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幽默散文在现代散文的文体探索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的散文，题材庞杂，无所不谈。他学贯中西，用中英文双语写作，善于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从一件具体的事物畅谈开去，引发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比较冲突的许多联想，把国民性改造及传统文化转型的思考贯穿于他的小品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如《中国的国民性》《谈中西文化》《论幽默》等。林语堂的散文大都有着幽默的情趣，这使他的散文显得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显得轻松自然，往往根据内容的需要，幽默中有讽刺，讽刺中有幽默，广达自喜，潇洒自如，较之“五四”以来现代散文存在的某种感伤浪漫和教化色彩，自是拓展了其审美领域”如《论政治病》，幽默地讽刺了国民党政客们的所谓政治病，“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闷鸡了。”“人人在鞠躬尽瘁为国捐躯带病办公，人人皮包里公文中夹杂一张医生验症书，等待相当时机，人人将此病症书招示记者赶夜车来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疴’去。疗养院的外国医生哪里知道早经传染的脏腑及富于微菌的尿道，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再如《冬至之晨杀人记》嘲讽虚伪的客套，却用平和的幽默语调出之，有着郁达夫所谓的那种英国的“牛油气”。文章借用孔子“中士杀人用语言”的话，讲述了冬至之晨用语言“杀人”的故事，他把社交上的虚饰比作八股文的起承转伏，最后说“这样用半个钟工夫做起承转伏正要切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因为我知道我已白白的糟蹋我最宝贵的冬至之晨，而他也感觉白白地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林语堂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娓语式的闲适笔调，“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如写《秋天的况味》，足不出户而尽知秋韵，由香烟那温煦的热气联想而出，闲适、平淡而纯厚。写《论赤足之美》，写得潇洒通脱，率真自然，“畅快忘形”。散文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有着功能的多样性，林语堂散文在30年代虽然有着和现实政治超远旁观，脱离时代的一面，但他“幽默风”的散文写作却贯穿了一生，他用融会中外的智慧，从学养文化方面独辟蹊径，扩大了散文的审美娱乐、认识启发等功能，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探索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
林语堂的文学活动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语丝》时期，《论语》时期，海外写作时期和晚年写作时期。1936年以前，林语堂的作品以中文散文为主，另有剧本《子见南子》。1936年以后，则偏重于写英文小说，他一生共出版了中文著作十六种，英文著作和编译著作五十一种。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结集的《林语堂经典名著》多达三十五卷，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
1936年，林语堂赴美，到1966年定居台湾，是他的海外写作时期；1966年至1976年是他的晚年写作时期。在后半生漫长的岁月中，林语堂用小说、传记、散文、论著和中国名著英译等形式，把渊深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这是他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梁实秋
20世纪20年代在新诗领域崭露才华，20世纪30年代又以批评家的身份成为自由主义作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20世纪40年代奇迹般以《雅舍小品》创中国现代散文发行量最高纪录的散文家是梁实秋。
梁实秋（1902一1987），原名梁治华，笔名秋郎、子佳、希腊人、程淑等，北京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1915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初涉诗歌评论写作，1923年秋，与许地山、谢冰心等人同船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1927年编辑《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并开始散文小品创作，1928年与徐志摩创办《新月》月刊，一度任总编辑，为新月派文艺理论家：1932年主编天津《益世报》的副刊《文学周刊》，1934年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主编《自由评论》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四川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并开始着手《雅舍小品》的写作。1949年初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同年去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66年退休，致力于文学翻译和散文写作，1967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1972~z旅居美国，两年后返回台湾，1987年，因心脏病病逝台北。梁实秋一生著译丰富，还曾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
