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贫穷、匮乏和遭受性侵害的经历，是玉玲生命中的重大创伤，像洪流一样不但冲垮了她的人生，也淹没她的未来，这是她的宿命，也是她必须接受的事。这样的事实无法被改变，所以就无法被忘怀。
在经过一整天的门诊后，我都会静下心来，整理思绪，调整步伐转换心情，这对我心灵平静有莫大的帮助。有时仍会不经意地想起我的门诊病人，那些在社会辛苦生存，同时也要和自己内在情绪不断交锋的人。对于一般人，最可怕的莫过于人世间的险恶。然而，对忧郁症的患者而言，往往最可怕的是自己的情绪。当敌不过时只能逃脱，用“解脱”一词形容或许更为贴切；“解脱”常常是远离痛苦最快的途径，只是他们的解脱却是结束生命。
此时我的工作，不外就是当他们败阵之时，提供必要的情绪支持与协助，使他们在不断的挫败中得以存活下来，累积经验找寻另一个有别于结束生命的出路。
玉玲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她不断尝试各种解脱的方法，对她来说，解脱只有一途，那就是死亡。其余要伤脑筋的就是如何成功地“解脱”。“技术问题很好克服。”她说。是的！我相信这难不倒她。但是，解脱之后呢？不就是赤裸裸地宣告被打败了吗？被命运打败、被环境击垮，最重要的是连自己也拼不过。
命运对她是不公平的，这毋庸置疑，以她的经历和磨难是应该要忧郁的，她的忧郁是那么理所当然。但是以死作为解脱对她自己公平吗？是不是应该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身为医师的我所能回答的。
一年前玉玲辗转来到我的门诊时，之前已有多次自杀记录，身体、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但是对于自己的病情、悲惨身世倒是能够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这大概可以归功于她之前所看过的医师。在此之前，她已经看过好几个精神科医生了。借由跟医师一次又一次地述说自己的遭遇，让她能把自己的历史有条不紊娓娓地道来。然而令她最不堪的部分，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她挥之不去，恐惧与悲伤的情绪更如野兽般虎视眈眈盯着她，随时对她展开致命的一击。
我不相信我可以活得很好，生命对我而言似乎是多余的。现在的我只想赶快把这一生过完，下辈子成为一个没有污点、干净的人来重新活过。不是有一句话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所要的自由就是没有过去的污点，没有人会指责我是妓女，像白纸一样洁白，让我自己去勾勒成我想要的样子，我要成为高贵的淑女，有着美满的家庭和爱我的丈夫，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别人的第三者，是地下夫人。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拥有美满、正常的家庭？我的过去是这么的不堪。我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过去的是我无法掌握也不是我要的。虽然无法选择我的童年、我的家庭，但是我可以选择现在，我可以选择死亡，至少可以选择死亡的时间与方式。
还不满三十岁的玉玲，就有着超乎寻常的人生经历，她忧郁的原因与她童年不愉快的经验息息相关。表面上造成她崩溃的是现在“不伦”的关系；实际上，过去受创的经历正如利刃一刀一刀无情地在她心中留下伤痕，她只是一直在苦撑着，撑得很辛苦。
童年阴影、家庭环境，像洪流一样在内心流窜着，等着适当的时机溃堤而出，她“男朋友”的老婆就是把薄弱的堤防冲垮的最后一道力量。
自从诚哥的老婆知道有我的存在之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反击，表面上接受诚哥的哀求，承诺要尝试接受我这个“第三者”。暗地里不但逐渐把诚哥的财产过继到她的名下，也开始骚扰我，打电话辱骂我。用尽所有不堪的言语污蔑我，甚至动手打我，还常到我住的楼下堵我，搞得小区的所有住户都知道有我这号人物。我必须这么说，她为了“接近”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和我们小区警卫攀关系，就为了知道我的行踪；不断地追查诚哥的通讯记录，即使我换电话号码，她都可以查得出来。她宛如鬼魅一般，我摆脱不了她，甩不了她，就像摆脱不了自己。因此，我崩溃了。
开始时，我茶不思、饭不想，没有食欲，没有任何动力，什么都不想做，不是坐在椅子上发呆，就是躺在床上，连电视也不想看。
死亡的念头开始出现，而且不断在脑中盘旋。于是我开始思考死亡的可能性和方法。等到我准备付诸行动，家人也开始慌了起来，母亲到处打听偏方，带我四处求神问卜，他们都说我是被邪灵附身，收惊拜拜、喝符水之类的事也试了无数次，我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是妈妈的心意总不忍拂逆，就算是让她安心好了。
几经挣扎，最后在妹妹的劝说下，鼓起勇气到精神科看看，就把自己当疯子好了，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了，我又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呢！从台东一路看到台北的医院，也换了数个精神科医师，不但效果有限，反而让我有机会收集更多的药物，朝着我的解脱（死亡）之路迈进。在我的病历表上，吞药自杀的记录可说是辉煌的。
玉玲的忧郁症属于重度忧郁症，该有的症状，她一个也不少，自杀未遂的记录更是难以计数。许多严重忧郁症患者也都有类似情形，也是医院急诊室的常客。身为精神科医生无可避免地常会接到急诊室传来自己病人自杀的消息，当然我们感到难过、无力和挫折，但当下所能做的只有包容和接纳病人难以言喻的苦。或许我们会心急、无力，但指责病人不是医生该做的事，因为病患已承受过多来自外在环境对他的责难，站在医疗的立场，我们可以做的事，不用是指责。
