠的土地，那里没有电，没有煤气，也没有电车”。1917年12月5日，保拉匆匆离开手术室，来到纽约市政厅，和在那里等她的本一古里安一起步入婚姻登记处。随后新娘立即赶回医院，那里有一个紧急手术正等着她，而新郎则去参加锡安工人党执委会的一个会议。
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支持，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英军随即开始组织犹太军团。1918年，本一古里安加人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但军团还未参战，奥斯曼军队就已经溃败。本一古里安从犹太军团退役后，从事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会的工作。1921年夏，他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
在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余，他既不与朋友结交，也不理会自己的家庭，而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长年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到40岁就开始歇顶，40出头已头发花白，过度的兴奋和烦躁都会使他发高烧。
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本一古里安所倡导的劳工运动并不是主流，但他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坚定，开始用自己的主张改变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3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本一古里安当选为执委会委员。这次大会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的转折点。
1935年，本一古里安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主席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与日后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一道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两巨头。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一度认为犹太人回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回到一片没有民族的土地”。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已经被本一古里安摈弃。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本一古里安态度务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巴勒斯坦“存在着真正的冲突，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政治冲突。我们都想成为多数。”因此，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巴勒斯坦进行犹太移民上，他要在巴勒斯坦使犹太人成为多数。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一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本一古里安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
但两年后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压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额，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面对英国立场的转变，本一古里安决定发展犹太人的地下武装。“二战”爆发后，面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本一古里安权衡利弊，提出了贯穿二战的著名政策：“我们将帮助战争中的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1940年的夏天，本一古里安在伦敦度过。英国人在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和勇气给他以强烈的震撼。使他更觉得要建国就必须靠强大的武装和英勇流血精神。
1941年11月12日，本一古里安来到了纽约，得到美国犹太社团的广泛支持。1942年5月，在纽约比尔特莫尔饭店召开的犹太人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八点纲领，宣告“巴勒斯坦将作为一个犹太国而并人民主的新世界”。
“二战”结束了，但英国并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这时的本一古里安已经预见到英国的撤离和犹太国的建立，并且预见到新生的犹太国家必定会与阿拉伯邻国发生冲突，于是他一方面组织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秘密反英军事行动，一方面竭力筹措资金购买军火。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英国的委任统治将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这一天，在纽约、巴勒斯坦以及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举行了庆祝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交通中断，人们载歌载舞直到清晨。但本一古里安在这一晚却异常冷静。他回忆说：“那一晚，人们在街上跳舞，但我不能跳。我知道，我们面临着战争。在战争中，我们将失去最优秀的青年。”
喜悦中的犹太人认为最大的威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暴动，但本一古里安却意识到，有可能到来的是阿拉伯邻国正规部队的进攻。他一边派果尔达·梅厄去美国筹款，一边打着埃塞俄比亚的旗号通过秘密渠道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本一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他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了！在场的人纵情欢呼，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通过广播收听了独立仪式，无数人失声痛哭。本一古里安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正式总理兼国防部长。
建国的兴奋无法掩盖以色列严重的生存危机。建国次日，埃及、外约旦（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在东、南两翼节节败退的以色列处于崩溃的边缘。是联合国主持下的第一次停火挽救了新生的以色列。本一古里安利用停火的4周时间全力购置军火、招募新兵。当7月8日战争重开时，以色列已经掌握了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夺取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本一古里安的军事战略是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造成既成事实。
1949年，本一古里安策划了“魔毯行动”，动用上百架次的飞机，把近5万名犹太人从也门接回以色列。1950年的“以斯拉一尼希米行动”则将12万犹太人从伊拉克运回以色列。建国初期的4年时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本一古里安曾于1953—1955年去职，但他实际上仍然掌控着以色列的大政方针，并于1955年再次当选总理。本一古里安一直奉行与西方结盟的政策。在1955年埃及向东方阵营靠拢之后，他更是不遗余力追随西方。1956年，埃及实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侵害了英法的利益。经过秘密磋商，本一古里安与英法结成同盟。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为英法出兵埃及制造借口。虽然以色列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介入，本一古里安稍不将西奈归还埃及。表面上以色列遭到了失败，但这场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10年宝贵的和平。
1963年，本一古里安因为一次失败的间谍行动引发的风波而辞职。1970年最终退出政坛。被载人史册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年轻时从德国移居美国，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母亲埃拉·弗里德曼是一位画家。奥本海默家境富裕，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奥本海默是一位少有的天才，公认的神童。他在5岁时即能够收集地质标本。他曾在纽约德育学校学习。1922年进入哈佛大学，在3年里读完了大学4年的课程，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奥本海默兴趣广泛，但只有物理学才是他真正的志向所在。当时美国的物理学尚不发达，因此他毕业后就前往欧洲学习物理学。
在物理学革命的大潮中，奥本海默如鱼得水，他凭借敏捷的头脑迅速领悟到新理论的核心，并站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1925年奥本海默来到英国剑桥大学，1926年5月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当时距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关于新量子力学的第一篇论文发表还不到一年，奥本海默已充分掌握了海森堡的新方法，用以解决分子带状光谱的频率和强度问题。同年7月，他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讨论了氢原子，提出了连续光谱问题，并且讨论了如何用公式表示连续光谱波函数归一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