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海上大王”郑芝龙郑芝龙，字日甲、飞黄，原名一官，后改芝龙。后来他还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做平户老一官，一个荷兰名字叫尼古拉。福建南安县石井乡人，明末著名海盗兼大海商，绰号“海上大王 ”。他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
在海上拼搏几十年，郑芝龙演出独具特色的三部曲：早年离乡背井闯世界；继而当海盗，兼营海商，亦商亦盗；最后由盗而官，亦商亦官。像他这样一身商、盗、官三种名份与经历的人，中国历史上实不多见。然而这种现象也只能出现在中国。中国人固有的乡土氏族家国观念使本来应该是纵横世界大洋的海盗都守在家门口那片海洋中恋恋不肯离去，不肯到外国或者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身手。
郑芝龙从事海商活动范围广泛，势力范围包括：福建沿海、台湾岛、日本海域；从海上到陆地，从国内到国外，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有过接触。在海外商业竞争中，他善于经商，大获其利，成为富可敌国的大海商。当海盗时，拥有千艘舰船与十万部众，入仕明王朝后控制各种海船万艘，能号集大海船三千艘，可称之为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
《台湾外记》中关于郑芝龙的出生有一段颇具传说色彩的故事：大约是说郑芝龙的二世祖郑达德所葬之地乃是一处名为“五马奔江”的风水地穴，有天命应出五代诸侯。又说郑芝龙出生前八日，雷电劈开厦门海渚中一石，中间现出“隶篆鸟迹“的谶语，等等。
但是这位传奇人物的具体出生年月在历史上却没有定论。根据各种史料，汇聚起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590年-1605年之间。郑芝龙出生在南安石井一个小吏家庭，家境清贫，有三个弟弟，分别是郑芝虎、郑芝彪、郑芝豹，这些后来都成了他的海盗团伙主力军。
传言在他17岁那一年，他的舅舅黄程从澳门返回到南安探亲。郑芝龙随之前往澳门。当时北京的明朝政府是万历皇帝的天下，大明朝即将走到尽头。明朝虽然有禁海的命令，但是山高皇帝远，皇帝的意志在抵达东南沿海的小县城时，已变得衰危之极。
环境能改变人，澳门的环境改变了郑芝龙。澳门是葡萄牙人的一个据点，这些葡萄牙人大多不通汉语，要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得学会他们的语言。不到一年的时间，郑芝龙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了。
不仅如此，郑芝龙居然对葡萄牙人的文化感兴趣，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甚至还有一个西洋人的教名，叫尼古拉，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被叫做尼古拉一官。
郑芝龙到澳门1年后，舅舅黄程让他送护一批货物到日本，这些货将搭大海商李旦的船只运抵日本的平户港。这次航程将成为郑芝龙人生的一大转折。
李旦是17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海商之一，是那个时代的传奇英雄。他在日本的平户左右逢源，是在日本最大的华人海商集团的领袖。
李旦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暹罗、柬埔寨、交趾等东南亚国家，但是当时西洋人已经介入到这些国家的贸易之中，特别是荷兰人与葡萄牙人，所以他需要郑芝龙这样既懂这两国语言，又有天主教背景的人，郑芝龙就这样随李旦留在了日本。
后来李旦觉得郑芝龙能干可靠，收他做了义子，并交给他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到越南做生意，郑芝龙的商业才华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几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代巨商，常往来中国、日本间，据说当时“居日华侨，咸推重之”。就是说在日本中，他非常受华侨的尊敬。
郑芝龙还认识了许多社会名流，曾经晋谒日本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进献药品。郑一官受幕府召见之后，当地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光荣显赫的人物，从此之后地方豪贵和他多有往来，并且敬称他为“老一官”，这就是“郑一官”这个名字的来历。
随后，由于他显赫的家财和出色的能力，当时的日本的松浦侯为他做媒，娶了以一名日本女子为妻。这位女子在日本被人称为田川氏，在中国则是翁氏。几年后她为郑芝龙生了一个儿子：郑福松，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
然而郑一官并没有在日本过平静的生活，他在义父李旦的指派下去给西班牙人做了通事，负责联络明朝海盗，共同对付明朝水师，劫掠商船。但是不久之后，他把西班牙人的航班时间表出卖给了西班牙的死敌荷兰人，从此站到了海洋新秀荷兰人一边。
郑一官和荷兰人、英格兰人结成了松散的同盟，共同打击西班牙人，顺便兼做海商和海盗，垄断了福建广东往吕宋、日本方向的贸易，一时间财源广进。
不久，李旦在平户去世，他的产业和事业都落到了郑一官手里。一夜暴富的郑芝龙更加野心勃勃。
他在日本认识了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商人颜思齐。这个人浪漫地想让中国人控制日本的政府。很快他们就组织了一批人。然而，这批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人还没有正式举事，就被人告发了。郑一官伙同颜思齐率13艘船和一些部属（其中包括陈衷纪这个铁杆海盗兄弟）仓皇出逃，最后到了九洲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从此开始了海盗生涯。
