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岛问题”之我见——《间岛问题》序
（一九○八年）《间岛问题》是宋教仁的一本专著，录自《地学杂志》第四十六至七十三号。文前有张峻案语云：“是书宋氏成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韩熙隆元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脱稿时，沪上某书肆曾印行之，舛驳甚多。迄问题解决，宋氏拟加更正，易名《中韩疆界考》，志未竟而身先殒，稿纸散逸余书箧中，几至盈寸。追忆往事，多不幸言中之处，爰按遗文，略为序次，以资有志研究东北地理历史者之一助。”该杂志未载“序”和“例言”，这里的“序”和“例言”均录自1908年上海某书肆的单行本。
间岛交涉起，日久未解决。夫岂地志之不详有所藉口哉？
长白山顶有天池，其水之北流者为松花江，源源之东南流者为土门江，西南流者为鸭绿江，亦既尽人而知之矣。国家之兴也，东征西讨，日辟国百里，人莫得而非之；其衰也，城狐社鼠，宵小亦得而凌侮之，何也？强权不足以制之也。间岛以韩人占垦始有此名，要其地在土门江北。此题解决，以辨明土门江所在为准，土门江所在，以水之有东南流者为准，其他之说，皆支离不经者也。康熙壬辰，乌喇总管穆克登与韩官李义复等会查边界，至长白山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于分水岭勒石为记；惟土门江源有伏流数十里，于所谓天然界限尚有未完，因更立木栅、土石堆，借人为以补其缺。咸丰间，韩人绘图，尚明载木栅、石堆（土堆不载，年久坍尽，与地平矣），今纵又有变迁，准其地望，复勘当自得之。是书援引韩国公私图籍，运用国际公法学理，以证明土门即图门，则土门江北之间岛，无论从何方面立论，皆应为我领地，盖不惟历史事实一一有利于我，并早经对手人确认故耳。彼自诩文明强国之第三者，纵令怀抱野心，视耽欲逐，亦岂能向壁凿空，以推翻此不可移动之铁案也耶？
虽然，我自甲午而降，兵威不振者久，此外交当局者所为。恨无强权，藉作英雄用武地也。顾吾则谓兵威非真强权，而舆论乃真强权。十余年来，外交失败，书不胜书，苟有舆论以质其后，始虽小小失败，率未尝以失败终，例如某事某事，其尤著已，况今日之外交当局者，固世界列强争推为经验最富、手腕最敏之大人物乎？
窃意是书一出，舆论必由之而唤起，于是政府之远猷，国民之舆论，相与有成，俾我东西四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大小略等台湾之间岛，竟能完璧以归，以保障我朝长白山发祥重地。此则吾侪刊布之微意，并愿我朝野爱国诸彦采及刍荛者尔。
光绪戊申七月在沪付梓时识
关于间岛问题之一
——致监督星使书
（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监督星使”指李家驹，字柳溪，汉军正黄旗人，1907年6月3日任出使日本大臣，兼留学生总监督，次年2月20日改为考察宪政大臣，7月5日始交卸出使大臣和游学总监关防。宋教仁关于“间岛问题”的两封信藏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原件系用“能自强斋稿纸”毛笔书写，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人员拓晓堂辑录，刊于《文献》1988年第4期。本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一
监督星使大人钧座：
敬禀者，前日晋谒，面聆钧训。归后即准备一切，本拟遵于二十八日起程，以便乘二十九日神户出发之轮。奈赏给之川资，除稍置衣服（洋服一套十五元，及行具、衣笥六元，旅行用铺被十元外），所余无几。往返合计，不敷尚夥。自东京至神户车费十元，自神户至天津船费二等三十五元，自天津至北京车费五元，往返共百元。在北京用费至少三十五元总需要。又唐演处售版权金，只得百五十元，偿还宿债。此宿债亦万不能不偿者，亦不能足。合都凡尚须金百元上下，故炼万不能不另自设法再筹些须。因是，二十八日起程之计，不能实践。且关于买收证据书物一节，炼仍有不能不渎陈于钧座之处，故亦不能不展期数日，以待后命也。
此次间岛之证据，则非仅凭拙稿及炼之口舌所能尽述，必有确实可捏出之证据物不可。而朝鲜古昔之官私著作，则尤相宜者也。幸而炼所知之日人，藏有独得之秘，可以用私人资格买收入手。此种机会，不可多得。故日前面禀钧座，恳请将此书收买。炼之意以谓，费数千金，即可得外交上能占必胜之证据，而可争回土地十余万方里，我国外交当局者断无不准之理。乃〈而钧座〉以为，非经外部许可不能。炼又请速电外部，钧座又谓不宜费此数百金之电资，命炼到京面禀外部请示。炼尔时见尊意视此为不必要，又仰听承速乘会计未散，往领川资之命，故未及详禀，遵即退去。归后再四寻思，益知此举万不能从速断行。盖该书物，所以只须千金即可购得者，以该日人尚未知炼与我政府有若何关系，只以为私人交涉故也；若待炼去至北京，再来与之议买收事，则彼已知此事与我政府有涉，必居为奇货，非数千金所能承。甚至于因日人厚于爱国之心故，虽出多金亦不能买得，亦未可知。且该日人昨日来炼寓，言日政府有意买收其物云云，其实否虽不可知，要其言必有所因明矣。彼素通日外务省故也。
