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如此请客的招数，自有他的道理。请你吃饭，不管葫芦头还是羊肉泡馍，贵贱是个礼数。不曾通告主人，另外带人来，不合乎约定，是你先失礼了。你带来的客人，只好你招待，哪怕你们吃鲍鱼哩！至于你本人，花不到我的一块钱，是一点小小惩戒。
或曰，这是作家个性的彰显。也许，倒是一种童年记忆，成了病态痼疾。比如作家莫言，小时在农村，趴在窗户上看村干部们吃红烧肉的记忆极为深刻痛烈。所以，他后来就狠命吃红烧肉；吃得反胃呕吐，然后还吃！
而在几乎任何场合，贾平凹都带着一个本本，不停地写呀写。他写小说，向来是要打草稿的。他在本本上，决不是记录什么首长发言，而是写小说。他不能在这儿浪费宝贵时间听什么废话连篇，他真正有点“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风范哩！
吴若增。会上讨论，大家自由发言，天津的吴若增喜欢夸夸其谈。语言风格有点他的成名作《翡翠烟嘴》的味道，幽默机智，机智更胜于幽默。
王汶石。西安会议期间，我的中篇力作《老一辈人》在《山西文学》头条发表。这部中篇当即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且几乎获取当年全国中篇小说奖。
而在作品发表的第一时间，我将刊物带到会上，陕西省的前辈作家王汶石先生看后，极为欣赏。他在不久，给我写来了三千字的一封长信。毛笔小楷，工整秀丽；对《老一辈人》给予了眼光独到的热情评价。
李国涛老师看了王汶石先生的信件，当作评论文章在我们刊物及时登载发表。
王汶石老师祖籍山西万荣，“文革”前被周扬称作“短篇圣手”，与赵树理等著名作家一道，荣列全国文学创作“十杆旗”之一。他能那样关心鼓励一个外省青年作家，令我由衷感激，永志不忘。
后来，听说王老师患病，是哮喘。我托人给他捎去一包中药山茱萸，聊表寸心罢了。王老师竟又给我捎来一幅他侄子画家满粟的作品，是国画人物写意。题词曰：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这幅国画，装裱出来，挂在我家客厅。
3.话说唐达成
大致介绍过与会作家，我得重点说说唐达成。
唐达成，老唐，应该说我先前就认识。在我初调进南华门的时候，陈为人曾经向我介绍过老唐。鼓吹备至，崇拜至极。一定要带我去认识一下这位名人。据说，刚刚粉碎“四人帮”，右派平反解放，省作协方面曾经有过动议，要请老唐来这儿工作。马烽先前就尽可能帮助过老唐，此刻又有如此美意，老唐自无不从。但不久，唐达成接到中国作协落实政策的通知，要他回北京，回中国作协。所以，我和陈为人去拜会老唐，他已经是今非昔比。可以说，正是要脱出牢笼重新振翼蓝天的时节。
在太钢一处简陋的平房宿舍，唐达成春风得意。面色不错，神采奕奕的。他的夫人，在我市话剧团当演员，此刻嘴里哼着欢快调子。地下已是箱子包裹，一副立即动身的样子。老唐的心早已不在山西。算是见面认识过，但也绝对仅此而已。
唐达成回到北京，立即遇到一个决定一生的机会。上面正要组织文章批判白桦的《苦恋》。唐达成干不干？经过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老唐决定服从上级指示，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时，署名作者两人，唐因和唐达成。所谓“二唐”。当年，马烽是推荐二唐担任写作任务的人之一。
批判文章，曾经八易其稿。
对唐达成而言，写作此文的直接效应就是，随后不久被一举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右派老唐，曾经居住在太钢简陋宿舍度日如年的老唐，时来运转，一步登天。
西安笔会，就是在唐达成上台之后不久召开的。
会议的主旨是批判现代派。
唐达成在主席台上言辞锋锐，侃侃而谈。将现代派描绘成了洪水猛兽，必欲打之除之而后快。
批《苦恋》，主要着眼于政治因素；批判现代派，则着眼于艺术角度。
成一，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的校友吴若增，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包括张石山，太原三中高中毕业生。对于唐达成的讲话目的，洞若观火；对于所谓现代派，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会下随便聊聊，看法比较一致：现代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中国作家还没有看到全貌。即便有若干作家愿意效仿现代派，最终能够消化吸收到什么程度，眼下根本看不出。老唐是树起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将那靶子描绘得极其可怖，然后痛批痛打，真个有些滑稽。
我原本对唐达成就了解不深。西安会议上看了他的表现，觉得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他说的根本不是他要说的。我对其人就更加不得了解了。