梁实秋结集出版的散文集主要有：《骂人的艺术》《雅舍小品》《雅舍小品续集》《雅舍小品三集》《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怀旧》《谈徐志摩》《清华八年》《谈闻一多》《秋窒杂忆》《槐园梦忆》《看云集》《西雅图杂记》《白猫王子及其他》《梁实秋札记》等。
梁实秋的文学活动始于“清华”八年时期的1921年。当时他和同学顾毓琇等人一起组织了“小说研究社”，并开始新诗创作。这期间，他还先后编辑了《清华周刊》《文艺汇刊》等刊物，并与闻一多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冬夜草儿评论》，初步显示了他出众的文学才华。1923年梁实秋去美留学，研读英美文学评论。当时他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白壁德（Irvingbabbit）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国国学日趋式微的情状下，他反而主张要他的弟子以道德为言，以儒学为反对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的重要工具，成淑世易俗之功。梁实秋深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既浚发了他昌明国粹的士文化因子，也催动了他融化新知、不为俗务的自南主义奔突，并大致上确定了他以后生活、创作与批评的方向。梁实秋回国后，“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二马并驱：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进行文学活动。1927年后，他以“新月派”批评家的身份，就有关文学的阶级性等问题和鲁迅等左翼展开论战，鼓吹抽象人性论，主张文学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同时开始散文创作，并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论散文》。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是其理论主张在实践上的体现，但由于时代和个人条件都不成熟，在当时影响不大，后结集为《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介入散文创作的，他的创作实践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理论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更有助于风格的形成。他并不是没有反帝爱国思想，早在1935年他就曾撰文批判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他曾参加慰问团亲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也曾写过《记张自忠将军》那样的宣传抗日的文章；但同时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主张。1938年，他接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后所发表的“编者的话”在文学界又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与抗战有无关系”的论争：入川以后，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议长汪精卫的投身事敌使他感到愤慨；到重庆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达官显贵假抗日之名大发国难财的现象又使他对抗战的前途失去信心，于是他逃进了文学的避难所，并再度把他的文学主张付诸于创作实践。20世纪40年代，当他的朋友、当时在大后方重庆办《星期评论》的刘英士向他约稿时，他就写下了一组恬淡闲适、幽默风趣的散文，后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小品》既是梁实秋文学主张的自我实现，也是他这一时期心态的真实表现。由于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共同心态，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影响在当时无疑是消极的。在敌人的刺刀对准了我们民族胸膛的血与火的年代，他寄情于巴山蜀水，超然物外，不计得失，宠辱两忘，在恬淡闲适中追求个人幽默和情趣，与其说是“独善其身”，倒不如说是“袖手旁观”，他的自然文艺观和主流文学“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不可同日而语。
