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在铜佛寺期间，有房有地，宅邸在冯志清大院的西院（今铜心二组菜地），院里有7间瓦房，开设油房，为拉碾子压油，养一头大牤牛，闲暇时无偿给穷人使用。王德林平时不穿军装，穿一身长袍，一次去布尔哈通河散步，见农民赶车陷在河里车拉不出来，已是深秋，河水刺骨冰凉，他情急之下撩起长袍，挽起裤角就跳进河里帮助农民把车赶上岸来。事后农民才知道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德林，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在民间传为佳话。
王德林对部下管理得非常严格，他的兵车出行，如果见到百姓拉重载的车不给他们让路，这个兵就要挨他的马鞭。一次王德林看见一个流氓欺负妇女，他上去就用马鞭抽打流氓，吓得流氓下跪求饶。他看见富家子弟留流里流气的怪头形，正好马车过来，他就用浇车的臭油往头上抹，吓得那些富家子弟再也不敢留怪头形。
王德林对部下士兵也是非常关爱的，特别是对参加举旗抗俄的山林队的官兵。他们的老家大部分在山东沂蒙地区，有的岁数也大了，王德林跟他们讲：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20块大洋，回家团聚过日子，不愿回家的就在老三营当兵。即使回老家探亲，也发给足够的路费，谁家的孩子生病，家乡发生灾情等，王德林都给予帮助。士兵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实心实意地在“老三营”当兵。
王德林在铜佛寺驻防十四年，他的部队纪律严明，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支持。在“老三营”开拔时，王德林为了答谢当地百姓的恩情，做了一个“万民伞”，布条写上为部队捐款人的名字和数额，挂在撑起的伞上。临行的那一天，王德林一身军装，在街头做了坚决抗日的演讲，他在前引行，撑起“万民伞”，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道上向关爱他们的百姓告别。在锣鼓声中，街的两边挤满送行的乡亲，他们往“老三营”士兵的包里装鸡蛋，往手中塞水果，送上一碗热茶水，让他们喝了水，不忘记铜佛寺这片土地。现在只要一说起铜佛寺，人们都对“老三营”充满敬意。
历史上也有人花钱做“万民伞”，不惜钱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1917年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总统，必须离开南京，于是把他的亲信江西督军李纯调到南京，做江苏督军。李督军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声响，除了二次革命打过国民党之外，似乎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是有点好面子，讲虚荣（否则大概后来不会自杀），从江西调到江苏，等于升职，走的时候，总要风光一些。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江西的绅商一如前清时节，送“万民伞”，发电报挽留，沿大街安排商家预备送别席，而且还推举了一个老绅士做“卧辙代表”，意思是在李督军上路的时候要躺在车前拦驾，只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轮船，从南昌到南京一路是坐轮船的，不知道到时候是否把老绅士丢到江里去。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代价，就是说，由李督军买单的。
都是“万民伞”，但意义不同，就有了质的变化。一个是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一个是为了讲虚荣，精心策划出的闹剧，伞如同一杆秤，衡量着人心。