1624年郑芝龙伙同颜思齐逃离日本时只有13艘船、数百人，而到1626年颜思齐去世时，船只数量已经达到120艘；而在1627上半年，扩大到400艘船与70000人，到了下半年，郑芝龙船只的数量就达到1000艘之多。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
这些数据表明，年轻的郑芝龙确实拥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这也使他在集团内部的领袖地位变得不可动摇。
郑芝龙自立门户后，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18先锋，结为“十八芝”，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郑芝龙继续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在这以后郑芝龙率领武装船队纵横海上，冲击闭关锁国的明王朝，屡败官兵，击退荷兰殖民者，几次入侵福建沿海，消灭其他海盗集团，统一海洋，威震东南海上。
郑芝龙当上海盗头目之后，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为了占领大陆口岸根据地，用大陆作为物资人员供应基地，以便于扩张海上。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
此时的大明朝政府正深陷困境之中，内有魏忠贤等阉党祸害朝廷，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外有满族人在东北地区屡屡发动进攻，要剿灭郑芝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郑芝龙的船队对沿海地区的不断骚扰，也令政府非常不安，思来想去，朝廷决定采用招抚的策略。
泉州巡海道蔡善继负责招抚郑芝龙的工作，蔡善继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给郑芝龙。郑芝龙虽然自小性格叛逆，但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的强大力量不可低估。对中国人来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才算是真正成功者。在郑芝龙看来，虽然自己拥兵数万，但背着海盗的恶名，海外的成功并不能得到家乡族人的认可，郑芝龙始终都把目光投在国内。
所以大明的招抚让郑芝龙怦然心动，他接受了招抚。这个决定令他的部下，特别是陈衷纪、杨天生等人大吃一惊，坚决反对。最后跟随郑芝龙前往投降的，只有12艘船，共800多人。但让郑芝龙难以接受的是，大明朝并不肯因为他的归顺赐给他一官半职，接待他的官员居高临下的口气也让他不舒服。一怒之下，他又回去拾起了老本行。政府第一次招抚彻底失败了。
福建的水军随后几次进剿郑芝龙，但无一例外遭到失败。再后来郑芝龙俘虏了水军将领卢毓英。郑芝龙释放了这位朝廷命官，并让他转告上级，表明自己并无意与政府对抗，并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表明只要政府授予他一定的官职，他不仅愿意归顺，而且还将以他庞大的海上力量，力保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全。
但是郑芝龙再次失望了。福建巡抚朱一冯严令都督俞咨皋全面进剿郑芝龙，俞咨皋是嘉靖时代剿灭倭寇的名将俞大猷的儿子，这次出剿他还联合了荷兰人。然而这支中荷联军不仅损兵折将，最后连中左所（厦门）也被郑芝龙的海盗军所攻占。屡战屡败的俞咨皋最后被政府处死。
1627年的8月，天启皇帝病死，继任的崇祯皇帝在内忧外患中调整国策。1628年，熊文灿被任命为福建巡抚，这个对时局有着比较清醒认识的官员，力主对郑芝龙招抚，并获得了兵部的认可。最后，他推出了一个人选，戚继光的旧部、曾被郑芝龙俘虏的卢毓英，从事这项招安工作。
郑芝龙欣然接受，当即隆重地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随后他进入泉州接受招抚。这一次他凭借强大的实力，辅之以大量的银两以及奇珍异宝贿赂福建官员以及朝中政要，以图使自己的归顺能够弄到一官半职。但同时他提出了两个条件。首先，他要求庞大的军队不被遣散。他提出的理由是用这支军队“剪除夷寇、剿平诸盗”。其次，他再次强调朝廷应当授予他一定的官职。对于这两项要求，卢毓英表示“定然题保，决不负将军归诚意”，至于军队方面，只是要求郑芝龙能约束自己的部队，“严饬诸人，登岸毋得放纵”。
在正式接受招抚之后，郑芝龙被授予守备职，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这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但从此他的海盗集团一变成为合法的政府地方武装，这支武装力量，仍然被郑芝龙牢牢地把握在手中。
在多年的漂泊、流浪与征战之后，郑芝龙终于不再是海盗，而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政府正式官员。
在摇身一变成为大明帝国的将领之后，郑芝龙开始制订打击中国东南海盗势力的计划。在这次招抚与受抚的交易中，无论是郑芝龙还是大明朝的政府，都成为赢家。
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城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消灭了明朝遗臣拥立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于是有明室血统的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为“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建安伯，后加封平国公。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位昔日的海盗头逐一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老海盗集团。
