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面对这座已历三百多年风雨的雄关想到它居然没能挡住清兵入侵，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既觉悲哀又觉气愤，一股反清复明的大丈夫气概充溢胸间，令他久久难以平静。
游览罢山海关，在南返路上，顾炎武又专程来到昌平。他要拜谒明十三陵。十三陵整个陵区四周都有围墙，正门开在南端，蟒山、虎峪嵯峨两侧，恰似一龙一虎踞守大门，保卫着里面的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过去的皇陵都设有陵卫，如今也没了，外面的围墙也多处倒塌。又勾起顾炎武一番凄凉感慨来。
顾炎武离开北京，取道保定、娘子关，来到山西首府太原，再由军渡过黄河入陕西，抵达秦北重镇榆林。考察一番后又过河返回山西，遍游雁门、五台之地，并且再次住下来开荒种地。初具规模后，他把垦种事务交给门人们去管，自己又抽出身子继续漫游，回到了南方。就在这时，一场大祸临头。
著文招祸身入冤狱
这天，他正在整理自己的旅游笔记，忽然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差把他逮捕起来。罪名是有本题名为《忠节集》的书，是他搜集编辑并刊刻发行的，书中的《郭汾阳王考传》、《黄御史传》、《顾推官传》等文章和诗词，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充满“悖逆”、“反叛”的内容。此案是姜元衡一手制造的。
姜元衡原来姓黄，叫黄元衡。他出身低贱，是世代奴仆之后。到他手里门风一变，居然读书有成，中进士，点翰林，春风得意。惟有一块心病：怎么才能改变一下奴仆出身的名分呢？想着想着就想歪了。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姜元衡忽然发难，向山东巡抚衙门告状，检举说黄培写有反诗。黄培是谁呢？他曾任明朝锦衣卫都指挥使之职，而姜元衡的先辈曾在黄家多年为仆役。如今黄培无职在家，但他的子侄多人，现任清朝的县令、推官等。姜元衡完全出自一种变态的报复心理，诬告黄家共有十四人写有反诗，因为证据不足，案子拖了三年多也没个了结，姜元衡继续加码。康熙七年正月，他再次告发黄培藏有反动著作《忠节集》，并有鼻子有眼地说，该逆书的编著者就是昆山顾炎武，顾炎武就是这么被牵连进来的。
顾炎武入狱，朋友们急坏了。万一把他参加抗清的那些事都扯出来，那可凶多吉少。李因笃、朱彝尊等朋友全力以赴地开展营救工作，到了当年的九月，总算把顾炎武救了出来，戳穿了士林败类姜元衡的诬陷阴谋。还应提到的是，此案之所以能较快地了断，与另一起文字狱大有关系。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市面上出现了这么一本书：书名《忠义录》，又名《启祯集》，陈济生编辑，是吴生作序，书中诗文系黄尊素等人作。黄尊素是明朝著名的御史，吴生更是明朝的阁老大臣。光看这两个名字，就够吓人的了。其实，这本书根本不是陈济生编辑的，而是江南的沈天甫、吕中、夏麟奇、叶大等人搞的。他们为何要弄虚作假、借用他人名义呢？原来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吴生有个儿子叫吴元莱，现任中书之职。这天有几个人找上门来，亮出《忠义录》，说这是一本煽动反清复明的逆书，书序系你父吴生所作，肯定会招来灭门之祸。又说如果你吴中书肯出二千两银子，我们保证可以把此书全部收回，使你全家免祸无灾；否则，便要去告发。
显然，这是诬陷勒索的行径。在文字狱兴盛的专制时代，一些文痞恶棍趁机作恶，这是很自然很普遍的现象。
吴元莱不是等闲之辈，还是有点胆识的。他一看序文，就断定不是父亲的手笔，心知这是一场大讹诈。当即稳住来人，去给巡城御史报了案。于是，沈天甫等人很快被捕，严审之下供出实情。这年闰四月里，这几个文痞以伪造逆诗、肆行诈编、大干法纪的罪名被处以死刑。
这个案子无疑给山东的“《忠节集》案”提供了一种思路，办案者在顾炎武朋友的提醒下，找来《忠义录》与《忠节集》加以对照，这下案情大白了。原来姜元衡正是把沈天甫的《忠义录》加以删节，把黄培的一个小册子《十二君唱和序跋》的内容加进去，便拼凑起那个《忠节集》来。审问姜元衡，他对作案过程和动机也供认不讳，顾炎武和黄家多人也才能无罪获释。
冤狱重生死不事清
顾炎武从这场文字狱脱身出来，已经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看出恢复故国已不可能，便转向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同时继续那种“以驴马载书自随”的漫游生活。顾炎武晚岁的游历重点仍在华北地区，尤其是秦晋两地。他来到陕西华阴县时，说过下面一段话：
陕西这地方的知识分子，非常喜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性情豪爽重感情，很容易交往，而且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这都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华阴县正处在关河之口这样的中枢位置。住在这里用不着跑多远，就能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人物。一旦接到什么警报，很快就可退到山里据险固守，而要想施展胸中抱负，向外而求得发展，一出潼关便可获得高屋建瓴之势。可谓进退自如之地。
