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郁达夫将《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全部稿件编好、定稿，并移送泰东书局印刷、发行以后，随即于3月1日由上海赴日本，参加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毕业考试。
3月底，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这年5月，他又被同乡的留学生举作代表，为浙江籍留日学生增加官费等问题回国与当局交涉。6月初，再次去日本，准备转进帝国大学文学部继续深造，且已办妥学士免试入学手续。
这时，经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创造社成员协商，决定让郭沫若利用暑假时间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发稿工作。
7月2日，郭抹若离开日本回国。临行时，郁达夫曾赴车站为他送行。
“达夫，你也尽快回来吧，我在上海等着你。”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刚刚启动时，郭沫若一面向郁达夫挥手，一面说道。
看着昔日朝夕相处、日夜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回了国，郁达夫的心里也忽然产生了一种怀乡的悲戚，他决定结束这长达十年的游学生活，立即回国。
1922年7月19日，郁达夫自东京赶赴神户，第二天便登上了自神户经门司开往上海的轮船。
日本——这10年久住的岛国，使郁达夫受尽了凌辱。这异乡的天地，消磨了他那玫瑰露似的青春；这无情的土地，留下了他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的血迹。所以，可以说，这四面是海的岛国，是他最厌恶的土地。也正因为这厌恶的感情太深了，到了即将与之告别的时候，他反倒生出了一种不忍诀别的心情。
“呜——”汽笛一声长鸣，当船开始起航，船上的铁索叮当作响时，10年中积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顿时一起向郁达夫的心头涌来。
“啊啊，日本呀！世界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去的。天色的苍茫，海洋的浩荡，大约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命运，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土地上花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吧！”
7月21日的早晨，船到了门司。一想到这是在日本中途停泊的最后一站，昨日的那种伤感情怀便又在郁达夫胸中弥漫开来。
他想深深地尝一尝这最后的伤感的离情，所以衣服不换，脸也不洗，船一停下，便奔向门司的海关码头，他想，在这永久地告别日本之际，总得买点什么东西留作纪念，于是在街上转了一圈便踏进了一家书店。书店里杂志很多，他细细地看了一遍，觉得去年新出版的Johnparis的那本kimona（日本衣服之名)最适合他这时候的心境。
这是一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颇富异国情调的风物书。
他想，归国以后，如果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像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样追思到日本的风物，不妨把它拿出来赏玩一番。这样一想，他便掏钱把它买了下来。
正午时分，他走下幸町的街路，折回到了港口，在距码头不远的一家酒店坐了下来。
喝了一大瓶啤酒，吃了几种日本风味的菜，他那消沉、郁闷的心里又渐渐产生了一种放荡的兴致和邪念，他真想尽身上所有的金钱，再去酒店附近的任何一家妓院，最后瞎闹一次。可拿出手表来一看，时间已过12点，而船午后两点就要起锚。
放弃了游荡的邪心，他手里拿着那本刚买下来的书走出酒店，到浴场去洗了一个澡，希望借此涤尽这十年来堆叠在他这微躯上的日本的灰尘与恶土。
午后两点，船准时起锚，继续它的航程。郁达夫和许多旅客一起站在甲板上，目送这最后的日本的陆地渐渐远去。
门司的人家、工厂的烟囱以及近海岸的无人绿岛都依次变得朦胧起来。
正在出神、遐想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等舱的船顶甲板上传来清脆的少女的说话声，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一个年龄大约十八九岁的少女——一位中西合璧的“混血儿”，正立在甲板的栏杆边，与一位红脸肥胖的西洋人兴致勃勃地交谈。
看着她面带微笑、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神采，郁达夫又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端：“年轻的少女呀，我的半同胞呀！你母亲已经为他们异类的禽兽玷污了，你切不可再与他们接近才好呢！我并不在这里贪你的姿色，但是，但是像你这样的美人，万一被他们同野兽一样的西洋人蹂躏了去，教我如何能堪呢！……少女呀少女！我并不要你爱我，我并不要你和我同梦。我只求你别把你的身体送给异类的外人去享乐就对了……啊啊，中国可亡，但是中国的女子是不可被他们外国人强奸去的。少女呀少女！你听了我的这哀愿吧！”
他一面默默地祈祷，一面将双眼呆呆地盯着那位少女颧骨微突、嘴巴小巧的面庞，一种感伤的情怀，征服了他的整个身心，双眼又不知不觉酸热起来。
太阳渐渐从西方的海面上沉没下去，灰黑的夜阴从大海的四角聚集起来。此时此刻，看着船外灰黑的夜阴，郁达夫的心境也同白日的光明一样，一点一点被黑暗吞蚀了。他想起先辈的留日学生，回国以后因为受了故国的虐待，不得不投海自尽的一段悲壮历史，而他自己今后的前程，或许也正像这夜色沉沉、海天茫茫的景象一般遥不可测：“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几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唉，唉，唉，唉，我错了。
