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是两晋时期著名的将领，他文武双全，尽忠职守，为人正直清廉，严于律己，加上待人宽厚，治军严明，一向深受部下和百姓们的爱戴。他曾经率兵击败杜弛等人的反晋武装，平定了社会动乱，被世人视为一代名将。曾有人专门写诗称赞道：“飘报风雨演神州，齐下江河乱来休。戮定荆湘非易事，论功应独让陶侯。”可见他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当时西晋朝廷已经覆灭，很多少数民族趁势而起，以武力占据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纷纷自称为帝，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逃往的皇室只在江南一带站稳了脚跟，新建立的东晋王朝偏安一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仁人志士都不甘心北方为胡人所占，弄得国家四分五裂，都力主北伐，希望可以收复中原。陶侃就是这样一个有志于恢复中原的人。
他最初在武昌做太守。武昌位于东晋首都建康的上游，是长江边上的重要城池，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当时，两湖地区出产的粮食，都要在武昌集中，然后经过长江运送到下游的建康。由于战乱连年，加上饥荒频仍，常有流民出来打家劫舍，水陆交通本来就有些不安全。而一些王公贵族的手下，居然趁火打劫，借这种混乱局面出来扮作强盗，专门在长江上拦劫过往的客商，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一个个胆战心惊，不敢在长江航行。陶侃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派兵船假扮成商船的样子，在长江上航行，借以引诱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上钩。结果，那些人真的信以为真，跑来打劫，有几个人被当场捉住。陶侃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问，居然发现他们是西阳王司马策的手下。陶侃气愤万分，当下领兵来到西阳王的驻地，摆开阵势，命令西阳王立刻交出参与行劫的部下，并且当场处决了二十多入。这一举措吓得那些皇族下人面如死灰，再不敢仗势凌人，为所欲为了。从此，长江沿岸的水陆交通恢复正常，安全得到保障，那些外出流亡的人纷纷回来了。陶侃因此得到朝廷的嘉奖，先后被提升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地位显赫。
陶侃的威望迅速提升后，引起了当时握有重兵的大臣王敦妒恨。王敦一向反对北伐中原，多次被陶侃顶撞，视他为眼中钉，眼见陶侃权势越来越大，心中不安，就想利用自己的职权，害死陶侃。幸好陶侃的儿女亲家周访在湖南一带很有势力，手中握有重兵。王敦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思前想后只是把陶侃降了职，调他到广州去做刺史。
当时的广州，田地、人口不多，生产又落后，景象凋敝。陶侃到了那里之后，每天根本没有什么公务可办，日子过得十分清闲。为了不让这种清闲的日子使自己失去斗志，他专程叫人准备了一百多块砖，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天一亮，陶侃就早早地起床，把这些砖搬运到外面去，码在一个空场上。到了晚上，他又出去把砖搬进院子里来，码在原地。就这样，每天早上把砖搬出去，晚上再搬进来。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衙门里的人看到陶侃搬砖，都感到疑惑不解，刺史怎么没事找事，自己瞎折腾呢。有人按捺不住，就跑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陶侃笑笑回答说：“我一生为恢复中原为己任，矢志不渝。要是生活过分安逸，疏于练习，恐怕将来担当不了大事，所以我要用搬砖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增加自己的力气。”一时间，陶侃搬砖被传为佳话。
过了几年，由于形势的需要，东晋朝廷任命陶侃做征西大将军，把他重新调回荆州做刺史。荆州人民一听陶侃要回来，纷纷奔走相告，举手相庆。
陶倪一回到荆州就忙着办理衙门里积压下来的公事。许多公文书信，都由他亲自执笔起草；许多来访的客人，也都由他亲自接见，可以说忙得不亦乐乎。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在广州养成的运砖锻炼的习惯，照样天天坚持，无论多忙也不肯间断。有人见他这么劳累就劝他休息休息，别做运转的锻炼了。他回答说：“古时候治水的大禹，品格高尚、智慧过人，他尚且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时光。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那就应当爱惜分阴，时刻不忘磨炼自己才对。”正是这种自觉磨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大志的精神使得陶侃深受世人推崇，赢得了无数的赞誉。
修身点拨
“慎独”之所以古往今来受到德育思想家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作为“入德之方”，在人们修身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用：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自觉性，从而强化个人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它能够使道德主体掌握相对具体的修身方式。所谓“克己正心”，注重容易为人们忽略的小事，使人们对身边的点滴之事更加警醒和谨慎。
陶侃身处优裕的环境之中，不忘磨炼自己的意志，以搬砖的形式提醒自己，保持保家卫国的高远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