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李志清在解放之后曾派黄启予回上海帮助黄金荣料理财产，还时不时地给黄金荣汇生活费。甚至有传言说，李志清在香港、澳门购买房产等事完全是在黄金荣的遥控下完成的。李志清甚至带了一张黄金荣的标准像，帮他申请了台湾的入境证，以备万一。黄金荣死后，李志清才离开香港到台湾去。由此可见，李志清的出逃很可能是黄金荣刻意安排的。
五、一代枭雄命归黄泉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欢庆自己翻身得解放，从此成了上海滩真正的主人。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陈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
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帮会流氓分子企图利用解放军刚刚进驻上海，立足未稳之际，大肆捣乱。据统计，上海解放后的20多天时间里，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一些流氓分子，包括黄金荣的部分门生在内，都妄图用事实来宣布：上海滩仍然是帮会的“王道乐土”。
面对严峻的局势，陈毅和潘汉年指令军管会、公安部门等密切配合，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对有血债的帮会人物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黄金荣的门生陶雪生在抗战时期落水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混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解放后潜伏在上海，与人民政权对抗。经群众检举揭发后，陶雪生被逮捕，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50年10月，陶雪生被押送至老家漕河泾镇执行了死刑。
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进行登记，到1951年，登记人数达26800余人，数以百计的流氓头子被监督劳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但对黄金荣，人民政府始终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发展有利。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潘汉年为了平息群众的愤怒，不得不让军管会代表杜宣前去向黄金荣本人训话。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从此之后，黄金荣便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每天躺在烟塌上抽大烟。当时，人民政府已经明令禁止抽大烟，但由于黄金荣烟瘾极大，而且又极度恐慌，不得不靠大烟来麻痹自己。均培里黄公馆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400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361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公馆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黄金荣回到黄公馆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这份自白书如下：
黄金荣自白书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363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份自白书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上海滩第一大亨的“悔过自新”，在当时轰动一时。不用说，这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实际上，黄金荣扫大街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上海市政府依然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着位置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实际上，黄金荣的悔过书有两份。1999年，在一家文史刊物上刊登了一份源于上海档案馆收藏的黄金荣《悔过书》，这份悔过书的成文日期是1951年5月7日，并当日送呈军管会。离《文汇报》、《新闻报》刊登上面那份“自白书”有13天时间。这一份与当时公开的悔过书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份“悔过书”全文如下：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垫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因为我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悔，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365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午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应八仙桥开日新池浴室，上面开日新楼茶馆，有赚下来的钱，一部分办一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在小东门有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午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向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黄金荣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黄金荣发表悔过书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开始了。五月二十八日，小八股党干将之一，在“四·一二政变”中活埋共产党人的叶绰山被逮捕，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七月二十六日，黄金荣的弟子、大汉奸卢英被枪毙；七月二十八日，黄门老将马祥生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些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更加恐慌了。整日提心吊胆，唯恐人民政府会清算他的罪恶。由于心情恐慌，黄金荣一病不起。1953年6月20日下午，黄金荣在均培里黄公馆命归黄泉了。黄金荣死后，其亲友门徒为其举办了简单的丧礼。丧礼备了九桌宴席，但前来吊唁之人只有17人。黄金荣的死标志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中滋生的帮会组织走到了尽头。
相比之下，黄金荣的结局在三大亨之中算是最好的了。张啸林在抗战期间落水做了汉奸，被保镖林怀部一枪毙命，还落了个千古骂名。杜月笙出走香港之后，于1951年8月16日病死异乡，只活了63岁。后来，杜的遗体还被运到了台湾，落了个叶落不能归根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