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我们曾经背诵过不少。虽然不能说“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但老人家有些话却果然是真理。
比如这一句：路线和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当然，任何真理都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它都离不开特定条件的制约。
历史已然铸就。回忆无助于既成事实的任何改变。
史书却浩如烟海。大学历史系继续招生。
1.李锐，赵树理文学奖
马烽、西戎等前辈作家，和我们隔着不止一代。他们爱护年轻人，大力扶植晚辈后生；而我们尊敬前辈，尊敬长者。南华门里一派和谐。
但尊敬犹如敌意，一样容易造成距离。关乎山西文坛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重权在握的机关领导，马烽、西戎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而莫说是我和李锐，便是周宗奇和李国涛都没有发言权。
当年，我们只能在某些场合尽量积极建言，却没有参与研讨、“共商国是”的可能。因而，许多事情只能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才有机会和老师们做有限度的回顾。
李锐
关于群团组织的党组设立，马烽一再说：惯常的做法是，在党员作家中产生党组，以对上级负责。他老人家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书记，可以说是这样；但紧接着替代他的位置的就不再是作家。自那以后，中国文坛，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
马烽的说法，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了。
关于我们省作协换届，在1988年的年底，被列为第一候选人的西戎竟然落选的那次换届，那是西戎的痛，也是马烽的痛。但是，以马老的身份和地位，以他惯常的思维方式，他不会随便公开讲述。由于包括周宗奇、成一以及张石山等人在那次选举中对西戎的背弃，马烽老师和他曾经的学生，已经不可能进行心平气和的、卓有成效的对话。
马烽只是严厉责怪过他的小兄弟胡正：都是因为你！是你培养提拔了一群“白眼狼”！
东郭先生和狼，怎么对话？
有些话语，我们需要等待十年以上的时光，才可能进行言说。直到马老去世前，我才和他部分地、有限度地话及当年……
且说我们山西作协，我们的机关刊物《山西文学》，在1980年的《镢柄韩宝山》之后，好几年就再也没有作品在全国获奖。尽管只是普通编辑，我和李锐都很不服气。我们刊物发表的作品，绝对不差，不能全国获奖，这种状况让人憋气。
评奖活动中，我们刊物拒绝“活动”；旁观马烽、西戎的态度，揣测他们的意思，也不得要领。山西的青年作家、我们的刊物，全国获奖与否，他们至少是有点听之任之。大风吹倒梧桐树，任凭他人说短长。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应该？
未经慎重考虑，我和李锐在马烽老师出席编辑部例会的时候，说出了我们并不成熟的想法。李锐不仅语音标准，声调也偏高，不止一次提出建议：
既然我们不在乎全国那个评奖，我们应该在乎、应该重视自家刊物的评奖。我们省写农村有传统、有实力，我们可以树起一杆旗，一杆大旗，把我刊的奖项就叫作“赵树理文学奖”！我刊发表的以及外面刊物发表的，凡是农村题材，凡是优秀作品，我们也来一个全国评奖！这样坚持几年，我们刊物会更加具备全国影响；我们设立的奖项，将和中国作协的全国评奖一样具备权威性！
如实评价，这样的建言，建言内容本身，不妨说极具胆魄和创造性。
同样如实评价，这样建言，敢于这样建言的事实本身，却证明我和李锐太年轻，也太幼稚了。
李国涛面色本来发白，周宗奇面色始终发红，这时，红脸和白脸都僵板了。二位谁都不看。以他两位的地位，言及刊物的决策，本来应该是他们来建言的。他们却保持沉默。
编辑部里，鸦雀无声。
终于，马烽说话了。老马面色本来就黑，这时严肃了，黑脸更加像是一块“油毡”，唰地放下来：全国长篇小说评奖，叫“茅盾文学奖”；茅盾的家人，拿出十五万块钱来。咱们搞一个“赵树理文学奖”，不说别的，他的家属能不能拿出一二十万块钱？
这是马老的具体说法，当然也是他的态度表露。于是，我们的建言被简单一票否决。从此搁置，不再提起。
从会上下来，我和李锐都不那么愉快。这么好的建议，遭到的是那么不好的命运。我俩甚至私下说过如此“大不敬”的话：
让赵树理家人往外拿钱，那不是难为孤儿寡母嘛！依然是作协评奖那点钱，改个名堂，有何不可？或者，应该叫作“马烽文学奖”？
我们真是年轻，真是小孩子。
马烽先生绝对不会那样狂妄，那样没有脑水。
1982年，中央文讲所第六期开办。比之第五期的“创作班”，第六期叫作“编辑班”。《山西文学》编辑部，推荐燕治国去北京读文讲所。我和李锐没有赢得这般荣幸。
