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近三年的闲散生活中，郁达夫与王映霞完成了他们家庭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买地造屋，建造了一幢相当别致、富丽的“风雨茅庐”。
从在上海结婚时起直到移家杭州后的一段时间，他们一直依靠租屋居住，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房产，所以，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住宅，一直成为王映霞心底的夙愿。移家杭州以后，郁达夫也和王映霞一样，越来越切身地感觉到，没有一间洁净、宽敞，设施适宜的住宅，总会有诸多不便和苦恼。
他在《住所的话》中写道：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把人一年年弄得意气消沉的这时间的威力，实在是可怕，实在是可恨。
在郁达夫的计划中，最初的愿望并不太高：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室，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
根据郁达夫的预算，建造这样一座“聊避风雨”的“茅庐”，建筑费用大约需要四千元钱，外加二千元钱左右的地皮费总共六千余元的光景也差不多了。
说来也巧，就在他们租住的场官弄紧邻地段，恰好有一块长方形、面积大约一亩余的空地。后经打听，这块空地属于浙江省救济院的院产，当时负责整理院产的人告诉他们，要想得到这块空地，可以买下三十亩的山地来交换。于是，他们便先以一千七百元的价格买了三十亩的山地，再以三十亩的山地换下了这块可以建造住宅的地基。这是1935年6月间的事。
地买下来了，接下来便要动工造房。当初，他们只是想再花四五千元造五间普通的平房。可是，后来有人却劝他们，与其造五间同一档次的普通平房，不如在前面造三间比较像样一点的，在后面再造三间较为简陋的来得实用。于是，在设计、施工阶段，他们又改变了主意，原先的计划和预算也就被完全打破了。
原本计划造的是借以“聊避风雨”的“茅庐”，结果建成的却十分别致、讲究，气势相当富丽与豪华：门口两扇大铁门敞开着，一条水泥铺道直通进去。走到里面，水泥铺道的尽头，是三间南向的正屋，当中一间是客厅，旁边东西两间是卧室，开间都相当开阔，并且每间各有后轩，陈设的家具也一律都是新的。水泥铺道的东北角有一条支路通到后面的杭州风雨茅庐中的郁达夫书房外观。
三间小屋。东面一个月洞门内的小院子，点缀着一些假山石，摆着几盆养有金鱼的荷花缸。院里又有两间朝南的大花厅，其中外边一间比较大点的便是郁达夫的书房，书房三面沿壁排列着的高大落地书架上，密密地放满了六七千册的中外书籍。
房子完工后，郁达夫自己也觉得他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情形已不相符。但他转而一想，名不副实的事情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比如中国的山人有时并不真的入山，何况西湖上那间巍巍乎有点像上海先施、永安公司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不也是以某某草舍作名称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索性还是将它叫做避风雨的茅庐。于是，他乘马君武先生来杭州之便，特地请他题写了一块“风雨茅庐”的横额，悬挂在前面三间正屋当中的那间客厅里。
风雨茅庐的最后落成，自然使郁达夫和王映霞了却了一桩心愿，但大大突破了预算的建造费用，也同时使他们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压力。根据王映霞的估算，除了当时杭州官场人士和社会名流馈赠的物品之外，建造这幢风雨茅庐，连同购买地皮的费用，一共花费了近二万元。
这笔庞大的开支，不仅使他们将多年积累的稿酬、版税全部花完，而且还欠下了四千元的债。尽管借钱给他们的朋友向郁达夫说过，利息可以不付，偿还的期限也可随意，但因当时郁达夫并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仅仅依靠卖文为生且要偿还这四千元的债，也实在并非易事。一想到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东挪西借而费去大量的心血，结果不仅写作成绩全无，反倒弄得精疲力竭、债台高筑，郁达夫感到建造这样一幢富丽堂皇的风雨茅庐，也不免得不偿失，自寻烦恼。
身负全家经济调度之责的王映霞，对买地造屋而花费的巨额开支以及由此欠下的四千元债务也备感焦心。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与王映霞结婚前还是结婚后，郁达夫在经济上往往并无计划，手头宽裕时他又特别喜欢买书或喝酒。结婚以后的这几年，正是在王映霞的节制、约束、苦心经营的统一筹划下，才有了一点积蓄。现在因兴建新居大兴土木，这一点积蓄已全部告罄。一方面开支过猛，一方面收入枯竭，入不敷出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今后的生计问题。
风雨茅庐尚未竣工的1935年12月初，郁达夫就在日记中写道：
午后接北新书局信，知该书局营业不佳，版税将绝矣，当谋所以抵制之方。半日不快，就为此事；今后的生计，自然成大问题。
事也凑巧，就在他们为今后的生计问题而犯愁的时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字公洽)接上了关系。1936年1月中旬，陈仪来函相招，说若有闽游之意，他将非常欢迎。经过认真考虑，并经王映霞的催促，郁达夫决定接受陈仪的邀请，南下福州任职。一方面，去福建省政府当差任职，每月多少总有一点固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也想乘此机会多看一点山水，“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多做一些记游述志的文章。动身南行的日子定在1936年2月上旬，这时，他们的新居风雨茅庐尚未完全竣工。
郁达夫没有想到，他还没有来得及在他倾其所有而又劳心费神建造的风雨茅庐中避一避自然界的风雨，便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只身南下，重新踏上了四处漂泊的人生之旅。
他更没有想到，一场又一场难以预料的家庭、社会和人生的急风暴雨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