我朋友的夫人就是在铜佛寺度过了童年的时光，后来她离开生长的地方，来到长春工作，但她经常地回去，走在铜佛寺的老街道上。她家曾经就住在电影院的后面，站在院子里，听到电影中的音乐声。不用出家门，坐在炕上望到铁皮瓦，屋檐边上有鸟巢，鸟儿大清早就飞来飞去，叽喳地叫唤不停。1965年，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二叔用35毫米小放映机，穿越方形小口放映《英雄儿女》，她还在母亲的腹中，等待来到这个世界上。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她被电影中的插曲迷住了，在田字方格本上，抄下《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词，也第一次让彩色的片子吸引住，一口气连看了七场。
童年有很多欢乐，不仅仅是电影，夏天到河边抓蜻蜓，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她的蜻蜓套是妈妈用口罩布缝的，绑在铁丝弯的圆圈上，杆子是旧的竹旗杆。有时找一截高粱秸，在顶端劈开一小段，拿小棍横着顶上，撑成三角形状，然后钻到房角寻找蜘蛛网，将其一层层缠到上面，仿佛苍蝇拍似的去粘蜻蜓。薄翅粘到丝网上，痛苦地挣扎，越动弹粘的面积越大，最后它就不动了。少年时总是热衷于残酷的游戏，河边有一丛丛马蹄莲，蓬松的叶子中开兰花儿。学校学农劳动时，排着队，唱着歌，去一里多远的永胜屯捡黄豆，大人们说，这个屯子原来叫小北沟村，光绪初年就有了人家。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图个吉祥改了村名，就是取永远前进的意思。
冬天是孩子们最快乐的季节了，他们盼着上体育课，背着简易的冰刀，到布尔哈通河滑冰，男同学戴着滑冰帽，滑单腿冰车。也有的坐两腿冰车，一块方形的木板，钉上两根木方子，底部削成弧形，然后嵌上粗铁丝，冰锥是两根木棍，头上是露出的钉子尖。盘腿坐在冰车上，冰锥一扎，随着溅起的冰屑滑出很远。她戴着姥姥用兔皮缝制的棉帽子，木板冰刀绑到鞋上，一支“杂牌”的队伍，在老师的一声口令下，各显其能向老头沟滑去。风声在耳边溜去，寒冷中同学们相互追赶，比谁先到老头沟，第一个上岸的被当做英雄看待。走进街头一家饭店，吃一顿朝鲜族冷面是同学们都盼望的事，吃完后从饭店出来，身上从里面往外透凉气，上下牙不住地碰撞，吐出的凉气和寒冷的空气融合到一起。同学们一路小跑，奔向布尔哈通河，快速穿好冰刀，然后再滑回铜佛寺。
在历史中翻找真实的细节
2011年11月5日，一连几天的阴云堆叠，在历史中翻找真实的细节，灰冷中人的情绪压抑到冰点。身上多加了衣服，还是抵不住砭骨的寒气，窗外终于有雨声了。城市在风雨中颠簸，我查看在铜佛寺拍下的照片，行走在那条老街道上。2009年4月1日，作家王国华和朋友去了一趟铜佛寺，他在一文中写道：
铜佛寺是吉林省龙井市一个普通的村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年近六旬的王宪海老人。“当年，吉林人都到铜佛寺来赶庙会。”这里的“吉林”，指的是吉林市。吉林市北山有座庙，东三省甚至内蒙、关内的善男信女们每年都到北山赶庙会，规模相当宏大。王宪海的意思是，铜佛寺的庙会曾经比北山庙会规模更宏大。
上世纪初，该地建了庙，大大小小的佛像均以铜铸就。这个村子因铜佛而得名。铜佛寺曾如此的辉煌：村庄的沟渠都用红松木板铺就，街道两旁则是密密麻麻的店铺，生意红火。二月二的时候，能卖掉三十多个猪头。四面八方的行人、客商川流不息地来了，又川流不息地走了，但街上始终干净得连一个草棍都没有。
铜佛寺坐落在盆地当中，四面环山，山上是郁郁葱葱的丛林，野鸡遍地，狍子、野猪成群。村前一条河水缓缓流过，河面真宽，河水真清，这条河就是贯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布尔哈通河。布尔哈通河乃满语，意为“柳树沟”。王宪海老人说，铜佛寺的历史比延吉悠久。当年选址建城时，考虑过铜佛寺这个地方。只是布尔哈通河从铜佛寺一侧穿过，另一侧是山峦，而延吉相对平整，河流可以穿越整个城市，因此，铜佛寺与中心城市擦肩而过。
铜佛寺曾经是一个镇子，后来乡镇合并，铜佛寺并入老头沟镇，从此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村庄。可是，这个村子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小学、中学、邮局、变电所、火车站、超市、饭店、出租车……让人眼花缭乱。它骄傲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个没落世家，地位没了，可尊严还在。“我们铜佛寺的秧歌队，跟其它地方的东北大秧歌不一样。我们的‘大翻身’、‘小翻身’一般人学不来。”王宪海老人曾经是铜佛寺秧歌队的主力队员，男扮女装，他踩着高跷走出去，邻居们都猜不出是谁扮演的。可惜，下一代没人会，也没人愿意学扭秧歌了。而且，村子也没有以前干净了。
