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拢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纲纪大坏，贿赂公行，谗邪得志。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担心太后一族日盛，作《女史箴》以讽，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
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
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强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张华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感触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权臣迫害张华冤死
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太后成谋，诬陷太子。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拿出太子手书对群臣展示，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頠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頠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而赵王伦执掌军机，性情贪功冒失，可借以济事，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的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頠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张林说：“你想要害忠臣吗？”张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张林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頠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69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运筹扶魏室“务从”遭灭族
——崔浩之冤公元420年，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魏作为南北对抗两大力量中的强者出现，与南朝宋相抗争。
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朝步入了鼎盛阶段，其向外发展的强大势头难以扼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南北两种势力在疆场相遇了。在这期间，北魏和宋一方面在战争中决胜负，一方面也在后方进行自我调整，宋大力消灭权臣，拓跋氏则努力进行统一北方的工作。
北魏朝在拓拔嗣和拓跋焘时期之所以日益强大，是和他们拥有一位治世能臣分不开的，这位能臣就是崔浩。
勇于谏言深谋远虑
崔浩，字伯渊，北魏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东晋太元五年（公元380年）出生于一个世家名门。他是三国时魏司空崔林的七世孙。历代都有人官至显位，使崔氏成为北方的士族之首。
崔浩从少年时就喜好文学，博览经史，对诸子百家学说无不精通。他性情敏达，长于计谋，常把自己比做张良。拓跋珪时曾任命他为给事秘书、著作郎。拓跋嗣即位后，得知崔浩精通天文历数，对阴阳五行很有研究，常命崔浩占卜吉凶，参照天象，考定疑虑。崔浩根据星象，从人事实际出发，诸多疑虑，皆能解决，多有应验。拓跋嗣就让他参与军国大计。崔浩为之出谋划策，深受拓跋嗣的信任。
拓跋嗣神瑞二年（公元415年），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大旱，五谷不收，饥荒并至，民多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垣等人对拓跋嗣说：“按谶书所言，大旱凶兆，应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以避其灾，可得丰乐五十年。”拓跋嗣立即命群臣讨论王亮的意见。
博士祭酒崔浩和特进周澹听到王亮等人的言论，感到非常吃惊，认为国家刚刚草创，迁都平城还不到20年，现在又要迁都，这样只会扰乱人心，而不能妥善解决饥荒问题。为了安定人心，从长治久安考虑，二人便向拓跋嗣献策说：“国家迁都邺城，可能会暂时解救今年的灾荒，但不是长久之计。河北（指邺城一带）人民认为国家久居大漠之地，人畜多如牛毛，无法加以统计；今率众南迁，恐河北诸州无法加以安置。如果让他们杂居于郡县之中，放牧于荒林之间，他们又不服水土，疾疫死伤者必接踵而来，民众见此情景，必然心灰意冷。周围各国得知这一消息，也必然轻蔑我国。旧都守兵既少，赫连勃勃、柔然必然乘机进犯我国。这样，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平城必危。我军远隔千里，又不能及时救援，必然有损我国国力和声誉。如今我国军民居住北方，如若河北有变，我军轻骑南下，陈兵于山林之中，谁能知道我军虚实？百姓也会望尘归服，这才是我国威震华夏的长治久安之策呀！到明年春草长出，乳酪自然就多了，兼有蔬菜水果，定能吃到明年秋天。如果明年秋季丰收，饥荒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拓跋嗣认为崔浩、周澹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他仍有疑虑，于是又问崔浩、周澹：“现在仓库粮食已经空虚，勉强可以暂时糊口，无法等到来年秋天。万一明秋仍然饥荒，又将怎么办呢？”崔浩等献计说：“现在可以把饥贫民户迁到丰收地区就食，若来年仍然饥荒，可再想办法，但不能迁都。”拓跋嗣认为这个计策很好，就高兴地对大臣说：“在是否迁都的问题上，唯有崔浩与周澹和朕的意见相同。”于是就把国中饥贫民户，迁往河北定州、相州、冀州等地就食。到了第二年，果然是个大丰收的年成。拓跋嗣认为崔浩、周澹言事准确，给了他们许多奖赏。
东晋的刘裕志在篡晋，急于立功，于是在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趁后秦主姚兴新死，其子姚泓初继父位之机，出师讨伐后秦。当刘裕大军欲假道北魏时，拓跋嗣忙召集群臣，商议是否阻止刘裕西进之事。公卿大臣异口同声，一致建议加以阻止。他们说：“潼关号称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裕水军，怎能越过潼关而西进呢？如弃舟登岸北侵，则是很容易的事情。刘裕虽外表扬言北伐后秦，其真实用心很难预料。况且姚兴之女西平公主嫁于陛下，怎能不救！应先派遣军队在上游加以阻击，不让刘裕西进。”
拓跋嗣认为很有道理，将依计而行。但崔浩认为这种策略弊多利少，于是对拓跋嗣说：“这样做并非上策。神瑞年间（公元414—416年），东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讨伐刘裕，被刘裕所逐，投降姚兴，刘裕对他痛恨切齿。况且刘裕早有灭秦野心，如今姚兴已死，其子姚泓暗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机伐秦，臣观其意图，势在必取。今若阻其西进之路，刘裕愤怒之下，必然登岸北侵。这样一来，后秦安然无事，而我国就要首当其冲了。现在柔然已经入寇北境，百姓又缺乏粮食。如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则柔然必乘机深入我国腹地；如北击柔然，则南境又发生危机，致使首尾不能相顾，这不是什么良策妙计呀！不如将水道借给刘裕，听其沿河西上，然后再屯兵阻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刺虎那样，可以两得其利。如果后秦得胜，我们也不会失去援救邻邦之名；即使刘裕占领关中，那里与东晋相隔遥远，很难守住它，到那时关中终究为我所占有。现在不用兴师动众，就可坐观成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坐收长远之利，这才是上策！”
大臣们反驳说：“如果刘裕西入潼关，进退之路都被堵死，就会腹背受敌，恐怕刘裕之意是声东击西，名义上是北伐后秦，实际上是渡河北上，进攻我国，这不是很自然的道理吗？”因此拓跋嗣没有采纳崔浩的计策，而派长孙嵩率军十万，屯兵黄河北岸，阻击刘裕西进。结果长孙嵩被刘裕打败，北魏冀州刺史阿薄干被杀，军队遭到重大伤亡。拓跋嗣得知这一消息，悔恨当初没用崔浩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