从他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位反清志士依然壮心不已，满怀激烈慷慨之情。
于是，快60岁的人了，又在华阴县定居下来，买了五十亩地，领着门下弟子垦种起来，过着自给自足的屯田士兵式的生活。而把山东、山西两地垦田的收入全部储存起来，作为一旦举事时的战略物资。以华阴为立足点，他又四出游历，考察踏勘。据史书记载，他每到一地，凡阨塞海陬，必找来老兵询问其中的情况。如果与平日所听到的不合，当即加以检勘。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像、河漕兵农之属，无不穷原究委，考证得失。顾炎武遍览诸史图经文编说部之类，取其关于民生利病者，且周游西北历经20年，终于写成洋洋一百二十卷之巨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而这仅是他一生著述的区区小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顾炎武学问的渊博。
更值得称道的是顾炎武的人品。即使到了夕阳晚岁，他依然保持了高风亮节、冰清玉洁的品行。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朝廷为了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开设了“博学鸿儒科”；第二年，又组织大手笔纂修《明史》。趁着这两个机会，满朝大臣都争先恐后地推荐顾炎武，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少老朋友也修书寄诗，劝顾炎武脱离那种奔波艰辛的江湖生涯，回到故乡安度晚年。然而，年近古稀的亭林先生依然是“力辞不赴”。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70岁的顾炎武客死异乡，病故在山西曲沃，身后留下无数著作而无子嗣，由好义的学生们扶棺归里，安葬于出生地昆山。
直言皇家事罹祸遭杀身
——严增之冤中国文明是以儒家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文明范畴，它所推崇的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之道，讲究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情怀。对于这一切，中国的文人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了。中国文人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儒者人生，他们从小便开始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礼和灌输，研习经史子集，再后来更是把这些当作致仕之途径。
既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们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情怀，那么他们也会不惜一切地去为之而奋斗，即使是在今日被我们所不敢恭维的事情。本文这则冤案讲的就是乾隆时期一位山西文人因直言不讳皇家之事而罹祸的故事。
果敢固执铁骨铮铮
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是清廷大臣舒赫德人生旅途的最后四年，但也是他一生官场得意的辉煌顶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成为领导该院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个相当了不起的职务，他的祖父徐元梦（在满族语音中，“舒”与“徐”两字的发音略同。所以，满族正白旗出身的徐元梦，便给自己取了个汉人名字，表字善长，还有一个表字蝶园，往往人称“蝶园徐先生”）也曾经得到过。祖孙二人同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宝座，不能不认为这是舒穆禄氏家族史上的一种殊荣。到了乾隆四十一年的五月，舒赫德因为镇压山东农民起义有“功”，得到了一个世袭职务——云骑尉，同时他的肖像被恩准进入大清王朝前五十名功臣图像的行列。同年七月，他又兼任了文渊阁的阁领事。这个文渊阁可不简单，是乾隆皇帝敕建的得意殿宇，位于文华殿之后，是用来专门收藏钦定《四库全书》的。谁不知道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得意的建筑，得意的图书，谁来看管？自然必须是皇上最感得意的大臣了，舒赫德的得宠于此可见一斑。总之，这一连串的浩荡皇恩，把舒赫德推上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对于这样的荣耀，他当然不能不倍加珍惜；反过来说，他对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这种荣耀的人和事，都是非常敏感而痛恨的，都是决不会予以容忍的。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七月十七日，刚兼任文渊阁领事没几天的舒赫德，兴冲冲地早朝归来，刚端起一杯龙井茶要喝，家人就走了进来，双手捧着一个白纸包，说是吏部送的公文。
舒赫德顿觉奇怪：吏部的公文怎么会是白色纸包？上写“送舒大人宅”这几个字，也不合公文规矩嘛。他放下茶杯，接过白色纸包就拆，里面有两件东西：一封信，一道奏折。其中信上写道：
