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了。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为了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这次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了《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国民革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军的党代表。另外，在北伐军中担任各级领导职责的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北伐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各地群众的拥护。1926年11月，北伐军已经荡平了附件、江西、湖南、湖北大部，进军浙江、江苏、安徽等省。蒋介石随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了江西南昌。
中国共产党在北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蒋介石却在这时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企图反共，镇压革命。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又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秘密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上海的工人、学生趁北伐节节胜利之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一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武装、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以三大亨为首的青帮流氓云集上海。上海的形势空前复杂起来。
青帮的帮规松散，杜月笙虽然门生众多，且不少人在外面背着他为非作歹，但他却很少惩处他们。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张松涛是为数不多受处罚者之一。有一次，他背着杜月笙在外面“照杜月笙的牌头”、“亮杜月笙的字号”，捞了不少好处。杜月笙知道后，要将张松涛逐出上海滩。经沈月英求情，杜月笙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将张松涛打发到了宁波，投靠宁波炮台司令张伯岐。张伯岐字南月，号颂南，浙江嵊县人，出身贫苦的农家。张伯岐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也是一个血性的汉子。
据说，张伯岐17岁时曾为伸张正义而打死一个财主。那财主十分吝啬，经常拖欠长工的工钱。有一次，一个篾匠到财主家去讨工钱。财主非但不给，还让打手把篾匠毒打了一顿。张伯岐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十分气愤，邀人前往评理。
结果，话不投机，双方便打了起来。血气方刚的张伯岐三下五除二便把财主一帮人给收拾了。没想到，那财主不经打，被张伯岐几下就打死了。
张伯岐惹了人命官司，成为了官府的通缉犯，遂结义上山，落草为盗。张伯岐领着一帮强盗，快意恩仇，劫富济贫，颇为得意。
后来，他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决定改邪归正，献身革命。经同乡的介绍，他认识了嵊县的革命党人竺绍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绍兴普通陆军中学校成立了，竺绍康被任命为襄办。张伯岐等人经竺绍康的介绍而入校，并参加了光复会。此后，张伯岐与竺绍康、王金发等成为秋瑾的左臂右膀，共谋革命大计。光复杭州一役，他曾组织敢死队，自任敢死队队长，作战异常英勇。
杭州光复后，张伯岐任浙江先锋团团长。二次革命时期，他任镇海炮兵统领，整饬海防；与吕公望、张载阳在杭州秘密组织讨袁部队。此时，他正在宁波当炮台司令。民国时期，军政界要员和帮会没有关系的人不多，这张伯岐便是洪门老大之一。张啸林、杜月笙和他的关系相当密切。
将张松涛推荐到张伯歧那里去，自然是杜月笙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张松涛怎会不知这其中的奥妙所在呢！他到了宁波以后，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很快得到了张伯歧的赏识。每次到上海，张伯歧都要在杜月笙面前夸他几句。
杜月笙此时对张松涛也颇为想念。沈月英看出了他的心思，便顺水推舟地说：“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松涛既已改过，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人才。要不，就叫他回来吧。”
杜月笙颔首同意，便派人把张松涛叫回了上海。当时正值1926年的岁末，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吴佩孚几已全军覆没，孙传芳的军队也在南昌之役损失惨重。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已经进入浙江境内。适从军中归来的张松涛将这些消息告诉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等人之时，他们不免踟蹰起来。
杜月笙、张啸林虽然一向与国民党人士交好，但同时也和各地军阀往237来密切。国民革命军一来，他们很难置身事外，但帮谁，反谁呢？张松涛悄悄地将张伯歧嘱他带给杜月笙的口信告诉了他：“革命军一来，都要响应，我亦准备在宁波俟机阵前起义。若事不能谐，我将回上海来跟大家一致效力。”
孙传芳自封五省联帅，拥有部队20余万人，但由于各级军阀逐层克扣部队的军粮和军饷，导致军心涣散，北伐军一到，往往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张伯歧已经将孙传芳在浙江各军的布防情况作了一番统计，托张松涛带给杜月笙，让他转送到革命军方面。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时刻，三大亨选择了投靠国民党。杜月笙将张伯歧的秘密情报转送给了国民党驻上海的负责人钮永建。
随着北伐军的稳步推进，孙传芳败势已现。万般无奈之下，孙传芳唯有向张作霖求救。所谓“唇亡齿寒”，孙传芳如果兵败，北伐军下一个就该收拾他张作霖了。张作霖急忙派张宗昌统兵南下，接替孙传芳在南京的防务。
四、国共合作进逼上海
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的工人武装在1926年10月23日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史称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立即把主力调往江西战场。军阀孙传芳在江西作战失利，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夏超秘密与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联系，企图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进军上海。
钮永建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他出生在上海县马桥镇的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曾任直隶知县。钮永建自幼接受传统教育，聪慧绝伦，17岁时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23岁的钮永建考中举人，成为了清末科场上最得意的年轻人之一。但钮永建却不愿意在官场上飞黄腾238达。清廷的腐败让他和当时大多数仁人志士一样，开始寻求救国之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在甲午海战中惨败。钮永建看到中国国势衰弱，受到列强侵略，决定研求“新学”。同年，他考入了湖北武备学堂。后来，他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师范班学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为湖北官费留学日本的军事生。次年，他离开了中国，远赴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在东京，他广交革命志士，与邹容、徐锡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辛亥革命期间，钮永建积极参与光复上海一役，曾被推举为沪军都督，但被其婉拒了。他策划、领导的松江起义成功后，开始担任沪军都督府军务部部长、松江军政分府军政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钮永建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后代行总长职务，同时筹办军备。