在多年的精神科临床及心理治疗的工作经验中，我个人较倾向将医师定位在包容者（container）的角色，不但是包容病人的情绪和行为，同时提供病人一个精神上的避风港。套用英国知名精神分析师WilfredBion所提的Contained&Container的理论：
Container（包容者）包含：人——治疗师
环境——医院（或治疗室）
时间——每星期一小时或数小时的
会谈
而Contained（被包容的）要被承接住的人就是病患。
精神科医师及治疗师不但要包容病人的情绪和行为，同时也要提供包容的环境（holdingenvironment）。让病人在情绪崩溃时有最后的退路，不管病人在外面遭遇到什么问题，以及精神上面临无法承受的痛苦，甚至想要轻生时，能想到还有医生、医院这个随时都可以退回来的地方，如果他们连最后的退路都没有，那么死亡可能就是最后的选择了。我们医院身心内科病房的安排布置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宁静的环境下，透过定时的服药、探视和规律的作息，让病人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中感到全然的放松和无比的安全感。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刻能想起这条退路，相信一定可以挽救不少宝贵的生命。
玉玲就是如此。她在几次尝试自杀前，还记得拨电话给我，我马上安排病房让她住院，虽然无法马上消除她的轻生念头，但至少可以缓住自杀的冲动。她背后巨大、沉重的创伤经验在住院短时间内是无法平复，但透过长时间的治疗和整理也许有机会止痛疗愈。也许玉玲一辈子都得跟这些情绪怪兽相处，免不了一再受伤与挫败，但是透过心理治疗，玉玲可以学习到如何与这些情绪怪兽和平共处，让自己在每次与它交锋之后更有力量重新站起来。
小时候，父母因为在北部工作的关系，而把我和哥哥留给住在台东山区的祖父母照顾。那是一个非常偏远落后的山区，没有水电、没有电视，连卫生纸也没有，你能想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正要起飞的年代，我上完厕所不是用卫生纸擦屁股，而是用竹片刮吗？我恨死了那种贫穷、匮乏，什么都没有！
而小小年纪的我就要做许多家事，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等着我：挑水、生火、扫地，没完没了的家事，我除了乖乖听话把事情一件件做完，又能如何呢？祖母对我所说的话绝不是如“阿玲吃饭没”、“今天功课做了吗”这样长者般的温暖的问候，而是严厉地催促着“死阿玲，还不赶快去挑水”、“动作这么慢，看我待会儿怎么修理你”。相较之下，哥哥过的日子就好太多了，重男轻女的祖母让哥哥享尽长孙的荣宠，一点家事都不用做。他可以和同伴玩耍，夏天到溪里游泳，冬天烤番薯，优游自在，而我却要在家里把水缸里的水加满、烧柴煮水，年纪大些还要帮忙烧饭煮菜，等着爷爷做完农事和哥哥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回来一起吃晚饭。
祖母一向疼哥哥，把他当宝一样捧在手里，而我只是免费的童工，家中若有好吃的绝对是只有哥哥的份，我连边都沾不上。记得有一次，家中有人送来一盒苹果，在那个年代，苹果是多么珍贵的水果！我光闻到苹果的味道就开始吞口水了，但是，只有哥哥可以吃，等到哥哥吃完了剩下的核才“赏”给我吃，我连果肉都吃不到。
我多么想要尝尝那青脆香甜的苹果。于是，趁家中无人时，把祖母藏在米缸中的苹果偷偷挖了出来，大口咬下去，一口接一口，在那时我才知道苹果是这么好吃，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一百倍。浓郁的果香，甜甜的滋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一直到现在，苹果都还是我最喜欢的水果。吃完一个还不够，由于平日的匮乏和不平等的对待，索性把剩下的两个苹果也吃完了，满足了小小的愿望，此时我才知欲望被满足的幸福是什么感觉。
当然，接下来的下场是很残酷的。祖母发现我偷吃苹果之后，以一个老人家不该有的残酷心肠，把我的双手绑在屋梁上用竹鞭毒打，我那哥哥不但不求情，反而祖孙两人连手，把我当玩具一样打着玩，哥哥在这一头把我推过去给祖母，祖母在另一头等我荡过来时竹鞭大力一挥，狠狠打在我身上。这样一来一往我就被吊着打了半小时。那时我大概只有六岁吧！一个六岁的女孩儿能做什么呢？远在天边的父母也救不了我。
如果这就是我童年全部的阴影，那么我现在也不必一心寻死了。身体的创伤远不及心灵创伤来得苦和大。我最大的痛苦还是来自哥哥的伤害，我的亲哥哥在我四岁时就开始对我性侵害。
我四岁时，他七岁，只比我大三岁。祖父母分房睡，在祖父家，我与祖父睡，哥哥和祖母睡，祖父每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就要下田，巡田水开始一天的农务，而我还待在被窝里睡。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冬日清晨，天尚未亮，远方的鸡已咯咯在啼。祖父已经外出下田了，我仍躺在床上继续睡，棉被还有一袭温暖的被香。这时哥哥蹑手蹑脚地跑到我床上来，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叫起来，他要我脱衣服给他看。要我在这么冷的天脱衣服当然不愿意，但是他半哄半威胁，甚至拿钱引诱我：“妹妹，只要你脱衣服我就给你五块钱哦！”一向都只有他有零用钱，我身上从来不曾有过零用钱，我也有想买的零食，那五元对我的吸引力确实很大，但恐惧的力量比金钱还大，我不知道哥哥要对我做什么事，肯定不会是好事。莫名巨大的恐惧让我静止不动，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眼睛盯着他放在床上的五元硬币。于是他开始对我毛手毛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