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文化程度、语言障碍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上述内容中，访谈资料并未一一列举，限于篇幅，有些访谈资料只作分类统计用。根据所掌握的调查资料，在对维吾尔妇女的命运观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对维吾尔妇女的命运观特点及成因作如下分析。
其一，以核心问题为主，在对维吾尔妇女命运观念的专题调查中，表现为非命论的妇女所占比例最高，占被访人数的45％左右，其他按降序排列，依次为持安命论的妇女占15％左右，持机遇论的妇女占14％左右，持天命论的妇女占12％左右，持模糊论的妇女占10％左右，持神定论的妇女所占比例最低，仅占4％左右。有些被访者针对不同问题时又体现出了不同的二元或多元的命运观取向，如访谈对象13，等等。
其二，研究显示，命运神定论也好，命运命定论也好，都深含着浓重的神秘色彩，很容易把人们引向不可知论的命运观。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把维吾尔妇女的命运观又分为三种不同性质的命运观：（1）积极的命运观。表现为非命论的妇女可归入这一行列，占被访人数的45％左右。（2）前消极的命运观。包括持安命论、持机遇论的妇女，占被访人数的29％左右。（3）消极的命运观。包括持神定论、持天命论、持模糊论的妇女，占被访人数的26％左右。
概而视之，持积极命运观的妇女所占比例最高，说明维吾尔妇女总体上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她们大都相信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进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由于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自身条件、文化程度、年龄特征以及对未来的设想，有的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奋勇前行，有的想方设法改变命运，有的期盼着命运出现转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们基本上能够积极地思考命运问题，关注未来。持安命论的妇女，不否定命运的必然性带给人生的种种遭遇，有些人表现为对这种必然性的顺从，有些人超越这种必然性的束缚，表露出一种不因幸运而喜，不因不幸而悲的达观的态度，从而达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与平衡。因此，一定程度上，这种原本消极的命运观可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为机遇论的妇女，虽然过于强调外部条件的影响，但她们至少心存改变命运的奢望，在她们看来，如果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及良好的秩序等，她们的生存状态可能就会有所改观，如其所愿。总之，有较好的精神修养和较好的外部条件，持安命论和机遇论的妇女，似乎都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因而，笔者把这两种命运观归结为前消极命运观。推而论之，在命运观念上表现为神定论、天命论、模糊论的妇女，都归入消极命运观的行列。这类妇女所占比例最小，仅次于持前消极命运观的妇女。持神定论的妇女，在对待命运问题的态度上，认为命运是胡达的安排；持天命论的妇女，大多认命，屈从于命；持模糊论的妇女，大多没想过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刻意思考命运问题。显然，持神定论、天命论、模糊论的妇女，她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一面，基本认为命运是既定的、注定的、不可知的，表现出一种比较消极、被动顺应的态度。
其三，对维吾尔妇女二元或多元命运观取向的文化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的理解，解释他人的解释”。就维吾尔妇女个体而言，命运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因人而异。由于每个人的童年经验、成长经历、健康状况、经济条件、成败得失、遭遇状况、认知水平的相似或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相同或不同的命运观，形成了各自对未来生活设想与期望的规划以及相应的人生轨迹。对于部分表现出二元或多元命运观取向的妇女，均有非命论与命运神定论等命运观并存的现象。这类妇女，既有高级知识女性，也有文盲；既有商人，也有农民；还有城市家庭主妇等。前已述及，受访的维吾尔妇女均属逊尼派，众教徒笃信胡达，崇奉《古兰经》。信仰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养育者，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每个人的生、死、祸、福、美、丑，都是由安拉预先决定，强调安拉对于万事万物的绝对权威。由于受伊斯兰教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人与生活，现实与内心之间很难达到完全的和谐，维吾尔妇女亦不例外。有研究者指出：“女性很容易被宗教拨动心弦，对宗教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接受力。在宗教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中，人所依赖的对象也从具体的物体发展为精神实体，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都具有超人类超自然的特性，成为无限的全知全能的神，寄托了人类所追求的希望，成为信仰者的精神支柱、依赖和依靠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很容易产生依赖感的。尤其是女性，在社会上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宗教中的神，正是在人们感到危机和软弱之时成为人依赖的对象。一般来说，人在几种处境中会去叩开宗教的大门。一是感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二是在生活中遇到较大灾难或困难，而又感到自己处于软弱无力，孤立无助的境遇中。三是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一些文化低、年纪大的妇女，更是以感情、想象来理解宗教，对宗教中的神秘主义部分尤为痴迷。”徐安琪主编：《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性别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页。虔诚地信仰、依靠神，给生活中无法改变命运的人带来希望。喀什是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心，吸引着无数游客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既是喀什伊斯兰信众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全疆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还是古尔邦节和肉孜节群众游乐欢歌的场所。此外，与国内各地内清真寺相比，清真寺的密集化分布，是维吾尔族地区清真寺的一大特点，喀什亦不例外。维吾尔族聚集的喀什乡村、城镇、街道，清真寺鳞次栉比，每村、每条街道都有1座或几座清真寺。尽管维吾尔妇女们在家里礼拜，但清真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很强的文化功能。它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影响着维吾尔人的思想，渗透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在喀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影响下，除职业女性外，其他维吾尔妇女大都表现出一种浓重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她们每天做五次“乃玛孜”、出门戴面纱就是最真实的写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维吾尔妇女表现出的二元或多元命运观并存的原因，并进行较为合理的诠释。“宗教既内在地表现为信仰者观念与思想、情感与体验，又外化为行为与活动、组织与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宗教对于社会的安宁、人心的匡正、道德的教化、社会的改良以及世界和平等均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毛振华主编：《社会学与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1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宗教教义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和理论机制，正确思考和合理解释宗教影响下的维吾尔妇女的命运观，使宗教成为喀什地区社会稳定而和谐的因素。
