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计义中取利
商无信不立，信毁则业毁
相传战国时期，虞孚学会经商之法后，生产出几百斛漆运到吴国去卖，找到买主后为贪利而在漆中掺假。结果不但没卖掉反把老本都赔光了。虞孚的教训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经商的道德和信誉问题，无论什么性质的商业经营者，都不能忽视它；二是专业问题，一般不要从事并不熟悉的专业经营，更不可自作聪明，“班门弄斧”去欺骗买主。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终究是会败露的。经过高人指点辛苦了几个寒暑，本可以赚钱致富的虞孚反落了个“客死异乡，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经商者，更应该接受虞孚的教训，不能抛弃商业道德这个大义，去贪图一己之私利。这样不仅自己在商场不能立足，反会遭到世人的唾骂。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老老实实地为人，真真诚诚地做生意，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声誉日隆，财源茂盛。
人无信不立，商亦无信不立。企业和经商者绝不可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甚至背信弃义。要知道信立，则业立；信毁，则业毁。所谓“诚信”，其基本要求就是不经营伪劣产品，不从事欺骗性活动，不传播虚假信息。作为行为，其核心就是诚信道德的实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高效、周到、热情服务，以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吴舜文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女企业家之一，1973年她曾当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企业家。她因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就，于1973年与1977年先后被美国肯尼迪学院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圣诺大学名誉商学博士。
吴舜文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她具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她毕生身体力行，做人的基本原则——守时、守信、诚实、公正、俭朴、坚毅。她是一个很有恒心毅力的人，结婚以后才上大学，40岁出国念研究生，70岁开始学书法。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属少见。
她经营管理的观念是众多人津津乐道的。她把“义”放在首位，利居其次，她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企业的崇高理想。在台湾企业家偷税漏税严重的情况下，吴舜文则是例外，1986年她是台湾排行榜的冠军。
她经营企业，理想高、眼光远，不投机图近利，肯务本求实。在研究发展上敢于巨额投资，她在台湾也是出了名的。她投入巨资，兴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就是一个例证，她曾这样说：“投资设计中心的宗旨，是为了工业发展，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既然方向正确，就不如放手去做。如果成功了，就对大众有贡献；失败了，对历史有所交待，也相当光荣。”
她的工程研究中心，每年的研究经费达4亿元台币，每天耗资110万元台币。每年花费在买书上的经费就达150—200万元台币。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孙运旋公开讲：“吴舜文是台湾唯一看到研究发展至为重要的企业家。”
吴舜文在管理中也实行了几条有效的改革，比如她采取“目标管理”，即由员工每年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年度计划，再分解为每月目标，据此检查工作。她还在台湾首创“三班制”。
1960年她掌管台元纺织品公司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把两班制改成“三班制”，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发放同样的薪水，取得了良好效果。由此产生的是台元的工作效率与技术水准大大提高，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
总之吴舜文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她具有丰富的知识与高度的智慧，凡事追求完美。她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意志力坚强，好胜，不服输，同时也勇于创新。这是一个天生企业家的条件，难怪她把事业经营的如此成功。
从商要有商德
只顾自己赚钱，不讲社会道德的商人，自古以来就是受社会舆论谴责的。