《雅舍小品》的开宗之篇是《雅舍》，与《陋室铭》等传统文化中的淡泊以明志的文章异曲同工。房子的主要功能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梁实秋把外敌入侵时卜居重庆乡下的一间简陋土屋戏称为“雅舍”，就足以看出他的幽默、解嘲和闲适。“雅舍”不仅“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篦墙不固，门窗不严”，“鼠子瞰灯”“聚蚊成雷”……简直就是强敌压境下灾难中国的缩影。但面对鼠子的骚扰和蚊风的猖獗，作者的态度不仅是“没有法子”，而且“我仍安之”，甚而把“细雨蒙蒙”，“推窗展望”成“米氏章法”，把“灰泥”的“突然崩裂”欣赏为“奇葩初绽”。“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作者在文章结尾还特意作了说明：“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他在另一篇《中年》中写道“中年的妙处，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这种恬淡闲适、幽默风趣的“雅舍”气质就构成了粱实秋散文的独特风格。他此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现代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怒吼的散文和受难的散文尽管在当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鼓动作用和暴露作用，散文的社会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但有些篇什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因而渐渐被人淡忘，相反《雅舍小品》这类闲适的散文时至今日却逐渐呈走红之势。近年来梁实秋等人的散文在市场上有着良好的销路，其中有些篇章在《读者》等杂志上时有转载。《雅舍小品》自问世以来一版再版，风行不衰，迄今已发行五十余版，创中国现代散文印行的最高记录，这不仅说明了时代主题的转换对文学的影响，也反映了文学自身对其艺术性的要求。而梁实秋对现代散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对现代散文文体审美功能的理论开掘和创作实践上。
梁实秋在《论散文》一文中曾经说过：“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二字作为他散文创作的自觉追求，和周作人散文有着相似之处。《雅舍小品》中的许多名篇如《雅舍》《中年》《男人》《穷》等都写得清楚而有姿态，简单而有力量，有一种简洁美、适当的美，这也构成他散文的一大特色。梁实秋的散文不讲究排偶，但于参差不齐中寓有整齐排偶之笔；不拘于格律，而自有平仄的谐调和声韵的配合，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节奏之美，如《懒》《鼾》《洋罪》《脸谱》等，都有这种不露斧斫之痕的文调美。梁实秋散文学识丰富，思路宽广，旁征博引，融会贯通，集文人散文和学者散文的特色于一体，中外逢源，古今无阻，如《健忘》《饮酒》等篇，古今中外，侃侃而谈，游刃有余。同时，他的散文机智闪烁，谐趣迭生，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而又不落俗套，如《职业》《洋罪》《脸谱》等。梁实秋散文取材广泛，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恬淡闲适中纳入了他再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无论是描摹世态人情，还是抒写社会风尚，都能用洒脱的笔调，娓娓道来，饶有意味。他的散文主张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的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又写得平心旷达，自然真率。如《鸟》《猪》等篇借物喻人，和《懒》等文有着同样的意旨，于谐趣幽默中寄寓着讽喻。梁实秋在不断的创作中形成的“雅舍”系列散文，优雅怡裕，舒徐自如，兼具绅士气与名士气，有“绅士礼服上的玫瑰”之称。
梁实秋的散文创作虽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骂人的艺术》中的那些篇章，但他散文风格的成熟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雅舍小品》问世以后。
“雅舍”气质在他的散文中一以贯之，去台以后的大量散文作品也不例外。早期散文以情采飞动著称，也多丽辞佳句，但略嫌浮华外露。随着年事的增长，他的散文内容更偏重于人生真谛的寻觅，世俗百态的描摹，旧时风情的追忆和艺术规律的思索。随着思想的稳定和深化，文风也随之递变，在平朴中显丰厚，于精约处见开阔，仿佛是随意道来，然而却布局上稳，章法严谨，读来兴味盎然，余韵曲包，耐人思嚼。虽然他躲进“雅舍”，却仍免不了怀旧谈故，思乡恋秣。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之思和故人之思一类题材的散文在他散文创作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大，也尤为引人注目。《北平年景》《故都乡情》《北平的街道》《忆青岛》《我的一位国文老师》等，都注入了浓厚的沧桑感、乡愁感，与传统的放逐心态和羁旅母题血脉相连，深沉浓郁，感人肺腑；《谈徐志摩》《谈闻一多》《忆冰心》《忆老舍》《忆周作人先生》《怀念胡适先生》等，忆人念故，难能释怀。他用他的笔墨营造了一个“梦里家园”，在“梦”中，就连《雅舍谈吃》这样一部饮食文化题材的小品集，都时时寄托了他思故土、怀故人的真挚感情。而当他用这种笔墨写下他悼念亡妻程季淑的《槐园梦忆》的时候，于疏落简约的文字中就写得更加凄清缠绵，情深意浓，催人泪下。槐园无槐，槐即怀也，槐园的意象能让人联想到槐阴之下的邯郸一梦。从“雅舍”到“槐园”，抽象的人性自是具体化了。
梁实秋晚期的散文于“雅舍”之外有着多向发展的趋势。《梁实秋札记》中的一些篇章和周作人的此类札记散文一脉相承，驳杂之中见渊博，活泼之中见稳练，不拘一格而又自成一格。而他那段“黄昏恋”所引发的一组书信体散文也写得“才情并茂”，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气韵。
梁实秋有一篇题为《“但恨不见替人”》的散文，写他有过失误，有过偏颇。他的散文作品也并非字字玑珠，篇篇精到，但他劳其一生营造的“雅舍”世界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