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主底儿女们》当初出版时用的装帧图画是但丁《神曲》里的“地狱篇”插图，用以宣传这部小说的广告声称它是“中国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这都给读者一种很好的启示：这是一篇关于人在心灵的炼狱里痛苦撕扯的小说。事实上，《财主底儿女们》正是以它对人物内心的潜隐意识、复杂多变的心理波澜以及纵横交织的精神重担的揭示而抓住了读者的心。在上半部中，虽然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但是作者从来没有懒惰地把任何一个人物做简单化的处理。蒋家的长媳金素痕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她干练泼辣，工于心计，又善于耍弄阴谋，正是她直接地导致了蒋家的迅速衰败。但是，在后来的描写中，我们发现她并非纯粹是一个荡妇，她对自己的丈夫蒋蔚祖的感情是既爱怜又厌烦，对自己的生活既不甘又自弃，她一手捣散了蒋家，却又在她自己深深的痛苦与阵阵的悔恨之中使人觉得她仿佛也是一个受害者。蒋少祖与蒋纯祖无疑是这篇小说所着重描写的两个人物，作者对于这两个人物的内心揭示更是倾尽了心血。蒋少祖是这个大家庭中的第一个叛徒，他曾留学日本，有着青年常有的热望与激情，但是，在生活的道路上一路走下来，他渐渐地冷却了自己的热情，开始了向从前所叛离的家庭复归，并颇有心机地参与了家族的财产纠纷当中。他虽然也活跃于上海的政坛，但是他的一篇又一篇的讲演无非是流于形式的空洞言辞，即使是他自己都不曾被它所感动、所说服。他一次次地想要找回当年的激情，但他找到的是对于世事日渐加深的冷漠与迷茫。当战争爆发时，他终于彻底地被残留在自己身上的传统价值观降伏，一边追逐着政治权利，一边在旧诗词、宋明版本中寻觅自己灵魂的栖息地。他彻底地从当年的叛逆前线上撤了回来，甘愿做一个新型的“落伍者”。蒋纯祖是这个家族的第二个反叛者，他彻底地从象征传统宗法社会的“苏州园林”中走了出来，鄙夷这个家族的儿女们为争分家产而进行的。他在全家人都逃离南京的时候毅然决定留下来参与战斗，他觉得在战争中可以实现他青春的抱负，可以借机彻底地更新自己的生命。但是，从南京到重庆，再到四川的农村，蒋纯祖经历的是一个四处碰壁，处处受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看到了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的社会现实，更是亲历了自己内心的远比自己所以为的要复杂得多的矛盾与冲突。可以看得出，蒋纯祖身上有着当年蒋少祖的影子，但是他又有着与蒋少祖明显的不同，他始终都保持着自己青春的热望，“举起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以“困兽犹斗”姿态在生活的激流里冲撞，从不言馁。在从武汉到重庆的演剧队中，他不肯苟同于僵硬的教条，与剧队里的“左”倾教条主义做争辩；在穷乡僻壤的石桥村小学，他又孤傲的向宗法制农村的冷酷与愚昧做着顽强的斗争。最后，他由于肺结核而死在了荒凉的石桥乡，从而也结束了他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短暂一生。
胡风曾在《<财主底儿女们>序》中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这一评语正是路翎这篇小说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写作的主要意旨。通过蒋少祖与蒋纯祖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路翎显示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个人化思考。蒋少祖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那就是在一度的狂热过后，由于对旧有的传统文化的留恋使得他们最终又走上了复古主义、中庸之道。他们缺乏对于新生命、新事物的持续的热情与恒久的努力。而蒋少祖似乎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有足够的热情奔赴他们选定的新生之路。但是他们所有的努力又都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他们紧紧把守着自己思想、观点，不肯也拙于换一种眼光来审视身边的生活。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抱有这个社会当前阶段所不能达到的过高的幻想式的理想，这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这一知识分子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同于魏连殳、子君、莎菲、倪焕之、觉新等的新形象。路翎对于这一类知识分子心灵内部炼狱式的痛苦经历的揭示，使知识分子又多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与道路的选择。路翎对蒋纯祖的塑造也显示了路翎对知识分子从事革命这一行动的个人化的深刻思考，他并没有简单化这一行为，而是通过蒋纯祖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艰难性与复杂多变性的独到认识，他意识到单单凭着青年的热情并不一定导致所追求理想的实现，知识分子面I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从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革命家，这一过程需要承受酷烈的创痛，倘若没有心力来承受这一点，那么强烈的热情就会导致堕落。而路翎对蒋纯祖的那种始终执著于自我理想的充满力度的性格的塑造，又似乎很有他的所谓的“原始底强力”的意味。所以这篇包含了路翎关于知识分子多向度思考的小说，被称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而《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也被胡风誉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建国后的路翎继续从事小说的创作。1952年12月，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路翎主动要求到朝鲜前线，这段经历使他此后创作出了反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生活的作品，如《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在这些小说中，路翎依然坚持了他对人物内心真实的探索与表现。《初雪》描写的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其助手王德贵，奉命把前线地区的朝鲜妇孺运送到后方的安全地带。作者并没有写炮火纷飞的战场，而是通过这时间有限的一次路途，写了战士触景生情的内心世界。被战火破坏的村庄使刘强想到了日本占领下上海的悲惨景象，而这些沉痛的回忆又使他推己及人地对朝鲜人民产生了责任感和深沉的爱。《洼地上的“战役”》也是敏锐地抓住了处于战争这一特殊时空下的人物心理，以优美的文笔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丰富而又单纯的精神世界。朝鲜姑娘金圣姬大胆而又单纯地爱上了志愿军班长王应洪，但是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严明的军队纪律使这段爱情无法顺利进行。围绕着情感与纪律，作者写了王应洪的惊慌与甜蜜，写了侦察班长王顺对此事的同情、理解和关怀。在这些作品中，虽则路翎继续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他的心理描写已经变得不再是先前的疾风暴雨式的喷泻而出，而是较为从容、节制，叙述的语言也不再是浑浊、粗粝，而是明净、缜密。《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之后曾引起了亲身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志愿军战士们的共鸣，在部队里很受欢迎。但是，这篇小说很快就遭到了批判，而且以此为开端，路翎所有的作品都遭到了否定。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开始，路翎就被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而被一次又一次地挞伐，从中国的文坛上彻底消失了。