又近日北京、上海各报已登载此事（外部致公之电，亦已全录），难保该日人不有所闻知。炼意以为，若不于日内将其书物买得，恐不俟炼之抵北京，而此间岛证据之不能入吾手，已早于冥漠之中定之矣。故炼今者复敢为钧座详言其情。若钧座以为间岛可以不必争回，或争回间岛而不必需证据，或需用证据而此书物不足为证之用，则固无说。若以为间岛万不可不争回，争回间岛万不可不需证据，并信炼之言更以为此书可以作证据之用也，则炼不胜大愿，恳请钧座姑行权宜一次，不惜数百金速电外部，请其勿失事机，允购此书物。或钧座即自决之，先行后告，以速了此案。钧座前日谓外部与日本交涉，必须此书物与否？尚不可知。炼以为此无难知之理，若外部果不须此书物也，则此次断不至于以电召炼。
何者？炼拙稿中亦不过引用与此同类书物也。此中消息，祈钧座细思之。夫日本政府不惜费数百金以赂留学生，使开反对排斥日货大会；俄人不惜费数十万金以赂北京之联俄党，使唱亲俄之策；英相的士黎不待国会之承诺，而擅买苏伊士运河股票；德相俾士麦矫发德皇受侮之电信，而激动国人，以与法战。此等举动，果何所为而然耶？诚以外交上之策略，不可以素常律例绳之者也。中国一失间岛，则北满尽入日人之势圈，失极东政局之平衡，启他国均治之口实，其祸岂可胜言。其间轻重缓急之势，经权常变之道，我国外交当局者岂可不知之耶！若此证据果为必要，而因惜此区区之费，以致坐失机宜，则将来岂不为国恨耶？与其臆测为不必要，而有坐失机宜之怯，孰若姑且购之，以冀其万一之有当耶。炼对此事，绝无所希冀求于其间，不过以国家领土人人有爱护之义，故始终斤斤于此而抱杞人之忧。若钧座犹执前议，而必不从权，则炼虽去，亦无益于事。前送部之拙稿，固不必待炼之解说文义也。徒劳往返，而于炼一身且不无名誉、学业上之损。炼将奉还川资及咨文以谢不敏。虽失信于钧座而见罪焉，而亦所不辞也。忧劳之余，言多质言，俯赐鉴原，幸甚。不胜待命之至。
敬请
钧安！
学生宋炼谨禀
五月三十日
二
监督星使大人钧座：
敬禀者，前者晋谒，谆谆以从速起行见谕。炼非不欲奉行，奈川资不敷之故，仍难设法。唐演处尚有未交之款百元，彼以归抵上海邮递交炼相约，迄今尚未见来。炼非待此不可，故仍不能不展期。望再买收证据一节，炼终以为非买得于前，不如弗去。钧谕谓须函询外部，即请先行发函，计得部复，不过半月。此时炼所待唐演之金，亦当到着，遵即起行，是两者皆便也。且炼今日函催唐演送金，亦非费半月不为功也。肃此，禀陈。
敬请
钧安！
宋炼谨禀
关于间岛问题之二
——致李、胡二星使书
（一九○八年十月十二日）此札发表于1908年10月12日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日报》。录自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李，即李家驹。胡，即胡惟德。两人于1907—1908年先后出使日本，故称星使。《中兴日报》在发表此札时曾介绍说：“湖南人宋教仁，为著名之革命党，曾在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去年游历满洲。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方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非常棘手。及得此书，如获拱壁，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其书之价值可知矣。”又说：“袁世凯、那桐等谓宋有大才，特电驻日使李家驹，令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宋拒绝之。及新任日使胡惟德来，奉袁、那等命，力求宋赴京重用，敦促再三，宋大愤，移书李、胡二使，辞甚决绝。”
李、胡二星使执事：
敬启者，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又以某素为公等所目为党人者，若遥自贡献，必受峻拒，而反无益于事，故又委曲设计，介于敝同乡之曾为李公旧属者许孝绶氏（此君非某同主义者，实为宪政党员，幸勿误会），以达李公之前。幸为李公采纳，抄送外部，外部得此，果大有所资于谈判，向（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因是且有电欲招致某，谓有面询之要。适有来自北京之友人贻书劝某，谓项城外相实有非常之志，曷藉此阴与握手（此人与李公有旧，其与项城之关系，李公当亦知之，其与某手札尚在敝处也）。某闻此亦既跃跃有入虎口之意。既而事为中日报章所播，道路纷纷，谣谤交作。某之怨家，或谋以是陷某，故某有所警戒，乃取消前议，决计不去。前此对李公谓须政府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方可赴召者，亦不过欲攫取政府金钱，以为吾党用之术也（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惟是某虽未去，而事既有形，公等或曲解某意，谓某实有所希冀，亦有难料。又悠悠之口，不揣其实，谤声之加，在所不免。吾党作事，固不求人谅知，然不有以释于公等，则将谓吾党之人有遗行矣。今某不胜大愿，恳请胡公即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以示与公等断绝关系之义，以祛公等之曲解。摺子一册，已奉缴于贵署会计课，乞为检纳。噫！人各有志，不必相强，笑我詈我，岂所计及！惟此心能见白于此，则惟行吾志可矣！