我是不该回国来的。一样的被人虐待，与其受故国的欺辱，倒还不如受他国人的欺辱更好自家宽慰些。”
这样想着，他便又转回身来，走近船舷，向那10年久住、现在已渐渐浮在东方的苍茫夜色中的岛国，投去了最后一瞥：“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
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
“再见了，日本！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呀！”
在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郁达夫一面与郭沫若共同编辑《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一面也在积极地寻找职业。
留学日本时，国家按月付给他的官费助学金尽管数目有限，入不敷出，但每月毕竟还有那几十块钱的固定进款。每月有了这几十块钱，偶尔再向家中的老母或在北京担任法官的哥哥索取一些零用钱或购书款，日子过得虽不敢奢侈、放纵，倒也悠游、自得，至少不必为生计问题担心。可自从6月份以后，因为他已正式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那每月几十块钱的固定进款自然也就没有了。于是，如何维持自己目前的生计，便立即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何况，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像他这样二十六七岁并且刚刚从外国国立大学毕业的青年，正是到社会上去奋斗、服务的时候，怎么好意思再向家中年老的母亲或狷介自爱的哥哥伸手呢？
回到上海后，他先是委托泰东图书局的老板替他介绍了几个地方，但都没有着落。随后，他自己又去找了几个过去熟识或同在日本留过学而先期回国工作的同学，想请他们帮忙、引荐，最后也都没有成功。正在这走投无路而身上的几个盘缠也快要用完的时候，赵南公手里拿着一封信来到他的住处：“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仍想请你去教书，你愿不愿意去？”
从内心来说，他是不太喜欢教书这种完全为了生计而“贩卖知识”的职业的，况且学校里的那几个野心家，为了校长的职位一直明争暗斗，闹得乌烟瘴气。但在目前的处境下，他也只得接受，不管怎么说，再糟的职业也总比失业好。打定主意以后，他便利用学校开学前的一段时间回了一次富阳。
自从1920年7月暑假“奉命”从日本回国结婚以来，郁达夫与妻子孙荃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回国以前，他们天各一方，自难终日厮守，去年暑假至今年初在安庆——上海——日本之间来回奔波，以及今年5月为浙江籍留学生的官费问题回杭州期间，虽曾抽空回去过，但也都是来去匆匆，未住上几天。
上路的这天，天气晴好，夏末的阳光似乎也不再那么炎热灼人。但或许是因为在上海寻找职业全都失败的缘故，郁达夫的心里不仅丝毫没有重返故乡，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反倒笼上了百事不顺、壮志难酬的阴影。当他提着装满行李和书籍的两只皮箱坐上上海去杭州的火车时，豪斯曼(Housman)写的这样几句诗不知不觉掠过他的脑海：
午后，他在杭州换了小汽船。当船缓缓穿过两岸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将近故乡县城的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又产生了一种又喜又怕的感觉。立在船舷上，凝望着富春江第一楼前后的山景，他口里虽在微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两句唐诗，心里却在这样的默默祈祷：“天帝有灵，但愿码头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没有！要不使他们知道才好，要不使他们知道我今天沦落回来才好。”
船一靠岸，他就双手各提了一只皮箱，低着头匆匆地走回家来。
“……什么的公主娘娘，我说着这几句话，就要上楼去摆架子……”
谁知刚刚走进家门，郁达夫就听见母亲在不紧不慢地数落着妻子。
放下手中的行李，郁达夫跑上楼去一看，孙荃正一脸的汗水和眼泪，坐在床前呜咽地暗自啜泣。见了郁达夫，听了汝当衣锦归，否则永莫回，令汝别后之儿童，望到拉德罗塔毁。
他的急急询问，她哭得更加厉害，暗泣之中还带起了几声压不下去的欷歔。
原来，母亲因为达夫久住上海不回家的缘故，正在那里向孙荃发脾气。这种因为其他一些问题而无端责骂媳妇的事大约总也不止这一次，但每次，性情柔弱的孙荃都只得默默承受，至多也只能像这次一样，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暗自啜泣。
“你这次回来能多住一些日子吗？”孙荃停止抽泣，轻声地问。
“不，过几天我还要到安庆去教书。”
一听这话，孙荃便又哀哀地啜泣起来。
郁达夫仔细地看了看妻子，发现她比前年患疟疾的时候更清瘦了。到了晚上，两人睡在床上，他捏到她的小腿，竟没有那一段肥实的腿肚了，从脚后跟直到膝弯完全是一条直线。
“啊啊，我的女人，我累你不少了。我知道白天我对你说我要去安庆时，你就流眼泪的原因了。”
想到这里，郁达夫坚决而又低声地说：
“我决定带你一道去安庆，好吗？”
“母亲会同意我跟你去吗？”孙荃既喜且忧。
“我们暂时不要把这计划告诉她。”
第二天，郁达夫立即寄了一封快信去安庆，要求学校速汇200块钱做路费。
几天以后，路费汇到了。经协商，母亲也同意达夫带妻子同去。可是，到了临行的前一天夜里，孙荃却又忧心忡忡、迟疑不决起来：“万一外边去不能支持，仍要回家来的时候，如何是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