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把散文政治化分野这一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两派之间的论争。这一论争既有时代政治的原因，也与不同作家对小品散文的社会功能和文体要求的不同认识有关。早在第一个十年时期，在大革命失败后，“语丝派”内部就开始分化，一派以鲁迅为代表，另一派以周作人为代表，有着“鲁迅风”与“启明风”的不同，最后因成员思想分歧，于1930年3月10日，《语丝》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后停刊。1932年9月16日，原“语丝派”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林语堂于上海创办了《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闲适、抒写性灵的小品、掌故、丛谈等。并于1934年4月和1935年9月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宇宙风》两刊。从而形成了“论语派”。“论语派”的主要成员还有周作人、邵洵美、章克标等，他们自称是“性灵派”与“语录体”，除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外，还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随即还出现了《逸经》《谈风》《西风》《文饭小品》《天地人》等风格相近的一批杂志，幽默之风一时盛行于文坛。
幽默风的兴起绝不是偶然，而是20世纪30年代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化、急剧化在文学领域中的曲折反映。在白色恐怖下，那些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不满于社会现实，又不敢参加反抗暴政的实际斗争，便竭力寻找一种既可以发泄心中的积怨，又不会因此而遭受迫害的两全形式，“幽默”便在林语堂的倡导下应运而生。虽然林语堂认为他们提倡的小品主张“小能兴邦，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也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但客观上却起着“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的消极作用，因而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批评。鲁迅在《论语》创刊周年时应林语堂之邀写了《<论语>一年》一文进行规劝，后来又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从中可见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两派作家之间对小品文的不同认识。
1934年9月，在左翼作家的支持下，陈望道于上海创办了《太白》半月刊，以小品文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1935年3月《芒种》半月刊创刊于上海，载文批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闲适小品”的言论。这两份左翼倾向的文学杂志，不满于“林派刊物”在当时那种阶级对抗紧迫的气氛气氛下，刻意提倡“超远”的立场，与现实拉开距离；不满于林语堂将幽默闲适作为散文的中心格调，彼此之间唱起了对台戏，并一度发生论争。“论语派”和“太白派”的论争进一步加深了20世纪30年代小品散文的政治化分野，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各自在散文艺术的探求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太白”派继承了“五四”以来小品文发展的优良传统，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论语”派在“幽默小品”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在现代散文理论与表现手段的丰富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其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是并存的，林语堂的“幽默小品”，自是代表了现代散文中的一脉。
20世纪30年代散文多样化的长足发展，使“五四”时期开创的现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成熟。
现代散文在第二个十年走向了成熟，进入第三个十年后，战争的爆发直接影响了散文各种文体的发展势头。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呈现出一派发达的局面，成了文坛的主角；在战争的相持阶段，杂文又因时而起，在揭露抵制社会弊端中发挥了它独特的功能，而抒情散文和艺术小品相对滞后，直到抗战中后期及抗战胜利后，才以较高的艺术水准，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的风致。不同时段不同体式的散文各领风骚，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散文发展的整体脉络，散文的社会化也得到空前的加强。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我们民族进入到了从血火走向新生的大转折时期，“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让位于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在爱国心的驱使下，许多作家纷纷投入到战斗的浪潮中去，报告文学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体裁，以其题材的重大性、新闻性、纪实性和文学性，成了战时作家们的首选文体，许多业余作者也纷纷加入到了报告文学写作的行列中来。《抗战文艺》《大众周刊》《读书生活》以及一些报纸的副刊都争相刊登报告文学作品，《战地生活丛刊》《战地报告丛刊》等报告文学丛书也大量出版。1939年，在上海“孤岛”坚持抗战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还征集出版了《上海一日》，叙述了“八·一三”战役后一年间其中任何一天人们的生活经历或社会见闻，和《中国的一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报告文学一时蔚然成风。