抑某更有请者：李公学问非外交材，而惟颇长厚，某亦深佩。胡公持节有年，对外之政度不甚谙。今后其各善自努力，以辅弼公等之政府。际此立宪维新之会，各位官禄，固亦大切，然爱惜国土，保持利权，勿使同胞后日有失啖饭之所，亦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之义也。二公勉之哉，手肃，敬候起居不宣。某顿首。
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
（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三十一日）本文原载1911年3月30—31日《民立报》，署名渔父。
呜呼！吾国近日发生一极危险之事件，其影响较之俄窥蒙古、伊犁，英占登埂、片马，而犹重大十倍，直可使吾国变为埃及、朝鲜者，吾国人其犹未之知乎？
应桂馨向洪述祖密报刺杀
宋教仁任务完成前三日，外电忽报北京政府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债十兆元，已于二十五日签约，其债款之用途，则以充邮传部之行政经费及补以前之亏款。此消息之传来，始吾人犹以为未实，今则世界各国已喧传为极东之一重大事件，而竞加批评；日本朝野下上，又无不额手称庆，赞美其外交之奏功。噫嘻！此消息而竟成事实耶？噫，哀哉耗矣！
夫吾人非反对借外债者也，且极主张借外债者也，惟以管理债款之方法，使用债款之目的，与夫选定债权国之政策，皆非审慎周详，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后逐绪行之不可。而现政府皆不足以语此，故素昔不敢主张现政府之借外债，今则已矣。彼竞借最危险之外债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国，固不俟论，而其最可恶者，则选定债权国政策，直是全昧于国际形势，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州之运命，故吾国人不可不深恶痛绝之也。
今试略言其故。自日俄战役既终，世界各国之对中国政策，皆变为维持均势主义，即所谓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三纲领是也。其所以如此者，岂真有所爱于中国哉？实以各国在中国之势力未均，且各国之他方面情事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以对中国而实行分割，故不如暂维持现在之状况，勿使变更，以待将来。而中国得以暂延余命，以有自振之机会，亦即在此者也。此形势之成立，尤以日本之力为最多，盖以日本盟英结法，亲俄和美，四面八方，皆彼为枢纽之故，但其原因，既非真有所爱于中国，且各种同盟协约，亦为暂时性，而非永久性，将来必有破裂之日，则各国自皆不能不豫备将来应付之政策。而近世纪来，各国所谓对外侵略之政策有二种：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为先驱；一变相的侵略政策，以经济力为先驱。二者之中，变相侵略政策尤为最新发明之利器，各国所以灭人国、墟人社，大半皆采用此利器者，故各国预备将来应付中国之政策，亦有采用此新法之势。其政策之手段，除经营产业、贸易、交通外，而尤以经济上投资与政治上贷款为最有效，其见之最早而谋之最剧者，则为英、美二国，其次德、法诸国亦汲汲焉注力此点。如近来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始则英国独占其利，继则德、法、美三国先后加入；锦爱铁路之借款，虽有日、俄之嫉忌，而美国终仡仡不休，期于必成；币制改良之借款，美国既捷足先得，英、法、德三国亦要求均沾利益。此皆可谓为对吾中国新政策之见端者，此亦足以觇方今国际形势变化推移之大概矣。虽然，彼等之争先恐后而来投资或贷款者，既非一国，而其间又往往有互相疑忌争夺之事，则苟有一国垄断其利而破坏各国均势之局者，其他各国必不能默尔而息，此亦势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连鸡之势，互相牵制，此正吾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使各国不得不成连鸡之势，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此尤为吾国今日外交之要诀，而借债亦当如是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