铜佛寺的往事，历史上没有记载，已无声无息湮没在时间的河流中。王宪海老人打捞出一个又一个细节，看到我们不断唏嘘，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在这个地方生活了60年。外来的人，能和他一起唏嘘一下旧日时光，也就让他心满意足了。
王国华未能看到昌盛时期的街景，锁呐声中扭动的大秧歌，却找到活的资料，听到苍老声音的讲述，不是纸上文字记载的事情。王宪海老人，当年是秧歌队的名角，他男扮女装，踩着高跷走在街道上，无人认出是谁扮的俏媳妇。老人的叙述不是在说“瞎话”，他不是目睹者，而是亲自参与活动的人。我们无意修订历史，只是把遗落的细节，真实地粘补在空白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字变得珍贵了，它是研究人文铜佛寺的一个历史点位。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指出：“人文地理若离开了人，会顷刻间烟消云散，所以人文地理正经应该算是‘人学’。”唐晓峰把人摆在第一位，一座老建筑，一条老街有了人的出现，并且是活着的老人，这一切意义就不同了。街头冷清和往昔相比较，真是天大的差距。我在同一片天空下，却无法找到电影院，一家家老字号变作历史的符号。一条柏油路替代了土路，时间过去了很多年，铜佛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越野车在河滩地上，几乎无路可行，一路颠簸来到布尔哈通河边。鹏山把我一个人留在河滩上，他开着车继续向前找“王八泡”去了。坐在布满鹅卵石的沙土堆上，河水在眼前流去，浅浅的水，扯不出一丝的兴奋。河对岸不远处，零散着两户人家，从房子的建筑一看就是朝鲜族家，庑殿式屋顶，屋顶四个斜面苫着稻草顶，墙壁涂成白色。房子前后都有门，墙壁外有一根竖立的木烟囱。草棵子中觅着一头黄牛，水鸟在水面上掠过，一朵紫色野菊花顽强地生长。记得小时候，秋天姥姥家的后山坡上，满山开着野菊花，绿叶衬着黄色的花朵，这种花不富贵，什么地方都能见到。
秋风中有水湿的味道，越野车艰难地开过来，鹏山下车对我说：“王八泡”在前面。重新坐在车上，开到“王八泡”，布尔哈通河甩了一下，形成一片湾水，这里的水较平稳，野生的王八多，当地百姓都叫它“王八泡”。如今王八几乎被打尽了，河滩上布满乱石，枯黄的草在风中抖动，就连镇上的人都很少来了。
鹏山去往回调车，我走到“王八泡”边，蹲下身子把手伸进水中，我和它有了接触。
我从黑白电影中走出
2011年11月5日，央视电影频道播《英雄儿女》，我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想到1965年，大年初一的寒冷冬夜，二叔用35毫米的小放映机，为铜佛寺的观众放映这部电影。深秋的雨下得紧密，我穿一件旧棉袄，手抄在袖口里，躲避寒气的袭来，黄昏堆满了窗子，雨挟着风声渲染浓重的秋意。电影推出剧终时，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打开电灯，从黑白电影中走出，回到现实中来。
2011年11月11日，下午打开电子邮箱时，看到维春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二叔为了我写铜佛寺，特意找出四十多年前的皮棉帽子拍照，1965年的春节，二叔戴着它顶风冒雪，走在铜佛寺的街道上。
皮棉帽子跟随二叔四十多年了，它是历史的证明。我和照片中的二叔相视无语，铜佛寺的风雪在思绪中越下越大，窗口后的3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在转动。这张照片等了很多天，它真的在眼前时，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形容。
深秋的下午，独自坐在书房中，心却在铜佛寺历史中游走。
2011年11月12日于抱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