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再无人能阻挡刘邦入主咸阳秦皇宫，天下终归于汉。刘邦也许不会想到，大汉帝国建立的财富循环模式将在此后数千年王朝中不断往复重现，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未能逃出这个宿命中的循环。
秦末群雄逐鹿，战乱极大损耗了社会财富，刘邦登基的时候，连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然而，仅仅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破败的大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五十年后的文景之治，中国单一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市斤，这是西欧一千七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汉书》这样为我们记述了当时的景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满的，很多已经腐朽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复兴大汉雄风是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民族的梦想，人们不断在故纸堆中寻找，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满目疮痍的大汉帝国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由弱变强，又是什么原因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为吕后称制二年颁布的法律。按《二年律令》记载，当年帝国对全国没有土地的人登记造册，所有人都可以在大汉王朝治下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最低等级的庶人可以获得一顷田。《二年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所有权，此前中国土地所有权属于皇帝或诸侯，这是无数后来者追求的大同世界——“耕者有其田”。接下来的汉文帝信奉“无为而治”，他放开了帝国对所有产业的管理权，冶铁、煮盐、畜牧、渔业、贸易、手工业，就连铸币权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的天下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其后便有了中国第一代盛世——文景之治，《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景象：城郭之间风行养马，休息的时候每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以赛马为乐，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养母马的人只好躲在家里……
面对繁荣的盛世，太史公司马迁一语便道破了财富天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追求财富，盛世便一定会如影随形。
身处盛世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二月律令》缔造了“耕者有其田”，也为帝国埋下了莫大危机。《二月律令》塑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框架——“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皇帝属于金字塔尖，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居于金字塔底的则是庶民百姓。在这个社会框架中，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广袤的帝国，也就必须赋予封建官僚获得超额财富的权力，否则，又有谁会效忠于一家一姓呢？然而，掌握权力的封建官僚自身却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当掠夺财富的成本比创造财富更低，封建官僚必然会选择掠夺。这是一个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来自皇权的财富掠夺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将之无限扩大，当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普通人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奢望。
文景之治之后四十年，汉武帝刘彻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大汉帝国与匈奴决战，斩杀匈奴兵九万人，终于迫使匈奴把劫掠之手转向了西方的罗马帝国。不过，大汉帝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曾经钱粮堆积如山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
为了确保对匈奴的优势，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靠货币改革聚敛财富的皇帝，他废黜了民间流通的四铢钱，同时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帝国臣民必须限时将手中的四铢钱换为这三种货币：“皮币”只是一块鹿皮，可兑换四十万钱；白金币最高可兑换三百钱；至于“三铢钱”，与四铢钱一比一兑换。即使刘彻贵为皇帝，谁又会以真实财富换取这些根本无法流通的虚值货币呢？民间开始按自行铸造“五铢钱”，即“郡国五铢”，虽然汉武帝刘彻为禁止私铸杀掉了几十万人，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接下来，汉武帝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算缗令”、“告缗令”、“盐铁官营”……这些政策使大汉帝国“得民财以亿计”，但是，中产以上的人家也被一扫而空。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群体却因为自身的职业而幸免于难，他们就是封建官僚。非但如此，封建官僚利用这些机会掌控了帝国所有赚钱产业，从此市场中的主体变为“官商”。以官商为主体的市场，必然不可能促进分工、诱发创新，更不可能具备大量吸纳货币资本的能力。如此，帝国所有财富也就只剩下一个去向，人类最基本、最古典的生活生产资料——土地。《汉书》为我们记载了当时的景象：帝国的官员，下至少府、大农、太仆，上至王侯三公，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董仲舒对此作出了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然而，无论封建皇帝多么有权势、封建官僚多么贪心，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体臣民维持基本生存的财富。一旦封建官僚的劫掠超出了底层黎庶的承受极限，社会动乱便会如影随形。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冲入了大汉帝国首都长安，曾经强盛的大汉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无疑，此后的汉宣帝刘询看清了问题所在：封建官僚借助手中的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小农也将成为帝国最大的敌人。为了让农人安心耕种、让军马回到土地，汉宣帝即位之初就宣布：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有关铸币的记录。国家完全停止货币供应，结果必然是物价暴跌，当时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不足三十钱——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汉武帝通货膨胀，劫掠了天下之财；汉宣帝通货紧缩，万方黎庶就能获益了吗？