——西安会议后，陈为人向我认真转述过老唐对我作品的评价。老唐说，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相当好；后来发表的《盗墓者与令狐》就不好。听了这样的意见，当时我一笑了之。
《盗墓者与令狐》多少有一点所谓现代派的意味，也仅只是手法上的借鉴。一个青年作家，尝试各种流派写法，以期兼收并蓄，实在应该是一件好事，应该受到大力表扬。
对此，许道明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说得好：批判《苦恋》，“表达了政治权威严峻的立场，并且也为政治——文学‘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唐达成风光无限之际，正是陷入无穷苦恼之时。
4.张石山：《老一辈人》的遭遇
1981年，我的《镢柄韩宝山》北京领奖之后，到处转载，并且被收入多家出版社的多个小说集。最让人惊异的是，这个短篇被北京出版社编选收入了“现代文学”《阅读和欣赏》册籍，与鲁迅、巴金、朱自清等前辈作家的作品并列为伍。每位作家的作品之后，都有一位评论家或大学教授的点评。
《镢柄韩宝山》当年前后被转载共达十五次之多，共得稿费将近两千元。夸张些讲话，屁股后头掖上两千块，走道的架势都不一样。好比小人家买上了毛驴，恨不能替毛驴吼叫，让邻里知道。
除了窃喜得计，款大有钱，我决没有放松创作。1982年，即有中篇小说《老一辈人》发表。比起《镢柄韩宝山》，这部中篇更应该称作我的力作。刻画了一组人物，构成了一个小型人物画廊；决不外在呼喊社会问题，而在人物身上蕴含了历史的和当代的丰富社会信息。好比，开掘出一道矿脉，包含了整座矿山的所有信息。
中国作协当年举办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活动，《老一辈人》初评入围。排名相当靠前，在三十篇作品中位列第七。但公布获奖名单时，《老一辈人》榜上无名。
初选入围、排名情况，以及最终落选的直接原因，当然我在事后才可能知晓。
评委之一，河南社科院的李思谦研究员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对《老一辈人》夸赞不已。说明它的初选排名情况，以及在评委中间的反响。对它的最终落选深表遗憾。
另外的同人朋友，则透露给了我更加隐秘的内幕。
对于《老一辈人》，某大人物这样讲：
写得再好，毕竟没有超过赵树理嘛！
我没有听到也不可能亲耳听到这话。我不能相信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言语如此不近情理。
我不敢狂妄自称《老一辈人》超过了赵树理；是否超过，由读者去说。但我要问：获奖作品，包括你大人物自己的作品，都超过赵树理、老舍、巴金了吗？
再后来，1984年，我的短篇小说《一百单八嶝》发表于上海《收获》，读者反响强烈，得奖呼声甚高，最终铩羽而归。
1986年，我的中篇小说《血泪草台班》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型刊物《小说》，也曾轰动一时，评奖初选入围，最终也没有获奖。
获奖不能证明什么，但假如获奖，我会非常高兴。命运作梗，我很无奈。
5.张平：《祭妻》到《姐姐》
1982年，张平的处女作《祭妻》在《山西文学》发表。张平当时依然是山西师大在校生，但他的文笔相当好，叙述能力也很强。除了第一段，编辑部做过一些修改，全文照发。从短篇的角度，我始终认为那是张平最好的小说。
张平的父亲，是一位参加民主党派的职员。“文革”中，运动连着运动，他们家的处境倒霉连着背运。几个姐姐不得不委身下嫁，用张平的话说，“姐姐嫁的，那就不叫个人”！
我们未来的大作家，早早看够了各种嘴脸，体察过了人间冷暖。自身的生活，就是无尽的创作素材。他敏感而内向，讷于言辞；他甚至有些胆怯，眼神表情中总是带着察言观色的自我防卫。这种胆怯，天然地成就了《祭妻》的含蓄和内敛。
以全国小说创作的水准衡量，按我的眼光判断，《祭妻》完全应该全国得奖。但评奖的结果令人失望。
江苏省南京市所办的刊物《青春》，还有黑龙江省作协的机关刊物《北方文学》，曾经为《祭妻》评奖而大声疾呼。事不关己，他们是为文学呼吁公正。
《山西文学》的佳作屡遭冷遇，我们省作协的态度却令人失望。
文坛情况复杂，山西文坛在全国格局中处境不利，是否可以做出若干努力、协调？全国评奖，是否能够领导出马至少派出得力人手去进行争取？没有，根本没有。在马烽、西戎等老作家眼里，全国评奖？你爱评不评。那是秃子的头发——它也不长，咱也不想。
《山西文学》刊载好稿不断，自我的《镢柄韩宝山》之后，全国评奖就再也榜上无名。事情一直到我担任刊物主编之后，才有了转机。那已经到了1987年……
不知是外面约稿的原因，还是张平自己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姐姐》就不再投稿本省刊物，而是投给了《青春》。
《姐姐》也相当不错，但文学水准应该在《祭妻》之下。
《姐姐》获奖，是一个证明。山西的青年作者想要出头，希冀“打进巴黎”，还得采取迂回战术，“曲线救国”。
6.郑义：《远村》和《老井》
比起蒋韵的《我的两个女儿》，郑义的《枫》影响要更大一些。《枫》在发表之后，被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