相传有一个叫龙昌裔的米商囤积几千斛大米，时值灾年，他却以高价出售，当米价有所下降时，他写了一篇祷文到神岗庙祈祷，而被雷震死在亭子外边。人们认为是龙昌裔触动天怒神怨，雷击死他是对他的惩罚，还联名上告，把他孙子的功名都予以革除了。这表明人们对龙昌裔为赚钱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憎恨与厌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现代商人，就更应该讲求商德，而不能不顾仁人大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象龙昌裔之流的奸商，难道不是愚笨之极吗？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商不奸”，“无商不贪”，这是长期存在人们头脑中的看法。所谓“奸”是商业活动中的权变，欺诈投机之通称；所谓“贪”，是对商业利润最大限度的追求。现代商海中，也确实存在着象龙昌裔那样的愚蠢之辈，利令智昏之徒。他们根本置商德于脑后，浑水摸鱼、弱肉强食，挂羊头卖狗肉。这种人的行为违背了商业信誉、社会道德，必然自阻商路，自毁事业，为精明的经营者所不取。在“无商不奸”的观念的蒙蔽下，人们忽视了“商业”作为社会正当行业的地位，忽略了商界中古今的许多正派、虔诚的商人。
黄世惠是台湾企业界第二代相当引人注目的富豪，与台湾许多企业家不同，他原是一位脑外科专家。五十开外才接管企业，涉足工商界。克服了种各困难，他本着正派经营的信条，从头做起，从实践中摸索经验。他秉持“不要分是谁的责任，自己应该率先努力”的思想，迅速使自己成为内行。
从医师到“三阳工业公司”的董事长——三阳工业公司，在台湾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在岛内，一提到三阳产的“野狼”牌摩托车，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在三阳最辉煌的日子里，台湾的三个摩托车骑手中至少有一个骑的是三阳的产品。即使经过了4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的台湾摩托工业界，“三阳”仍是无可替代的“霸主”。
从黄世惠接管“三阳工业公司”的那一天起，他就再三地宣布以“正派经营”为其经营指导思想。他声称自己的赚钱哲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是什么钱都赚的，乞丐的钱就不赚。”
1988年黄世惠毅然购入了“国泰信托投资公司”的大多数股票，出任公司董事长，于11月11日正式接管这个烂摊子，从而跨入了金融业。当时他自己也说“国泰”是个“火中粟子”，“国泰信托”是1985年台湾“十信风暴”中的主角，已经濒临破产，无望收回的放款将近200亿元新台币，净值仅950万元。上任之初，黄世惠仅带了三个慕僚，以“正派经营”为其经营指导思想，在公司内推行“三阳式”的分层负责与奖惩制度，贷款业务不同金额由不同等级的主管全权决定，同时，主管也担负起完成业绩的成败责任。黄世惠个人与关系企业不向“国泰信托”贷款，严格的制度使“死水”重新流动起来。七年后“国泰信托”信托资金从240亿元新台币猛增到918亿台币。拥有总资产已突破1100亿台币。这时的黄世惠开始涉足银行业了。
“正派经营”是黄世惠事业成功的保证。
取财有道，无愧于心人生在世，不要忧虑得不到钱财，怕只怕得到财富后不能好好地使用。官禄、福份也是如此，不要担忧它不降临，应该担心的是能不能无愧于心地得到它。
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肯勤勉地做事，开源节流，财富是不难得到的。怕只怕自己懒惰成性，又挥金如土，如果是这样，这一生你就别想拥有财富。人的一生最可怕的是得到了财富而不好好地去用它，不是当了守财奴，就是花天酒地、奢靡浪费，这样，财富反而成了害人的东西，不仅害自己败家丧身，更危害社会。实际上，财富如果用于正途，未尝不是一股力量，乐善好施，有益民生，才是真正发挥财富的妙用。所谓“天要你富莫太奢”，都是告诉我们要善用金钱。
世人都渴望官禄和福份，然而究竟有几人能得到呢？如果财富不是从正道而来，却尽是做一些亏心损福之事，不但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将自己的人格输掉了。其实，福禄本无定数，又何必太过执着呢？倒不如求自己内心的福禄，“无谄无曲便是心官，不借不求便是心福”，任凭谁也夺不去抢不走了。做官求福是如此，经商求财同出此理。作为一个现代商人，就更不能为富不仁、贪小利而失大义。古往今来，有多少富商豪贾是因为贪利忘义而成为富翁的呢？即使有，他也是生活在人世唾沫之中而抬不起头来，这样，即使你拥有万贯家财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呢？
高明的生意人决不唯利是图，更不会独吞全利，而是使对方也获得满意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顾客，赢得市场，也才能最终战胜竞争对手。然而，在现代商场中，虽然很多人都明白其中道理，却往往不愿意这么做，相反倒是弄出许多舍义取利的蠢事来。他们往往就这样经商、取财，最终落得个背信弃义、见钱眼开的骂名。
信用和商誉是无形的财产
人而言，信用和商誉非常重要。而信用和商誉，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获得。因为买卖并不是只做一次，所以如果违背了正道，就无法持久。一次不正当的行为，很快就会传遍大街小巷。这时，任凭你如何辩解——“不，只有那一次，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一定没有人会相信你。
失去信用和商誉只是瞬间的事，而一旦失去了，想要恢复就必须再花很长时间。所以，要时时自我警惕。
常听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重信用。比如说，在拐角那一家店买东西最放心，就是说那家店最有信用。某家商店的商品又好又便宜，那家饮食店的东西最可口，这家西装店如期交货，像这种叫人花钱花得放心、乐意，也就是有好信用的店，一定是赚钱的店。商店也好，工厂也好，事务所也好，不只你一家，顾客要选哪一家那是他的自由。因此，做生意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使顾客不走入别的店而走入你的店。