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里，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从占有货币比例来计算，通货紧缩使得强势分利集团的财富成倍增加，在接下来的土地兼并中当然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汉宣帝之后的四十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甚至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现在，让我们回顾大汉帝国的盛衰循环，一条财富增长、转移、毁灭的轨迹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面对残破的帝国，吕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汉文帝又放开了帝国所有产业，在“三十税一”的超低税收环境下，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一批新兴行业崛起，终于创造了辉煌的文景盛世。凭借雄厚的财富，汉武帝一举荡平数百年为祸北方的匈奴，不过，他也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由此，汉武帝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当超级通胀使得增发货币失效，汉武帝便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人，封建官僚作为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财富循环的逻辑是：“耕者有其田”、放开经济管制→经济井喷式发展→封建官僚崛起→“官商”兼并土地→小农成为流民→帝国崩溃，最终的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汉帝国是这个循环的肇始者，却并非循环的终结者，此后历朝历代无一不陷入如是的怪圈之中。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立国伊始，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推行“占田制”：每丁可以从帝国得到七十亩土地。为了遏制士族高门对小农的掠夺，司马炎直接废弃了官方铸币，西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没有官方货币的朝代。然而，司马炎创建“太康之治”十年后，士族高门还是渗入朝廷各个角落，把天下土地尽收彀中。《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西晋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在士族高门把持之下，帝国甚至失去了必要的行政能力，根本无法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从晋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起，到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一种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可怜苍苍烝民，丧乱三百余年，中原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代尽成废墟。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再次统一了中原，此后，杨坚推行“输籍法”：每位男丁至少可以从帝国政府手中领到一百亩土地；同时，杨坚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管制，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在辉煌的“开皇之治”中，中州大地再现“耕者有其田”，全国农户数也从开皇元年的四百一十万增长到隋炀帝大业元年的八百九十万。也是在“开皇盛世”中，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生演出统一的货币标准——2.42克的隋五铢。
大隋王朝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大唐帝国的创始者李渊在一场动乱中全盘继承了这些财富。大唐帝国又是幸运的，连续出现了武则天、李隆基等数位信奉“无为而治”的帝王，武周年间，大唐帝国以“除罪金简”等方式再次确立了每户小农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了全国商税（关津）、解散了绝大部分官手工业。事实证明，这个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在大唐帝国的巅峰“开元之治”中，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已经高达4524市斤，所谓“康乾盛世”仅为这一数字的一半。
倏忽而来的财富引起了封建官僚的觊觎，开元初年，宰相张说著《钱本草》隐喻了帝国的危机：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为杜绝封建官僚借助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开元九年（721年）正月唐玄宗发布了史无前例的“开元限购令”，试图以皇权铁腕牢牢把帝国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这道命令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自此之后，帝国禁止一切土地买卖，任何土地交易都将被帝国政府视为非法！
开元十三年（725年），中国古代盛世达到了第一个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逃脱那个曾经的财富循环。三十年后，奸相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天宝十一年（752年）一道名为《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的诏书中，杨国忠提出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此后，帝国将承认以现金完成的所有土地交易。三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大唐帝国共有891.47万户农人，其中356.55万户已经沦为“庄客”（丧失了土地）；那一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那一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
天宝十五年（756年），大唐盛世毁于安史之乱。
汉、晋、隋、唐千年往事，中州帝国的盛衰轮回如此相似：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最终，无论官民、无论贵贱、无论生命还是财富，一切都在乱世中毁于一旦。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魔咒，为了破解这个魔咒，雄才伟略的晋武帝、唐玄宗等人甚至使用了废弃货币、废弃土地交易等极端手段，然而，所有的方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在这个魔咒之下灰飞烟灭。
令人惊讶的是，自宋代开始，这个封印千年的魔咒似乎消失了，赵匡胤、忽必烈和朱元璋都放弃了“均田制”，宋、元、明三代也未大规模授田。即使如此，宋代国势仍然超越了大唐开元之治的巅峰，货币从铜钱演进为纸币，随后的大明帝国以白银为货币，整个帝国甚至曾经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白银。在第二个千年中，我们可敬的先人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我们的货币又将经历什么样的兴衰轮回？我们能逃脱中原王朝的千年宿命吗？请看《中国是部金融史》续集——《天下之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