我名叫严增，原是都察院的一个吏员，任期满后已经离开了那里。我早就听说舒大人您是当朝一位贤名卓著的大臣，向来做事与众不同，别具一格，不愧是国家社稷的栋梁之臣。我之所以给大人您致函，正是仰望大人您的英名。
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眼见当今之世英才济济，更觉得自己平庸愚昧，难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我已无意于功名利禄，在都察院任期届满后便回到了故乡。但是，心里一下子又很难平静，毕竟担任公职20多年了，皇上的恩遇，国家的培养，自己难以报答于万一，于心不安啊！我经过反复思考，便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内容是请求皇上严惩贪官污吏、不要过分压迫黎民百姓。但我这样的身份地位，当然是没有资格给皇上直接奏事的，所以想请大人您代为转呈。此事如果有结果，一方面对国家百姓大有好处，也会使大人您的贤名更为昭著，流传千古。万一有什么意外，我这奏折也无非是请求镇压贪官污吏的内容，算不上什么罪过，所以对您的名声也不会有多大妨碍。希望大人您三思，千万不要过多地考虑眼前利益而谨小慎微，应以国家大事和百姓利益为重。最后，我声明一点，此事成与不成，我都在住处静候消息，即便是大祸临头，我也决不逃避。
舒赫德看完这封信，不禁大怒。心想哪里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人物，竟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讲话，好大的胆子！他把信和奏折扔过一边，问家人道：“来人走了吗？”
家人说：“没有，还候在大门外，他要等着确定大人收到白色纸包。”
舒赫德厉声喝道：“放肆！可恶！把他抓进来！”
不一会儿，两个家人架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两颊深陷，满脸菜色，但目光灼灼，显出才智、果敢和固执。舒赫德对其严加盘问，结果和信上所说并无二样。舒赫德又问了一些别的，便让人把严增押下去关在私牢里听候发落。他又把严增的信看了一遍，把那份奏折也看了一遍，然后踱步沉思，考虑如何处理此事。
一个丢掉了饭碗的九品小官吏，一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既然信上和奏折上没写什么犯法的话，虽说有点无礼，也毕竟说了许多赞美歌功的话。舒赫德是否应该宽大为怀放走严增，全当没有这么回事儿呢？可他连想都没这么想过。在他看来，怎么能做有损于自己高贵血统和门楣的事儿呢？这样的汉人，这样的读书人，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怎么能轻易放过呢？这个严增是否有同谋？是否有主使之人？是否有谋反朝廷的计划？都得一追到底才是。舒赫德想到这里，便下了决心，在给皇上报告此事之前，自己先要查个水落石出。当下，他就挑选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家兵家将，前去严增居住的万春杂货店进行搜查。
在崇文门外的万春杂货店里，从严增的住处又搜出下列几种东西：严增自著《瓦石集》书稿一部、奏折底稿二篇、写给四阿哥（四皇太子）的信一封、誊清的奏折一篇、零星图书数本。
搜查人员带走全部搜获物的同时，也将该店老板山东人韩昌林一起抓走。
当夜，舒赫德在自己家里私设公堂，先审韩昌林，用意是先探明严增来历、同谋者、指使者等各种线索。结果舒赫德从韩昌林嘴里也问不出什么来，就把注意力投向查获来的文字东西。翻阅完毕后，他对这些东西的评价是什么呢？在他随后给皇上的折子里这样写道：
详加阅看，严增所著《瓦石集》，全是一些劝人行善济世的老生常谈；但是他的奏折底稿和誊好的奏折，以及写给四阿哥的那封信，却充满疯狂荒诞、大逆不道的内容，读后令人万分惊骇；其它零星书籍都是些无关大碍的东西。
看来，舒赫德是要从奏底、奏稿和写给皇太子的信上大做文章了。为了确证以上文字是严增所写，就让严增当堂默写了一段，以做到一切牢靠。之后，便给皇上动本题奏。他在奏章的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臣观察了一下。罪犯严增讲话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决不是患有疯癫怪病的人。又经过对证笔迹，证明所有不法文字确系他的手笔。细细地推敲他的种种言论，确实居心险恶，充满对皇上的仇恨。据此，臣这样认为，这样一个役满去职的书吏，居然敢上书皇上妄论朝政国事，实在是最可恨的奸民！难道他仅仅是因为去职以后，候选无期，冒险投书，以求侥幸地得到任用吗？没有这么简单。说不定他怀着别的更大的阴谋，想诬陷什么人，或者干脆就是有意诬蔑我大清圣朝，这种可能性极大。为此，臣正在不断思索。当然，还是先向皇上您汇报一下，皇上马上就会予以神断的了。
乾隆显短龙颜慑宫
那么，严增的奏折等到底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乾隆看后又是何种反应呢？
乾隆是七月初来到避暑山庄的。对于这座由其祖父康熙开辟的皇家园林，他是十分偏爱的。每年夏天，只要他没有南巡，都要来这里住上个把月，一面避暑一面办公，颇为轻松愉快。
这天傍晚，他还留恋在“万壑松风”，久久不忍离去，触景生情，乾隆不免大为伤感起来，往事如乱云，百感集心间，不由地又想到自己整十年的鳏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