总之，命运问题的提出和思考，是立足于现实，以当下的痛苦与不幸为基础的，其侧重点是在关注未来。通过以上观察与分析，每一位受访的维吾尔妇女都有自己对命运问题的看法，都有对理想社会的描画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因此，表露出各自命运观的维吾尔妇女在其生命历程中，必然衍生出各自相应的未来发展和自我提升的人生轨迹，抑或引发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精神，因而从命运观中透射出的维吾尔妇女的未来发展必然会推动喀什乃至新疆和谐社会的构建。
TheFateConceptsofUighurWomen
fromPerspectiveofAnthropology
TakingKashiinXinjiangasanexample
FengXuehong
（TheNorthwestMinoritiesResearchCenterof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s：Kashiregion，wastheancientUygurtraffic，economicandculturalcenter，aswellastheEastWestcivilizationexchangescrossroads.OnthebasisofthesurveyoftheUighurwomensfateconcepts，thepaperwillanalyzeandgeneralizethecausesandcharacteristicsofUighurwomensfateconcepts.TheauthorthinksUighurwomengenerallyhaveapositiveandprogressiveattitudetowardslife.Hence，byprobingtheUighurwomensfateconceptlearnstheUighurwomensfuturedevelopmentandtheirselfimprovementlifetrajectories.
Keywords：Kashiregion；Uighurwomen；FateConcept
［作者简介］冯雪红（1968—），女，宁夏中宁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副主编、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族群与族群服饰——以中国南方族群服饰为例
周丽娅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服饰在人类族群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装饰以及设计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各种乡土气息浓郁的民俗节庆里，服饰以一个族群独有的创造和技巧的整体风貌，完全显现出独特的风情民俗和文化意念，服饰的语境和样式载承族群的民间传说、民俗心理、民族意念和民间文化，特别是女性服饰在各项族群活动中是最引人注目和最赋予情感特征的元素。
一、族群与服饰
族群ethnicgroup概念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本文引入“族群”概念，是基于国内学者已在21世纪初进行的关于“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会议深入研讨的结果，运用“族群”概念很有必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Harrell）在《民族、族群和族性》文中曾指出：民族英文Nation是指有state（国家）或government（政府）的一个族群，含有国家和民族两层意思。而族群ethnicgroup本身并不一定含有state和government的意义，它只是有意识、有认同的群体中的一种。参见［美］郝瑞：《民族、族群和族性》，《中国人类学会通讯》第196期。转引自徐杰舜：《族群与民族》，《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本文取其“族群”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认可，也就是说“族群”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定义，不具有主权或国家的意味。王延武：《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族群与族际交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基于这种观点，对我国少数民族服饰中的不同支系的服饰皆称为族群服饰。这是“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转引自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因为一种服饰的表情是一个族群的民俗心理、族群意念和族群文化的映射，也是族群的重要标志。
从人类服饰学的角度入手去认识一个族群或研究一个族群的历史、现状和探讨这个族群生活区域的文化与变衍，必须对这个族群服饰给予关注，因为服饰是民俗事象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黔东南族群节庆服饰是民俗事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构成成分，服饰中的刺绣、织锦是这部分族群习俗中特有的传承符号与文化形式之一。学者格尔茨认为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法国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在北京的服装展览会词：“兼具艺术和工业特质的时装是整个时代的表情，表达一个时代的灵魂和能量。”学者梁一儒在《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有：“色彩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醒目的部分。色彩能有力地表达情感。”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可以看出，作为文化的服饰是一种用符号表示的意义、象征和概念的系统。探究南方族群服饰与民俗事象的文化现象是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是对民间文化构成观念的再认识。
二、生态环境与服饰形态
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一个族群着装的主要因素之一。“服”为物，“装”是动词，这种状态使族群的服饰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黔东南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区域内有沟壑幽深的雷公山、香炉山、月亮山和云台山，有苗族、侗族、彝族、土家族等族群居住，分布在这交通不便，峰峦起伏的闭塞山区或深山穷谷。典型的苗家寨子一般都位于半坡山坳处，散居山谷聚而成寨，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寨部落。这是5000多年前蚩尤部落，不断征战、迁徙，最后退居山区落户的过程和结果，他们把更多的历史事件以口述的形式记在心里和以刺绣的形式“写在衣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