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离不开这里的医院，离不开工人群众，离不开河南的患者朋友。我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河南这片土地和人民。”——张褒佳给远在西安的妻子写信如是说（9）“坚守”就两个字，说起来非常容易，可做起来就不容易了，要经受一次次考验，一次次思想洗礼。坚守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张褒佳在党员预备期转正问题上遇到的挫折，一段时间里没有给妻子和父母说明，他不愿意让家人知道这件事情心里难过，自己默默地承受着。1959年春节，医院领导照顾单身汉，批准他回家探亲，过一个传统节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他回到西安家里。西安是千年古都，唐代城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修葺一新，气势宏伟；市区古建筑星罗棋布，古朴之气扑面而来；皇城内商贸繁华，令人流连忘返；市区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商铺鳞次栉比，斗檐飞拱，令人心旷神怡。人说，童年是心灵的故乡。张褒佳虽然童年是在山西老家度过的，但他上晋兴中学和五年大学都是在古都西安。他踏上古城西安这片故土，这里的一切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呀！他回到家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母亲脸上笑开了花，赶忙舀温温的洗脸水让他洗脸。三岁多的女儿毛毛不认识他这个“远方来客”，吃着小手指躲在奶奶身后偷偷地瞧他。他拿出糖哄她，毛毛还怯怯地不敢上他跟前去。奶奶说毛毛，“傻妞哩，他是你爹爹咧，快接过去！”女儿这才怯生生上前接了他的糖。
妻子畅桂菊从街道办事处下班接着已经上小学的儿子民民回来时，他拉着女儿小手迎在门口。民民倒是认出了爸，一个箭步扑到他的怀里，叫声“爸爸”！他抱着儿子就地打了个旋儿，父子多日不见是多么亲热！妻子早已热血沸腾，然而在他面前只化作一句喃喃的问候：“甚时候来的？”这一句胜过万语千言。父亲在供销社当会计，忙！晚饭上桌才回来。看见褒佳回了家，父亲喜出望外，直嚷着让老伴儿做他平常爱吃的酸辣汤扯面。母亲嗔怪父亲说：“你没闻着呀，酸辣味儿？”父亲鼻子嗅嗅，哈哈笑了：“褒佳，吃饭，吃饭！”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着晚饭，说说笑笑，气氛柔和，其乐融融。有道是：“家，是游子的夜泊港湾。”谁说不是呢？夜晚，孩子们熟睡了。畅桂菊依偎在他身旁，说着父母的身体，说着孩子们过年做了什么新衣服，说着她参加夜校学的字词，说着邻里的大嫂大娘们学文化的趣闻，说着街道里“大跃进”的各种新鲜事儿……她东扯葫芦西扯瓢，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给丈夫听。褒佳兴趣盎然地听着、和着。当妻子问他远在郑州的工作、生活时，他只是笑答“挺好的”。他把自己的挫折与酸楚深深埋在心底，不愿意让妻子为他分担。春节期间是走亲访友、熟人串门的日子。他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的同学，知道他回家探亲在家的，就结伴儿来找他叙旧。初三那天上午，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同学。同学们多日不见，见了面亲切得很，又说又笑又闹，热闹着呢！说笑一会儿、闹一会儿，他们就扯起工作来。分配到西安纺织医院的一位同学说：“我们医院新成立皮肤科缺人手，现在到处找皮肤病专业的大学生哩。”有同学就向张褒佳建议：“你调回来吧，跑那么远干啥？回来同学们在一起多好啊！”别的同学就帮腔说：“就是啊，夫妻分居有理由调回来；你回来嫂子也有个照顾嘛。”西安纺织医院那个同学自告奋勇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去给院长说，肯定同意要你。”张褒佳笑着摆摆手说：“莫说莫说，吃饭吃饭。”他母亲已经把酒菜端到餐桌上，他忙招呼大家。吃过饭，同学们又说笑一会儿，才告辞离去。临出门，西安纺织医院那个同学拉着张褒佳的手认真地说：“我可说话算话，当真啊！”张褒佳微笑着说：“谢谢你的好意。