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期间，钮永建曾率部讨袁。此后，他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先是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参议，后又被派往上海，任驻沪特派员，策动上海革命。
这钮永建与上海滩的大亨虞洽卿、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过往甚密，夏超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这些大亨都曾为钮永建做过说客。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决定和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夺取上海。于是，中国共产党人便于1926年10月23日夜发动了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但因夏超的部队作战失败，起义准备不足，工人队伍力量薄弱，起义失败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当时，汪寿华是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重要领导人。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曾化名何景亮、何寄元、何今亮、何松林、宋林、孔伯生等，浙江诸暨檀溪乡人。1917年秋，汪寿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汪寿华曾与同学成立“学生书报贩卖团”，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1919年秋，汪寿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4月，他赴苏联学习，当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部主任。1923年12年，汪寿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5年初，汪寿华回国，开始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农工部委员。
“五卅”运动爆发后，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李立三、刘239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次年，汪寿华当选为中共江浙区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兼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在“五卅”运动中，汪寿华结识了杜月笙。此后，他一直在争取杜月笙，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在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和数次小规模的罢工中，就有不少青帮流氓加入其中。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至22日，罢工人数达36万多人。号称“独臂将军”的淞沪镇守使李宝章，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将工人蔡建勋、史阿荣杀害“示众”，继又逮捕54人，杀害31人。李宝章是孙传芳手下的一员骁将，素来心黑手辣。孙传芳很倚重他，故任命他为淞沪镇守使，镇守上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奋起反击，21日晚开始不断与军警发生局部战斗，至22日下午6点，总同盟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建威”、“建康”两舰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发生巷战。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永建的便衣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陷于孤立，起义再次失败。其间工人、学生、市民牺牲、被捕共六七百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讨好英法等帝国主义，下令国民革命军不准在上海开战。张宗昌统率直鲁联军已于1926年底开抵南京。1927年年初，张宗昌派麾下大将，时任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总司令的毕庶澄亲督海陆大军循海南下，进驻上海，接替孙传芳在上海的防务。
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上海滩上人人自危。富商巨贾纷纷扶老携幼，迁入租界避乱，而老百姓无处可躲，只好硬着头皮在华界战战兢兢地生活下去。上海各界的领袖人物频频在租界里会晤，想办法找出避免战祸的办法。
在毕庶澄初抵上海之际，杜月笙、张啸林和黄金荣便在黄公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面临变故，何去何从，大家不得不慎重考虑。
黄金荣说：“自古以来，上海人消弭战祸的方法，只有两种，其一是借重洋人的干涉，譬如说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军进犯上海城，就是英国将军戈登，用犀利的枪炮把长毛贼轰跑了的。其二是捐献银两，对双方主帅动之以240利，请他们把战场拉远一点，莫要玉石俱焚，糟践了上海滩这个寸土寸金的好地方。”
杜月笙苦笑着告诉他，这招肯定行不通了。北伐军有统一全国之心，根本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几经商议，他们主张配合革命军的攻势，设法先行驱逐，或者瓦解奉军，使上海免于战火。当然，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杜月笙和黄金荣是在押宝。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商议何去何从之时，张啸林在一旁一直保持着沉默。在他看来，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根本不必有什么担忧的，凭着奉系军阀几十万大军，北伐军要攻破上海绝非易事。况且，他和张宗昌以及奉系军阀将领的关系都不错，他没理由去支持北伐军。
不过，既然杜月笙和黄金荣都坚持联合北伐军，对付奉系。张啸林也不好坚持什么，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主。他嘟嘟囔囔地说：“这件事情你们做主就好了。反正打仗的事情不是我们说了算。无论哪个坐天下，我们都能轧上一脚。”
五、巧用“美人计”盗情报
决定支持国民革命军之后，众人便在黄公馆秘密商定了具体实施计划。当时，上海的军事力量以毕庶澄最盛，他手握两万精兵，李宝章所部仅官兵2800余人。因此，只要吃定了毕庶澄，让他的两万精兵不战而溃，那么李宝章便成不了气候，不敢和北伐军正面冲突了。如此一来，既可以保证北伐军顺利进驻上海，又可以使上海免于战火的破坏了。
1927年3月10日，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备了一份请帖，请毕庶澄赴宴。席设“花国大总统”富老六的香闺。毕庶澄的顶头上司张宗昌来上海时，富老六曾让他醉生梦死。当时在张宗昌手下任旅长的毕庶澄对这位“花国大总统”已有耳闻，早想找机会一睹其芳容了。再加上，杜月笙和张啸林跟他的上司张宗昌关系如此密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掉杜、张二人的盛情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