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接触以冲突开始，冲突不断化解和调适，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如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当汉族刚迁入阿克塞县境内时，哈萨克人用宽容的态度让汉族人在这里居住了下来.但在相处的过程中总会因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及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矛盾，少数哈萨克人会说：“你们走，这是我们的地方，你们是叫花子、要饭的，是我们救了你们！”直到现在，一旦哈汉之间出现不和谐的事件时，极少数哈萨克人仍以这句老话指责汉族人。这一方面说明汉族人迁入这里后因为多种因素没有和当地的哈萨克人处理好关系，导致哈萨克人的失望和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内地汉人人口压力过大，导致汉族人不断西迁到这里，哈萨克人在政府的说服下不得不接受不断涌入的汉人，在接触后导致矛盾的产生。然而这些矛盾在哈汉人民不断交往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升级，反而不断减弱。这与国家对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支持分不开。十几年前，由于阿克塞旧县城博罗转井缺水而导致整个县城的未来发展受限，中央和省政府决定将县城迁入有充足水源的红柳湾镇，经过十年的建设，这个仅有9000多哈汉人民群众的自治县成为全国百强县之一。哈汉民族均居住在统一的小区中，汉族和哈萨克族从事牧业的家庭男人都在山中放牧，妇女和孩子均在县城居住。民族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形成了互相融合的民族关系。我们采访的汉族何老爹认为：“实际阿克塞的干部，包括哈族都好着呢。哈族干部都从下面来的，了解下面的疾苦，而且他们到下面也很适应，比内地的汉族干部好多了。阿克塞的干部无论哈族汉族都不错，说话也能说上，坐下沟通、办事，都不错。不像内地的汉族干部，就是‘老爷’，话都说不上。”胡永刚于2007年7月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红柳湾镇和当金山牧区实地调查资料。从这个个案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由接触产生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关系经过化解与调适后互相融合与影响。现在哈萨克人与汉族人和谐地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内，汉族人变成了放牧人，家中的墙上挂着哈萨克人传统的挂毯；哈萨克人中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学会了汉话和汉字，更多地吸收着内地汉族地区传来的科技放牧知识。这样的民族关系表现形式则是热爱和平的人们所渴望和倡导的。也是世界民族关系必然的发展方向。
以上便是民族之间的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是真实的民族关系的反映和写照，也是我们对民族关系表现形式进行分类的基础。从目前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现状来看，所有的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都可以包含在这四种形式之中。
三、接触的内容
接触必然涉及接触的内容。否则接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或无从接触。而接触的内容则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密不可分。由于接触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接触的内容则也是由表及里、由外到内。
首先，生计接触是接触初期最基本的接触。如果接触的民族成员之间能够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互惠互利，那么双方不仅能够在同一片地域共同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建立良好的民族经济交流关系。我们以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汉族移民与哈萨克族之间的生存接触为例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使内地的汉族人不断沿河西走廊向西移动，这期间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就接受了一些汉族流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内地汉族富余人员不断进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些进入阿克塞的汉族人，首要问题是生计问题。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汉族人适应当地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成为哈萨克人的牧羊人。也就是说，汉族人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主动适应哈萨克人的游牧生计方式，建立了生计互助关系。这就是生计接触。也是最基本的接触。在此基础上，哈萨克人与汉族人建立了互助合作的经济关系。一些汉族人在哈萨克人家里完成了牧羊人的责任也积累了一些资本后，就另立门户，成为独立的牧户。但他们仍然与哈萨克人同住一个住宅区，同在一个牧场放牧本文作者徐黎丽2008年6月17日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红柳湾镇居民小区实地调查资料。。由此可见生计接触是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接触。当然如果因为资源短缺而影响到彼此的生计和生存，那么冲突肯定产生，民族关系也必然向不友好的方向发展。甚至于导致接触中断，民族关系结束。