抗战初期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者是丘东平。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最早突破一般的事件描写，转而刻画战场人物。在气氛的烘托中及直接感受的描述中，使外部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丝丝入扣，有一种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这使得他的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很难严格区分。代表作品有《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等，或反映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抗日要求；或记载江阴战斗中的败绩及众多士兵的英勇牺牲；或控诉敌人的残暴和歌颂人民的反抗，都写得真切动人。骆宾基是善于写战地报道的另一位小说家，《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等，都写伤兵奋不顾身，勇敢战斗的精神。他的《东战场别动队》写的则是上海郊区民众战斗生活的篇章，以篇幅之长而著称，写得也绘声绘色。
1941年后，一方面，由于“皖南事变”，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国统区已无法真实报道抗日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抗战初期那种普遍的速胜心态冷静下来，作为传递战争信息和鼓动抗日的报告文学的写作相对减少，国统区报告文学的写作趋向沉寂。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才出现了几部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南京印象》，茅盾的《杂谈苏联》《苏联风闻录》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鼓励作家深入到斗争生活中去，因而从抗战初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记人为主的报告文学是解放区报告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如杨朔的《毛泽东特写》，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周立波的《徐海东将军》，陈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沙汀的《随军散记》等，写法上接近传记，有着比一般报告文学更强的文学性，以沙汀的《随军散记》成就最高。《随军散记》原名《我所见之H将军》，是作者1938年随贺龙去晋西、晋中，与他五个多月交往的真实记录。通过频繁的战斗生活，作者突出地勾画了贺龙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貌，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采用了小说的一些艺术手法，把一个天真、开朗、诙谐、豪迈和坚韧的贺龙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突破了一般英雄业绩的复述与堆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也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沙汀在用纪实性的散文笔法叙写真实人物，以及传记文学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贡献，有着探索的意义。解放区另一类以记事为主的报告文学，真实地报道了现代战争时期人民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是对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记录。
报告文学是新文学中最新的部分，它在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萌芽，在革命的洪流中，经“左联”的提倡而正式诞生，在战争的血火中，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的杂文也同样是迎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向前推进的。鲁迅杂文战斗传统的发扬是贯穿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共同精神，并先后形成了围绕《鲁迅风》等刊物的“孤岛”杂文作家群和国统区围绕《野草》的“野草”杂文作家群。解放区的杂文创作相对稀少，而且多集中于延安整风远动以前的一段时间。
1939年1月11日，《鲁迅风》创刊于上海。从巴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出该刊的办刊宗旨：
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惟一的“用意”了。
正是在这种“用意”下，该刊刊登了大量有关抗战的杂文。除《鲁迅风》外，当时还有诸多刊物发表此类杂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译报》的副刊《大家谈》《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以及《申报》的副刊《自由谈》等。1939年出版了《边鼓集》《横眉集》两种杂文合集。同时，“孤岛”杂文因在巴人和阿英之间曾经产生过的关于“鲁迅风”的论争而影响更大。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继承鲁迅精神。论争以双方联合署名发表《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的意见》告终。这一派杂文由于“孤岛”特殊的地域环境，有着现实批判性强，笔调真切痛快的共同特点。主要代表作家有巴人、唐弢、柯灵、阿英、周木斋、文载道等，其中以巴人的创作最为活跃。