1984年，中央文讲所第八期开办。我得到这一宝贵机会，赴京学习。听说，编辑部做过小的人员调整。有人建议，李锐是否可以担任小说组的副组长？马烽在党组会上又是一票否决：
李锐？还是太年轻吧？
其时，李锐三十四岁。
胡正三十二岁时，已经是省文联秘书长。
这样的比照没有意义。时代不同，南华门里的实际情况也大有不同。
当年，编辑部也是年年要评先进。先进人物，历来都是胡帆和冯池。他们二位能够评选先进，我为他们高兴。但我在心底有自己的看法：
喜欢部属老实听话，大概是所有领导者的通病。
我听一个卖肉的师傅说过这样的言语：哈！咱一辈子不爱巴结人，可听见巴结咱的话也舒坦！
2.张石山，孙谦的狗的干粮
我曾经接受过老孙谦的狗的干粮，而且是感激不尽，没齿不忘。
上面这句话，听着拗口，也有点莫名其妙。我得细细从头道来。
经过王老的努力，省作协办下来十个专业作家编制。后来不久，有了文联和作协分家的话题，领导上将十个编制一直放在抽斗里，坚壁清野，珍藏起来。决定到分家之后再行安排使用。
如此决断，我当然理解。专业作家编制，当然不能给文联去使用，因为这不是“专业艺术家”编制。
但是，成一和韩石山已经是事实上的专业作家不说，他二位也已经得到确切答复，一旦编制起用，他两个保证会优先占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令人眼红。至少我是眼红得要命。有些梦寐以求，殷切盼望如大旱之望云霓。
韩石山患了中耳炎，来山大二院手术。我去医院看望老兄，本来也是某种情理。但我怀了极大私心，好像给菩萨烧了半炷香，就要菩萨保佑发大财、得钱百万，能够长寿、活到一百三十多岁。老韩一个脑袋，用纱布十字横斜包裹了多半个，我就请他或曰逼他陪我去找老马。用李国涛的话说，老马在机关主事百分之七十，他不放话，我哪里能够成为专业作家？
韩石山也还仗义，伤兵似的和我一块到了老马家。我直杠杠提出自己的希望要求，老马未置可否。说不到时候，要等分家之类。
中国作协召开西安笔会，我和成一相跟赴会，住在一个房间。老马和老孙到峨影厂修改剧本，路经西安到了会上，并且住了几天。这不又是一个机会吗？
于是，我请求成一陪我去见老马；或者帮腔说话，至少可以壮胆。成一兄也好生仗义，饱汉理解饿汉肚饥。
马烽、孙谦级别与我们不同，住在另外一座楼上。成一和我路过茶炉房，还说起老孙谦的狗。
原来，老孙特别喜欢他家那位“麦克”，出差在外也格外关心狗的饮食起居。会上的早点之类，正餐的馒头把戏，桌上凡有剩余，老孙都要收拾起来；用小刀切成薄片，到茶炉房来烤干。烤干之后干什么？要乘坐飞机到成都，再从成都经由西安飞回太原，那些烤干的馒头片、面包片，好给他家麦克来品尝充饥。
说着老孙和老孙的狗，气氛轻松。还有，我得到消息，关于专业作家编制的使用，已经在党组会上进行了讨论。我希望占用专业编制，又不是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要说资格，韩石山都没有全国得奖，他能专业，我为什么不能？是年龄问题？也不成道理。老韩属狗我属猪，出生却都在1947年，他不过年长十来个月罢了。目的正当，理由充足。轻松的气氛中，我的希望热扑扑。
进了老马房间。老孙正在鼓捣他的狗的干粮，在窗台那儿立着；老马在休憩，仰躺在席梦思床上。
成一和我并排站了，毕恭毕敬的。成一平常就不出语，这时更加无话。肯于陪绑，我就感激不尽了。
正是“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我的语气温婉，简直是在恳求恳告；当然意图明确，还是直杠杠地提出要求。
老马半晌无言。老孙停止了鼓捣干粮。我和成一呆立着，犹如两根电线杆子。
老马突然说，就那么躺着：这事，你找西戎吧！作家协会的事儿，我不管！
密谋策划、日思夜想、准备话语、拿捏态度，就换来这么一句话？就这么完蛋啦？作家协会的事儿，你老先生真个不管吗？
在地下呆立着，各种念头飞速旋转，老马一下子封了门，我真不知该如何向下进行。我看看成一，成一看看我。张飞纫针——大眼瞪小眼。
这时，善解人意的老孙谦看见局面有些尴尬，就给我帮腔，开口和马烽说：
马烽，咱们不是在党组会上还讨论过嘛！都发表了一些意见嘛！
老孙真是爱护我。这个帮腔真是有分量，足够针锋相对。老马你真的是不管作家协会的事儿？
马烽给逼在那儿了。突然，老先生从床铺上一下子坐起来，点着我的鼻子说：
张石山，你想当专业作家？想像我和老孙一样，不用工作干活儿，专门给自己写东西？我明告诉你吧，你门儿都没有！
马老师说罢，又仰躺回床垫上去。今番，我给彻底干在地板上。感到委屈，甚至是屈辱。我不知道该怎样下台，如何离开老马的房间。我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可以听见成一的呼吸。脸上忽冷忽热，定然是煞白煞红。
尴尬万端，又是老孙谦出面救驾了。
善良的孙谦老师有些手忙脚乱地、热情万分地，捧起窗台上好几块面包干，捧起他的珍贵的、辛苦烤制的狗的干粮，一个劲儿往我怀里塞：
石山，你把它吃了吧！石山，你把它吃了吧！
孙谦老师呀！为了这个，为了你的狗的干粮，我今生今世会记得你的善良。我不好推让，也不能推让。我乖乖地接住了那几块面包片。好像忘了台词、不会走台步的演员，得到提示，找回感觉，我才脱出了尴尬，默默退出了老马他们的房间。
