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从上海坐船到天津以后，再由天津转车于1923年10月10日抵达北京。他这次应聘去北大任教，完全是因生活所迫，心里本来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希望，但就在这无望之中，他也漠然地总觉有一个“转换转换空间，振作振作精神”
的念头。
于是，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他特地剃了数月来未曾梳理的长发短须，换了一件新制的夹衣，捧了讲义，欣欣然去学校上课。
可是，没过多久，他便又“故态复萌”，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统计学术语和数字感到越来越厌烦，再度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苦闷、空虚、无聊之中。对于自己这种极不正常的精神状态，郁达夫在当时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一封信中也曾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探讨：
难道是失业的结果么？……现在我名义上总算已经得了一个职业，若要拼命干去，这几点钟学校的讲义也尽够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是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讲到职业的问题，我觉得倒不如从前失业时候的自在了。
难道是失恋的结果么？……噢噢，再不要提起这一个怕人的名词。我自见天日以来，从来没有晓得过什么叫做恋爱……我想这胸中的苦闷，和日夜纠缠着我的无聊，大约定是一种遗传的疾病。但这一种遗传，不晓得是始于何时，也不知将伊于何底，更不知它是否限于我们中国的民族的？
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郁达夫一直被这种孤独、寂寥的情怀所笼罩。其根源除了他特有的敏感、忧郁、感伤的性格与气质(他本人称之为“遗传的疾病”)以外，主要还在于他四处漂泊的经历和令人悲哀的客观环境，诸如远离家人和创造社好友的异乡独处，经济上的拮据，以及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等等。
有一天，一位日本记者专程从东城跑到他的住处，想就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和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等问题，听听曾在日本留学十多年，又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的意见。可是，一见到郁达夫满脸忧郁的样子，这位记者不胜惊异：“为什么要消沉到这个地步？”
郁达夫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何以不消沉，要从东城跑许多路特来访我？”
“是为了职务。”记者回答说。
“你的职务，是对谁的？”
“我的职务，是对国家、对社会的。”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
听了郁达夫的这番肺腑之言，这位日本记者终将“职务”
丢开，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就走了。
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郁达夫采取了种种奇特甚至变态的手段和方法，比如故意烧毁自己爱读的书，剪破自己爱穿的衣服，砸碎妻子赠作纪念的镜子，以及燃烧大量的香烟以寻求肉体上的刺激等等，企望以这种“饮鸩止渴”的变态手段来图一时的解脱。他感觉到，那种“破坏欲”发泄过后随之而起的懊恼、惋惜之情和肉体上的直接刺激，往往能够使他内心的苦闷和悲哀大大减轻。
当然，有钱的时候，他也曾像过去一样放荡不羁，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其中，他觉得在北京生活期间“情味最投合”，比较“值得回忆”的生活，便是他与银弟——一个同样身世飘零的风尘女子之间的一段“恶姻缘”。
陈翔鹤在《郁达夫回忆琐记》一文中说，在北平，当时知识分子逛窑子的风气相当普遍，学生逛胡同，教授也逛胡同，大家各不相照：
……而达夫兄同我们逛胡同的次数也相当的多。他逛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逛逛看看，先点了若干班子的名(即由鸨儿叫姑娘们一个一个地出来从客人身边走过之意)，然后或许挑选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去坐坐，或许点了半天，依然一个也不挑，我们又走回大街。
从对待姑娘们的态度上看来，他也可以说极其特殊：他在她们面前说话时，是十分潇洒，温和，自然，而且彬彬有礼。问问她们的生活状况，客人多少，收入多少，于剥剥瓜子，喝喝清茶，闲谈一阵之后，即便起身，如此而已。