自此，郑芝龙的势力进一步加强。更重要的是，郑芝龙清除了在澎湖一带唯一敢于与他公然对抗的势力，从此郑芝龙得以进一步经营台湾海峡。其实就郑芝龙而言，他肯定把台湾当做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因此他在控制了台湾海峡后，在开发台湾上投入了大量的血本。崇祯三年，福建发生大旱，农民无食，流离田土。郑芝龙就请示巡抚熊文灿批准，用船将饥民数万人运往台湾安置。为了安置这些移民，郑芝龙给予了他们数目极其巨大的补助（据说当时几乎花尽了郑芝龙的家财）用来购买耕牛和粮食，分给饥民，运往台湾。据说台湾外志的记载，这些补助的具体数目是“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在灾荒时期，这样的诱惑完全可以让这些人抛弃他们的故土。作为台湾的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对台湾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移民到台湾后，郑芝龙令其开垦荒田，而收取租赋。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部分福建的饥民问题，使郑芝龙人望迅速攀升，而且还使郑芝龙在台湾的地位更为巩固。另外，台湾得到进一步开发后，也使得郑芝龙以地主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对台湾实施行政上的管理，并将这里作为他的囤兵基地。
在灭了李魁奇等之后，在东南海域林林总总的海上势力中，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海盗刘香。
郑芝龙与荷兰人一直有过贸易合作。荷兰人曾经与郑芝龙集团保持良好的贸易伴伙关系。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3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1400担，糖5000担，糖姜1000担，绢绫5000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合作之间也有很大的利益冲突。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冲突是贸易竞争与贸易垄断。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已察觉到郑氏海商集团的威胁。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以及打击商业对手，在郑芝龙被朝廷招抚之前，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邀台湾的荷兰舰队共讨郑氏海盗集团，并许诺事成之后将恩准开放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对荷兰人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与大明水师开始联合剿杀郑芝龙。
然而剿杀失败，荷兰却由此惹恼了郑芝龙。郑芝龙开始公开在海上截获荷兰商船。很快，荷兰人的一艘搭载85名水手的大帆船被郑芝龙所截获，装载有价值18000里尔货物的荷兰商船同样被劫走，另外至少还有5艘荷兰船只也落得同样下场。荷兰驻台湾的总督写信向东印度公司求援：“我们没有船舶能出现于中国大陆沿海区域。一官（郑芝龙）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我们只有区区350人在此等待。”
郑芝龙归降政府之后，仍然掌控着台湾海峡的贸易，与荷兰人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便归还所扣留的部分荷兰船只与货物，允许荷兰人的船只停泊于厦门港。然而荷兰人与中国的贸易，仍然必须通过郑芝龙，这对荷兰人来说，实为无法忍受。郑、荷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结，在一段时间内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
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伤800~1000人。刘香逃脱。崇祯六年即1633年7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烧沉郑芝龙几十艘船。
1633年9月，普特曼斯与刘香在台湾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明朝将士列兵以待。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1633年10月22日，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9艘、刘香船50多艘。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这场海战被称为料罗湾海战。
料罗湾海战是中国古代规模比较大的海战之一，明方面投入了战舰150多艘，士兵几万人，荷兰人方面印支殖民总部派遣了最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战舰。在规模上不亚于鸦片战争，同样是武器落后于西方，但是结局却迥然不同。料罗湾大捷使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