其次，生计接触得以巩固后，家庭、社区之间的社会接触得以展开，族际通婚越来越多，家庭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融为一体。我们以宁夏回汉之间的接触为例说明。在回族居住相对集中的宁夏南部地区，回族和汉族的居住形式有回汉互为邻村、回汉同村但不同生产队、回汉杂居于同一生产队，还有一些基本上是纯回族乡和汉族乡。因此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的外地汉人来到当地，不仅和当地汉族还需要与当地回族建立一定的经济方面的往来，当他们由于密切的经济行为与当地回族建立一定的社会联系之后，很快会被当地回族接纳，从而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和牢固的社会关系，得以在回族聚居的村落定居。如民国时期迁入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的任氏家族和谢氏家族，任氏家族是以货郎为业，其两代人就是通过走家串户卖针头线脑以及儿童玩具等来补贴家用的。在回族村中靠经营这些小玩意与当地回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确保其不仅能居住在回族村中，还得以长期定居下来。谢氏家族是靠制作蒸笼的手工业者，其第一代移民用扁担挑着制笼材料去回族村中制作蒸笼。由于长期的业务需要以及与回族建立了极好的社会关系，该家族中有一支就定居到了回族村中。这支谢氏与回族关系极好，第二代移民不仅有一位信仰了伊斯兰教，其他人还与回族建立了“干亲”关系，成为回族的“干亲家”刘有安：《乡村移民社会关系建构方式研究——以宁夏南部地区汉族移民家庭为例》，调查报告。。在青海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乌兰县，蒙古族与汉族在建立了互助合作的经济关系后，族际通婚逐渐展开，如今蒙汉通婚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刘瑶瑶于2008年7～8月在青海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县乌兰县实地调查资料。。他们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与民族关系逐渐融为一体。
再次，文化接触与认可。这是接触中最深刻的层面。一般来说，如果生计接触、家庭及社会接触发生矛盾和冲突，文化接触就不可能达到。因此这就是接触中的“里”和“内”。如今在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些民族间的接触只停留在生计接触层面和社会接触层面。主要原因是当地现有的生态资源和社会资源无法维持现有所有民族的生产生活需要。这就阻碍了民族关系向更深的层面发展——文化接触与认可。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民族间的文化接触都不可能达到。我们以英国牛津城的华人为例说明此点。本文作者在牛津华人基督教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华人自己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堂，他们借在海定腾区的一个英国人教堂做活动。在这个教堂中分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每个月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2：30普通话部和粤语部共同进行教会活动。参加的华人教会的教民有68名，其中女性占2/3本文作者徐黎丽于2006年6月5日下午在牛津华人教堂实地调查资料。。其余星期天的教堂活动则各在所在区域活动。普通话部的星期天的教堂活动人数为35～40人之间，并且女性占2/3本文作者徐黎丽2006年5月、6月星期天在牛津华人教堂实地调查资料。。这些基督教徒，以定居华人为主，他们仅占全部牛津定居华人的0.5％。从这个数字来看，信仰基督教的华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有一部分是借助于华人基督教教堂建立自己的交流平台，还有一部分对基督教有兴趣，但还没有信仰，处于初级的观望阶段徐黎丽、冯霞：《论牛津华人基督教徒的特点》，《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但是有一种趋势，就是华人中信仰基督教的信徒不断增长。一些虔诚的华人基督教徒认为，在牛津定居下来后，生活工作及其他方面都过得不错，但心理上总感到没有精神寄托，尤其在家的全职太太。她们认为信仰基督能够使她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基督能够保佑她们生活得更好。这说明一部分华人已经在宗教信仰方面与原居住地的华人在宗教信仰上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和英国本土的基督教文化进行接触，而且认可和理解这种异国文化，并成为这种文化的继承者。从此个案中可以看出，文化接触是民族关系中的深层次接触。也是民族关系得以维系的心理和意识基础。
四、结语
民族间无论杂居或聚居在一起，并不代表其民族关系向深层次方向发展。只有真正的由表及里地从生计、社会、文化等等方面进行接触，民族关系才能真正地通过理解和认同走向和谐相处的道路。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接触是民族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因而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变量。