就在这“潇洒”“温和”“彬彬有礼”而又似乎漫不经心的闲逛之中，郁达夫遇见了一位长得并不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但却不失娇柔和童心的银弟。在他看来，银弟的身世实在有着许多足可同情的地方。
银弟的父亲本是苏州塘口的一个裁缝，因为姘识了她的娘，他们俩就一起逃到了上海。生下银弟后不久，她父亲又在上海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于是又从上海逃到了北京。
那个拐来的女子后来当了娼妓，她父亲也在一个严寒的晚上在雪地里醉死了。后来，她的母亲又和一个年轻的琴师结成了夫妻，于是为了谋生渐渐长大但尚未成人的银弟也当了妓女……在一次酒后的闲逛、访谈中了解了银弟的身世之后，郁达夫不禁大为感动，顿时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感。
自此以后，他便偶尔去银弟那儿坐坐，谈谈，有时也约几个人一道去她那儿打牌、消遣。
一个风紧云低的寒夜，郁达夫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游艺园看戏。戏散之后，几个朋友便拉他一道去银弟那里坐坐。
在她房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接着又打了四圈牌，吃完了酒，想马上回家，而银弟和同去的朋友，都要我在那里留宿。
他们出去之后，并且把房门带上，在外面上了锁。
那时候已经是一点多钟了，妓院里特有的那一种艳乱的杂音，早已停歇，窗外的风声，倒反而加起劲来。银弟拉我到火炉旁边去坐下，问我何以不愿意在她那里宿。我只是对她笑笑，吸着烟，不和她说话。她呆了一会，就把头搁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妓女的眼泪，本来是不值钱的，尤其是那时候我和她的交情并不深，自从头一次访问之后，拢总还不过去了三四次；所以我看了她这一种样子，心里倒觉得很不快活，以为她在那里用手段。哭了半天。我只好抱她上床，和她横靠在叠好的被条上面……换了衣服，洗了身，和她在被里睡好，桌上的摆钟，正敲了四下。这时候她的余哀未去，我也很起了一种悲感，所以两人虽抱在一起，心里却并没有失掉互相尊敬的心思。第二天一直睡到午前的十点钟起来，两人间也不曾有一点猥亵的行为。
以上几段文字，摘自郁达夫《南行杂记》一文，在他看来，他与银弟之间的这段情感历程，当然说不上是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相比，仿佛也有一点分别。其中最主要的，或许也正是像几年前他对于在安庆任教期间结识的海棠姑娘一样，包含了较多的“扶贫助弱”的“侠义心肠”。
自他结识银弟之后，尽管自己的经济并不宽裕，但却东挪西借，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总共为她开销了几百块钱的账，甚至当她身子不净的时候，他也曾连续在她那里留宿了好几夜。这对其貌不扬，衣饰不富，经验不足，“客人”自然不会太多的银弟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贵客”了。事实上，银弟也的确一直把他当做非同寻常的“客人”看待。1925年春，郁达夫应朋友之邀去武汉任教，离开北京前，银弟还专程去西车站为他送行，并且依依不舍、非常动情地为他的离去而大哭了一场，这在郁达夫的心上也曾留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
1925年冬，郁达夫还专门为银弟填写了一首词《蝶恋花·赠前年冬相识之女友》：
客里相思浑似水，似水相思，也带辛酸味。
我本逢场聊作戏，可怜误了多情你。
此去长安千万里，地北天南，后会无期矣。
忍泪劝君君切记，等闲莫负雏年纪。
从表面上看，郁达夫对于两性关系表现得非常随便，甚至过于放浪形骸，其实他对自己的这种状况也非常不满，从内心深处来说，他还是向往正常、健全的生活。
有一天，郁达夫正与陈翔鹤一起在马路上闲逛。陈翔鹤早在上海期间就与郁达夫熟识，郁达夫到北京大学任教时，他又恰好来北大读书，并且与郁达夫来往甚密，所以他们两人之间早就称兄道弟、无所不谈，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畅谈不讳。这天，他们两人边走边谈，当不知不觉谈到一位青年宿妓时，郁达夫突然立住脚跟问道：“你已经二十多岁了，听说还不曾有过一次性的经验，可是真的？”
陈翔鹤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钱来！”
“我纵然需要爱情，但也不至于无聊到肯去向妓女求爱。
如果没有爱，而又用钱去买，这不是一桩罪过的买卖吗？”
听完陈翔鹤的这番议论，郁达夫微微一怔，但立即就激动而又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陈，这是对的，你有高尚的灵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将来一定得好好的结婚，过健全的生活。不写文章也不要紧，写什么狗屁文章，生活总得好好地过……”
陈翔鹤知道，郁达夫向来是不轻易嘉奖别人的，他从郁达夫那因兴奋而略显红润的脸庞上看出，他的这番“嘉奖”
完全出自他内心的肺腑之言，由此也可见得他自身有时的放浪形骸，实在也是出于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