纵观路翎的创作，无论是描写矿区的工人，处于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还是宗法制农村中背负精神奴役创伤的农民，抑或是战火纷飞中的志愿军战士，他始终都坚持着自己的写作主张，从不曾为当时的流行概念所左右。他的一支笔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总是能够为我们打开那丰富而又隐秘的内心世界。在对人物的动态的、多向度的、有立体感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中，生活本身的复杂多变也一并为他所展示。他的小说创作方法上的特点正如胡风所总结的：“他不能用足够显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底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我国传统小说偏重于故事情节的叙事，路翎的这种专注于人物心理的创作使他在传统小说的现代性方面做出了一种进步性的努力。茅盾曾说：“近代小说之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移以注意于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乃是小说艺术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路翎有时过于追求人物内心的复杂与多变，过于偏重于潜意识的揭示，这就不免会发生勉强、失真的缺陷。但总体上看，路翎的创作在40年代的文坛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以他二十多岁的年纪就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和四个短篇小说集，这在小说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也开创了一种以个人心理历程来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叙述模式，这种以知识分子审视社会历史以及自身精神挣扎的叙述立场后来影响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比如宗璞的《红豆》里就有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艰难挣扎的影子。
钱钟书徐讦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出生于江苏无锡，是著名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家学功底深厚，从小就熟读中国古典小说。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在校期间即以卓然不群的才学博得老师的赞赏。1935年，钱钟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英国语文系学习两年，后又前往法国学习法国文学一年，打下了扎实西洋文学的基础。1938年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录用为教授，后历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主编、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钱钟书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任研究员。“文革”时，钱钟书夫妇被送往“五七”干校劳改。1982年，钱钟书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的重要的学术著作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在国内文坛引起轰动。小说主要描写的人物是以方鸿渐为主的一批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以及围绕在他们生活圈子内的一些教授、学术界人士，书写的重点是他们在中国40年代的生活与心理。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伦敦、巴黎、柏林游荡了四年，一无所获，迫于无奈买了一张假文凭应对家人。他生活的第一幕就拉开在回国的法国游船上。在船上，方鸿渐遇上了娇媚诱人的鲍小姐，并终于没能抵挡住诱惑而与她有了一夜情。“艳若桃李”却“冷若冰霜”的留学生苏文纨在鲍小姐上岸后巧妙地使方鸿渐围绕在自己身边。第二幕是抵达上海后，方鸿渐对偶遇的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但是苏文纨故意使坏离间了这对恋人。第三幕是方鸿渐应三闾大学之邀前往湖南就职，却糊里糊涂地落入了同伴孙柔嘉煞费苦心的爱情圈套中，最终与她在香港结婚。方鸿渐虽终于有了一个家，但两个人的矛盾与争吵却愈演愈烈，只剩下无边的孤独。《围城》在表面上显示的故事就是方鸿渐的三次感情婚姻波折，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围城》“使人得到这般印象：理想的爱情，多归虚妄；婚姻多是不由自己的遇合”。
《围城》是一部意蕴层次十分丰富的小说，虽然显见的故事层面上多的是方鸿渐的恋爱与婚姻，但是小说在对方鸿渐保持全知视角、又对其他人物用方鸿渐的视角持以半知叙述的巧妙安排中完成了对一批知识分了心灵史的描绘。首先是处于全知视角下的方鸿渐，他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弱质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性格温和，对于周围的环境不满，但又缺乏抗争的能力，他总是被动地接受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人事。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总是处处受苦，虽然有坦诚生活的愿望，却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有着挥之不去的深深孤独。围绕着方鸿渐作者又描绘了一些知识分子，比如戴着博士头衔的苏文纨，结婚后却一心钻营钱财：比如学术骗子李梅亭，他的箱柜中一半是卡片，一半是准备高价出售的西药，随时做着发财的美梦，在旅途中他与妓女调情，在南城的旅社里，他又吃一个寡妇的醋，他挂在嘴上的儒家道德全成了他伪善的一种讽刺。而三闾大学内的韩学愈、高松年、汪处厚等人所营造的一团乌烟瘴气的学校氛围又充分暴露了知识分子官场化、庸俗化的倾向。钱钟书在刻画这些知识分子时总是能够把握住人物的内在心理，三言两语就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因此《围城》刚刚问世时便被介绍为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因为他向人们描绘了生活在40年代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在对他们的堕落、病态的生活状态的描写中，完成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