［作者简介］徐黎丽，兰州大学。
族群、民族和谐机制研究——摩哈苴的田野观察
朱炳祥
摩哈苴村位于哀牢山上段，今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兔街乡，包括干龙潭村民委员会下属的麦地平掌、外厂、干龙潭、马家村、岭岗村、迤头上村、迤头下村、何家村和龙树山九个村民小组，以及小村村民委员会下属的老虎山和背阴地两个村民小组。该村是一个高山村庄，农户散落在海拔2200米左右的山林间。摩哈苴共有265户（其中干龙潭村委会205户）本文的统计数据皆为2002年。，1135人（其中干龙潭村委会905人）。据口述史推断，该村大约有300年左右的历史。迁入摩哈苴的众宗族中有6个宗族有口述史，这6个宗族迁居摩哈苴的时间为：竹根鲁13代，山白草杞13代，松树李11代，大白花何9代，大白花张9代，马姓汉族9代。而摩哈苴人结婚年龄在20～23岁。据此推断，摩哈苴有300年左右的历史。本文之所以将摩哈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摩哈苴是一个地域性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被称为摩哈苴庄，这一地域社会结构是在1949年以前的250左右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本文之所以选择摩哈苴作为民族差异与民族和谐研究的对象，是因为摩哈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从宗族到族群、从族群到民族、从民族到国家这样一个逐层分级的结构，有利于证明民族和谐形成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就民族而言，摩哈苴有两个民族：彝族与汉族，265户中彝族有229户，汉族36户；就族群而言，彝族中又分为两个族群：一种自称“密撒巴”，大白花姓氏前冠以图腾祖先灵牌质料，这是当地人的表述法。如“大白花何”表明以大白花作为图腾祖先并以之制作祖先灵牌的何姓宗族，下文的“竹根鲁”、“松树李”等表述法与此同。何和大白花张两个宗族为“密撒巴”；一种自称为“罗罗颇”，除“密撒巴”以外的彝族皆为罗罗颇；就宗族而言，摩哈苴共有10多个宗族，彝族各宗族之间以图腾祖先灵牌的不同质料作为区分，是一种图腾氏族制宗族，汉族则以“大灵牌”作为祖先灵位。摩哈苴几个主要宗族及户数为：竹根鲁43户，松树鲁21户，松树李38户，粗糠李12户，葫芦李24户，山白草杞28户，大白花张20户，大白花何12户，马姓汉族36户。这9个代表性宗族共234户，占总户数的88％。
一、宗族差异与宗族和谐
我们首先从最小的一级单位“宗族”开始研究。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在研究非洲努尔人时曾提出一个看法：亲属体系兼具家庭与社会政治的双重特点；亲属制度不仅源于核心家庭，而且也源于政治法律制度所强加的外在压力；世系群更应被看成是社会政治关系体系的一部分，它构成一社会中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他在所著《努尔人》中，描述了努尔人的宗族裂变分支情况：努尔人的氏族分化而成的最大的裂变分支称为“最大宗族”，最大宗族的裂变分支称为“较大宗族”，较大宗族的裂变分支称为“较小宗族”，较小宗族的裂变分支称为“最小宗族”。“分支世系群”是努尔社会中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具支配地位的氏族，而这个氏族可分为较小的父系单位——世系群；因为“世仇”的存在，一个最小裂变支（世系群）的成员会对抗同属一较小裂变支（世系群）的另一个最小裂变支（世系群）的成员；而另一种情况下，一个较小世系群所属的各最小世系群的成员又会联合起来对抗另一较小世系群；较大世系群与最大世系群的情况也如此。这就达到了“无国家的社会”的政治控制，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结构运动”，“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形式便通过这种结构运动而得以维持”。普里查德将这种在不同层级上或分或合的现象称为“分裂与融合”。他指出政治群体间的分裂与融合是同一个分支原则的两面。但是普里查德在他的描述与论述中，都更强调分裂、对抗的一面，而相对忽视融合与统一的一面，他说：“正是地域制度内部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才构成了政治结构的本质所在。”［英］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褚建芳等译：《努尔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74页。普里查德的后继者同为英国的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对具有高度复杂文明的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建、广东的宗族研究中，也是更强调对抗的一面。他认为在宗族的裂变系统中，结构性裂变单位是房。在“房”与“扩大家庭”之间的“支”为“中间裂变单位”，这个“支”的重要性显示了裂变的不平衡性。分支新建祠堂反映了“中间裂变单位”的产生，能够新建祠堂的支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这是“宗族内部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不平等的裂变。”［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中间裂变单位”的裂变方式依靠经济资源，这是横向的表达；绅士、商人、农民的分层则是一种垂直的表达。二者相互联系。宗族的均衡性原则一定会被宗族内部的阶级差异冲击甚至消弭。宗族内部的贫富不均以及社会分层并不是“无国家的社会”的特点，而是高度分化的“有国家的社会”的特点。“有国家的社会”中的宗族与“无国家的社会”中的宗族在此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