成一随后跟了出来。
我捧着老孙的狗的干粮，成一嘴唇习惯地发出“啧啧”的声响。
没有交谈。
3.成一、焦祖尧作品讨论会
新时期以来，山西省中青年作家里，韩石山是最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的。能够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同样是所有作者梦寐以求的愿望。不仅仅是满足虚荣，那是一个证明，那是一个标志。
韩石山1980年就读中央文讲所第五期，所谓“黄埔五期”，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能够及早顺利入会。受到老师们的关爱扶持，心情会比较舒畅，进步速度无形中也会快一些。
焦祖尧和成一是同一批加入中国作协的。比韩石山要晚，比我则要早。我是在西安会议之后，于1982年2月入会。他俩大致是在1981年。
对于老焦而言，入会就应该算是晚了。按说，他早在50年代就发表作品，写出过成名作《时间》，他应该更早入会。不过，他这时与成一同时入会，加深了他们二人的感情。仿佛过去科考时代的“同年”，会有一种手足般的情谊。
新时期以来，老焦的创作也极其勤奋。有长篇小说《跋涉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产生一定影响，获得相当好评。在我省与他同时代起步创作的同龄作家中，焦祖尧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读过老焦的东西不多。我主管《山西文学》的时候，在刊物上搞过一次作家同题小说《尘雾》的联展。那时老焦已经调入省作协，他也写来了一个短篇。那一篇《尘雾》，我认为几乎是老焦最好的小说作品。
他的其他作品，我觉着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语言问题。语言问题的出现，首先有题材上的原因。他是写作工矿题材的作家，语言上不如农村题材作家具有那种乡土优势。其次，还有他是南方人。吴越语系，语言之优美古雅、精深博大，和北方语系难分高下。但中国却是一个通行北方语系普通话的国度。江浙作家，闽粤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语言的前期“翻译”问题。
当然，对于老焦而言，他的语言问题不能全然归罪于客观。
大师榜样，鲁迅、茅盾，都是江浙作家。钱钟书，写作的也不是农村题材。眼前例子，钟道新写作非农村题材，其语言则要有味道得多。对了，焦祖尧的语言，缺少的正是一点味道。却又达不到钱钟书那样的大味无味的水准。说得严肃一些：焦祖尧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语言风格问题，对于创作而言，是个大问题。但对于焦祖尧来说，这暂时不能算什么问题，因为其时他遇到了更大的问题。老焦在我省大同工作多年，但他和大同文联的同事相处不和谐。不和谐到什么程度？老焦在大同都待不下去了。他准备调回南方江苏老家。决心已下，去志已决。
南华门巷子里，省作协的领导们听说了，特别是马烽老先生知道了，觉得不大合适。一位在山西文坛颇有建树的外省籍作家，在山西待不下去，要回老家，说到哪儿都不好听。
于是，马烽拍板，西戎、孙谦等附议，决定将焦祖尧调来省作协工作。
焦祖尧进入省作协之后不久，机关就组织召开了一次作品讨论会。专门讨论成一和焦祖尧两位作家的创作。有本省、外地包括北京的数十名专家学者评论家前来参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堪称规模空前、声势浩大。
韩石山曾经受到邀请，前来太原参会。我则没有这样的荣幸。但老焦不仅对韩石山讲过，对张石山也讲过，“随后我们要召开你们两个、两座石山的作品研讨会”。
能够召开研讨会，这又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我想不想能有一个专门的研讨会？当然想。极其想。非常想。声名得以大噪，至少可以得到恰当的评价而不被埋没。谁个不想？如果不想，有那样洒脱、那样超脱，干脆就连小说都不写了。
然而，张石山以及韩石山再也没有等到那一天。老焦说过，说过也就完了。事情也许不是老焦一个人能够决断得了，再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极其常见。
记得韩石山和我私下讲过这样意思的话：焦祖尧拉上成一，给自己开了一次研讨会。
我点头称是。老韩阴阳怪气，但这话讲得没有毛病。拉上成一，有点不得不拉。但假如不拉成一，成一不是也没有这份荣耀嘛！话是可以来回说的。
成一和焦祖尧并列开过研讨会，又是一块加入中国作协，比肩靠膀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他们和谐，大家看着也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