以后再说吧。”他婉言推托了。同学们走后，母亲和妻子收拾着碗筷，他过来帮忙。厨房里，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他：“褒佳，同学们说调动工作的事儿，你说能不能成？”张褒佳莞尔一笑回母亲：“同学们胡咧咧，哪那么随便。”母亲刷着碗筷自言自语说：“要真是能调回西安工作该多好哇！”畅桂菊倒是识大体。她怕婆婆太上心，就宽慰婆婆、又像是为丈夫开脱，她说：“他是有组织的人，哪能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啊。”张褒佳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而后安慰母亲说：“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也不远。”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晚上，小两口在一起的时候，畅桂菊对他说：“咱嬷还是想让你回来，实话说，我也想。你在西安的话，起码孩子们上学啊什么的我有个帮手。不过，我也知道调动工作不容易。要不，你回去给领导说说试试？”张褒佳谨慎地摇摇头，说：“不能说。郑州那边医院离不开我，皮肤科就我一个医生，我走了，皮肤科咋办？再说……”他没有再说下去。他本来想说自己被停止预备党员资格，现在正经受着组织考验。可他不愿意让妻子跟着自己操心担忧，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妻子默然，好一阵儿没做声。他担心妻子生气，就宽慰妻子说：“要不，我回去后给领导说说，把你和孩子先接去咋样？”畅桂菊翻过身来，望着他说：“那你试试吧，也是条路子。”妻子的话，让张褒佳心里得到些许安慰。（10）张褒佳春节度完假期如期回到郑州上班。下车那天傍晚，凛冽的西北风呼号着扬起黄河滩边的泥沙，把郑州市的天空搅得黄涂涂一片，让人们睁不开眼睛。太阳还没有落山，天暗得就要开灯。人们在街上昏黄的路灯下行走，自己都恍恍惚惚，分不清是在黄水汤里沐浴还是在风沙里行走。从火车站出来，只有建设路一条路上有公交车通往西郊，其他道路都还在建设中。
张褒佳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下车后深一脚浅一脚地沿桐柏路往南行走。因为路两边正在挖沟，令他步履艰难。自从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搬迁到郑州后，几年来整个郑州都在建设当中。建设中的郑州无以与千年古都西安比肩。从1959年下半年起，城市里实行凭票供应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粮票”。接着，又有了布票、肉票、蛋票、油票、菜票、煤票等票证。几乎和国民生计有关的物资、商品统统实行了凭票供应制度。我们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由于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较深，“浮夸风”一时甚嚣尘上。“浮夸风”的直接恶果就是粮食困难的加剧。一些地区上演了大批农村人口被活活饿死的惨剧。而同时，农村和城市中民众浮肿病、皮肤病等疾病发病率骤然升高，尤以农村中为甚。人们为了生存，再次出现了“走西口”的高潮。张褒佳在这种背景下默默而又忧心忡忡地工作着。他为病人的增加而焦急，为国家的困难形势而担忧，也为自己而发愁。有一天，那个在西安纺织医院的同学来信了，说西安纺织医院同意接收他，要他赶快做这边的工作，抓紧调过去。他接到这封信，思想犹豫不定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他们一起分配到河南郑州的八名同学，现在已经有三四个调了回去，还有一两个也活动着往西安调动。这些同学，隔三差五地“策反”他。要么来信，要么亲自登门劝说。同学们也都是好意，他又不能关门拒绝，弄得他思想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调回去吧，他来到河南郑州转眼四五年了，虽说郑州赶不上西安，可他对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感情。纺织医院自从1957年年底搬迁到新院址后，床位已经发展到二百四十张，科室门类正在健全，医疗设施不断完善。医院正式命名为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医院。从1960年年初对社会群众开诊，医院发展前途还是很令人乐观的。在国家困难的形势下，病人门诊量逐渐增多。皮肤科医生还是他一个人。他想，我现在在这里一个人撑起一片天，医院是多么需要我呀！我能舍得离开岗位走吗？我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撑起的一片天坍塌吗？人都得讲良心，我来到医院后，领导和群众对我那么好！尽管自己也受到挫折，那与领导和群众不相干，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拍屁股走人呢？可是，不调回去吧，父母、家眷都在西安，自己孤身一人在郑州，身体又不太好，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又经常犯胃病。自己无人照顾不说，又照顾不了老人、孩子。再说同学们好心好意跑前跑后给自己联系工作，人家又同意接收，机会也实在难得呀！到底怎么办？在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时候，赴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的代表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