巴人（1901—1972）的杂文创作始于1922年，抗战时期，他先后出版了《扪虱谈》《生活、思索与学习》《边风录》等杂文集，以及与人合集的杂文集《边鼓集》《横眉集》等，这是他杂文创作的全盛时期。巴人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及其鹰犬的愤懑和抗议，在对敌伪汉奸的挞伐中勾画种种社会脸谱。他的杂文体式多种多样，善于从某种论调或某一世态生发开来，结合自身的体验和经历进行描述，融进鲜明的爱憎和独到的见解，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如《说笋之类》，由日本人诬蔑中国人嗜笋而引出童年掘笋的回忆，进而根据自己的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抵我的掘笋方法，专看地上裂缝。因笋有成竹而为箭的使命，所以特别顽强，不论土地如何结实，甚至有巨石高压，它必欲挺身而出；故初则裂地为缝，终则奇缝怒长，即有巨石，亦必被掀到一旁。”此文从笋性说到民族性，以痛斥日本人诬蔑中国民族性始，以振奋中国民族性肯定抗日精神终，很能显示出他杂文的特色。建国后，巴人有《遵命集》《点滴集》《巴人杂文选》等杂文集问世，还有大量的作品尚未结集出版。他一生为杂文的命运笔耕不辍，《论人情》《况钟的笔》《上得下不得》《拿出货色来》《<鲁迅风>话旧》等篇章都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然而，他最终惨死于不论“人情”者血淋淋的“刀笔”之下，“文革”时，被遣回原籍，精神失常，抱恨而逝。
1940年8月20日，《野草》创刊于桂林，由夏衍、孟超、宋云彬等编辑。围绕《野草》，在国统区形成了一个杂文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聂绀弩、夏衍、秦似、孟超、宋云彬等。郭沫若、茅盾等都曾为《野草》撰文，秦牧、周而复等青年作者也在该刊初试锋芒。《野草》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副刊、《新蜀道》副刊《蜀道》、桂林的《救亡日报》副刊以及《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刊物一道，形成了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高潮。“野草”杂文作家群中，以聂绀弩的杂文成绩最为显著。
聂绀弩（1903—1986）的杂文写作始于抗战以前，曾产生过一些影响，但他以大量的杂文创作产生较大的影响却是在抗战以后。这一时期他结集的杂文集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早醒记》《血书》以及选录增编的《二鸦杂文》等。聂绀弩的杂文有着宽广的历史和现实视野，观察犀利，剖析透辟。《怎样做母亲》是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在对旧伦理道德沉痛的控诉中显出其思想的力量。在对未来理想的向往中又倾泻出一种深沉的激情；《巨像》由祖国美丽的山河而联想到日军的进犯，由人民的坚韧而引发了作者的抗日激情。触景生情，以事显情，情景交融，抒发了作者由“旧我”向“新我”的变化。《我若为王》正话反说，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也是对当时反动专制统治的影射，同时尖锐地揭示了这种统治的社会基础，对“奴才”们的鞭挞更是对提高民主意识的呼唤；《历史奥秘》援引岳飞、秦桧的故事，借古喻今，是抗日英雄的赞歌，也是对投降主义的警告；《韩康的药店》，用虚拟故事，抨击国民党封闭进步书店，窒息人民舆论的丑恶行径；《上山》用象征手法，通过对“丑云”的描写，发出了“一切丑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的愤怒呼声，表明了作者分明的爱憎。聂绀弩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深得鲁迅笔法，蕴怒于嘲，寓庄于谐，于平易中见深沉。他的杂文善于缘事而发，触景生感，夹叙夹议，内容不仅涉及对腐朽事物和黑暗现实的抨击，而且于旧伦理道德的批判中，力求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建国后，他还有《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等杂文集问世。
解放区的杂文创作集中于延安整风运动以前的一段时间，除《解放日报》《谷雨》《抗战文艺》曾刊载过杂文外，中央青委一批青年作者办的《轻骑兵》墙报也刊登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杂文。当时发表杂文的主要作家有谢觉哉、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王实味等，影响较大的作品有《三八节有感》（丁玲）、《论同志之“爱”与“耐”》（萧军）、《了解作家与尊重作家》（艾青）、《打倒穷困》（林默涵）、《野百合花》（王实味）等等。这些作品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对革命内部的不正之风，如官僚主义、封建旧思想等予以批评，散发出特有的时代气息，有些批评虽不无偏颇，但能见出批评者的良苦用心和赤诚态度。他们以作家的责任心烛照传统陋习以及革命队伍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后来有些作家却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打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杂文的作者和数量反而减少了。
现代战争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是当时最大的现实，源于生活的文学自然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救亡”的时代主题之外。反映民族共性的报告文学，具有战斗性特征的杂文等文体的发展正是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也反映出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更具个性化的小品散文这一时期的收获就没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丰盛，也没有出现成批的有自己艺术风格的新作者，但已经成名的作家所写的散文，却大都比前一时期更为圆熟。小品散文在社会化的趋向下有一定新的开拓，少数作家虽不直接干预抗战现实，却在远距离审视人生的追求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如梁实秋等人的散文，而他们文学价值的完全实现，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却是在和平年代到来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