谁都希望顾客越来越多。但如何增加顾客呢？其中的秘诀就是尽量重视每一位进门的客人，努力使每一位顾客买过你的东西就不再想要到别家去。
东西又好又便宜，店员和蔼可亲，那么你的顾客只要进门一次便永远成为你的主顾。你的主顾又替你拉主顾，如是一拉十、十拉百，你的生意就兴隆了。这叫做“口不予改动”。小生意的本钱有限，利润也很薄，不可能在电视上或报纸上做广告，“口碑”就是小生意的广告。
经营中先义而后利
商人是天生的平等派，商人交往遵循的是自愿、平等原则，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人”的发现和关于“人”的理论的创立，他提出“以人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就是要贵族阶级把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牲畜，这在人格上便是人与人的平等，这就是孔子的仁历史社会意义，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平等自由的新人类观，它为古今商业交往奠定了一条基本的伦理规则。
商战重在功利。在商业经营中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应该说，各种物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但是，人的欲望决不只是物质的，还应有非富多彩的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就会误入歧途，使人一发向钱看。同时，人的物质需求欲望的无节制的增长，往往会远远地超过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如果过分地刺激人的物质欲望，就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孔子的商战伦理，既承认表示个人物欲的“利”，又强调代表利公利他精神的“义”，主张义利的统一，提倡“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从而为商业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种道义的协调力量。
松下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据说学围棋的人，大约下过一万次棋便可拥有初段的实力。我认为培养纯洁之心的情形亦然。首先，早晚要着意于培养纯洁之心，并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是否有不好的态度。这样持续一年、两年，做一万次，亦即经过了三十年以后，即可达到纯洁初段的程度，到达纯洁初段时，才能算是拥有正常人的心态。这时，所有的判断和行动大致不会有什么差错了。
松下先生在另一则日记中说：我认为成功的经营者和失败的经营者之间最大的分野，在于究竟能做到几分大公无私，以无利之心观察事物。以私心，也就是以私人的欲望经营的人，必定失败。能战胜私欲的经营者，才能促使事业兴盛繁荣。
一切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换言之，需有一颗正直的心。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不受私欲诱惑，以纯正之心观察事物，而且经常审视自己，告诫自己。见义忘利者，人财两空贪欲是万恶之源。世间其它一切罪过，都只不过是贪欲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表现。人们贪求的庸俗目标无非金钱、虚荣与奢华。金钱的贪求，促使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享乐与虚名的贪求，更能使人陷入极端无耻，甚至不可救药的地步。只有追求理想与真理，才能得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每个人都想得到利益，而且越多越好。这是人们共同的心理。看到别人赚钱，自己也想发财，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不能贪心不足。人过于贪婪，则会被他人利用。
国君过于贪婪，那么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官员过于贪婪，那么政治的前途也会丢失；商人过于贪婪，那么商场上他会败下阵来。人由于贪欲不止，往往见利而不见害，结果是利也没有得到，害反而先来临了。
管志诚有40年工龄，36年党龄，可是他的资格不过是他的本钱，而且资格越老，犯下的财迷、色迷的病也就越深。管志诚本是首钢矿山公司的采矿工，靠勤劳肯干、要求进步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北京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的职位，前后共收索贿赂140多万，贪污公款八万多及港元两万，成了一个标准的蛀虫。他能这么发财的手段却最简单不过了，给人批条子，别人就要拿钱来换，换多少，就要看这位管领导的情绪和口味了。中国的钢材产量少，而需求量大，你要搞经济建设，不用钢材行吗？搭个鸡窝还要用硬料呢。可是靠国家计划下拨，拨到猴年马月？拨下来的钢材还不够，何况中间还要搞车皮，跑运输。管志诚这样的人可以坐在山上等人送钱，那些办工厂的，特别是“后娘养”的乡办厂，不送钱开后门，应该连钢材屑子都求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