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将不会追求“超级大国地位”这一脱离实际的目标，而将采取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的方针，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传统安全利益，将成为俄罗斯国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因此，对一些重要国家，特别是本国在经济发展上高度依赖的一些国家，俄罗斯将极力避免采取强硬姿态。总之，以富国强民为己任的普京，已使俄罗斯外交进入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新时期。
(三）日本的安全战略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日显清晰。在成为“普通国家”的总体战略下，日本正加快扩军步伐，不断突破战后宪法，寻求最终摆脱宪法第九条的约束而使自卫队成为一支正规军队。
冷战后爆发的海湾战争，成为日本加速发展军事力量的“助推器”。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捐了高达13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西方舆论还是对日本冷嘲热讽，称其“只出钱，不出人”，在岸上“搭便车”。借助这种外部压力，日本国会于1992年6月15日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为自卫队走出国门打开了大门。1995年1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调整了防卫对象，确立了立足亚太、积极防御的基本方针，规定了自卫队介入亚太地区事务，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蓝图。1997年9月23日发表的卩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将美日军事合作设定为“平时合作”、“日本遭到武力进攻时合作”、“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合作”三种情形，而“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合作”是日美军事合作的核心内容。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以《周边事态法案》为核心内容的三个相关法案，其实施为日本通过军事方式干预亚太地区事务提供了国内法律依托。2001年10月29日，参议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三个相关法案则表明，日本的军事扩展已具有了全球性质。2003年6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初期，日本将继续大力增强军事力量。
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日本防卫厅以此为契机，于2003年8月5日向内阁提交了该年度《防卫白皮书》并获得认可。该白皮书认为，弹道导弹的扩散和恐怖活动使“传统的战争概念彻底发生了改变”，强调对其要“迅速、恰当地做出反应”和“具备应对能力”。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白皮书提出将改变以往的以日本本土受到攻击为假想前提而制定的防卫政策，首次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白皮书就日本未来的“防卫力”提出如下观点（1)依靠现有的自卫队体制不足以应付非对称的攻击，因而有必要强化这种能力；自卫队执行国际性任务已经得到了国民的理解；（3)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遭受有准备的大规模登陆攻击的可能性不大，将考虑减少其应付登陆的装备等。该白皮书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海外派兵体制的升级，使自卫队的功能由“专守防卫”向“海外派兵”转变。日本这一动向，势必打破东亚安全平衡，引发地区安全格局调整和军备竞赛。
思维是战略的先导。冷战结束后，日本各界围绕对外战略的重新定位提出了诸多思路，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战后宪法第九条、如何对待对外军事作用。继明治维新、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日本启动了“第三次远航”，即走向以“普通国家”为旗号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进程，军事战略成为新国家战略的最重要部分。随着这一战略的加速推进，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基本战略更加清晰。日本学者猪口孝在新着中将21世纪前20年的日本外交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日本的国际目标也大相径庭（1)全球性非军事（日文为“文民”）国家外交路线（1990-2005)；(2)追求正义的普通大国外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由三大支柱构成（1)加强日美军事同盟；（2)建设一支“合理、高效、精干”的“自主防卫力量”；（3)推动建立日本参与并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近年来，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由“专守防卫”转向“海外派兵”的趋向愈来愈明显，其目的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借船出海”，加紧确立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
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势头也面临着种种限制。从国内因素看，和平主义思潮已深入人心，日本执政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宪法第九条的基本精神并非易事。从外部因素看（1)美日同盟对日本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美国一方面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鼓励是以军事上牢牢控制日本为前提的；(2)东亚邻国对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十分反感和戒备，国际舆论也将对日本的军事动向形成牵制。
(四）中国的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不存在现实的战争或武装冲突，在国土周围也不再面临重大的现实军事威胁，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全面推进。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1997年正式提出了新形势下安全战略理论的再设计问题。1999年3月26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讲话中，阐述了要以“普遍安全观”作为中国新安全理论核心的观点。具体到东亚领域，中国的安全战略概括为“立足东亚、稳定周边”，它包括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合作三个方面。近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确立了在新世纪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
另一方面，中国的安全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未来10-15年内，最有能力威胁中国安全的国家是美国。稳定和发展良好的对美关系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应成为中国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首要课题。(2)日本的军事扩张势头也将对中国安全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对此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战略防范。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着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使得其在台湾、钓鱼岛及海上通道等问题上有可能与日美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中国应有一个合理的南中国海战略和对东盟外交战略，以软、硬实力化解与东盟各国间存在的问题。
在21世纪初期，中国应实施预防性和有重点的安全战略，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力量，防止军事冲突，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着眼于地缘政治格局，中国的安全战略应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进行调整，明确树立新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防意识，加强以海军和空军为主的、高技术含量的军事实力。中国应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
（第三节）东亚经济形势与中日关系
一、东亚经济格局的演变轨迹
2001年11月26日，美国正式宣布其经济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从而结束了创纪录的整整10年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曾持续较快地增长。美国经济衰退和股市下跌导致了世界经济同步衰退。联合国报告显示，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突出表现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同步衰退。
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东亚经济出现了较强劲的复苏和发展势头。其中，中国、越南、韩国的经济增长尤为引世人瞩目。东亚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其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人力资本逐步改善，市场体制高度灵活，市场潜力尚待挖掘。在进一步加速结构改革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未来东亚经济很有可能实现新的飞跃。但同时，东亚经济也面临着过渡期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形成了“雁行模式（flymggeesemodel)”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有意识地推行“雁行战略”，将国内成熟化的产业转移到“四小龙而后“四小龙”又将其成熟化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小虎”及中国，转移的产业依次是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在这一模式中，日本作为“领头雁”是资本和高技术的主要供应者“‘四小龙”紧随其后，成为中间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和部分资金和技术的供应者；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则是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21世纪初，“雁行模式”在日本这只“领头雁”的经济低迷和东亚各经济体的迅速追赶之下宣告结束，东亚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过渡期的不确定性。
东亚经济具有很强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从世界经济环境来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东亚经济提供了最大的出口市场。但近年，美国通过减少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实际上已向东亚经济转嫁了经济衰退的成本，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软肋，出口不振将在近期内制约东亚的经济增长。
另外，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日元呈现贬值趋势，使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出口空间更加狭小。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亚各经济体高度依赖原油进口，而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东亚各经济体都面临着诸多结构性改革的课题。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已经提上各国的议事日程，金融业改革仍然举步维艰，产业结构调整尚待时日。最近两年来，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了较为稳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的需求，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带动作用。东亚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金融体系中的不良债权比例过高。最近五年，东亚各经济体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金融业改革：许多处于财政困难的金融机构被关闭或国有化；东亚各经济体均建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不良债权，同时对虚弱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外资和私人资本逐步介入金融机构重组。从总体上来看，东亚经济中的金融体系稳定性有所提尚。
根据各类机构的预测，未来5-10年，世界经济将呈中速增长态势。但是，各国和各地区增长不平衡现象将继续存在并有所加剧，从而引起全球力量对比，尤其是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在这一总体趋势中，东亚能否继续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地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各经济体已在进行的内部改革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的推移进程，特别是取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趋势。
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稳定复苏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的经济泡沬逐渐消失，预计今后其经济将持续走强。
日本经济已在低谷徘徊10余年，其竞争力明显下降。1997-1999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在29个OECD国家中居末位，分别为1.65%、-2.5%、0.3%，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反映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周期现象。从2002年度开始，日本经济开始缓慢走出低谷。但目前对其回升前景尚不宜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因为不良债权、通货紧缩、消费低迷等多种问题仍将对日本经济的持续回升形成制约。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仍将维持在亚太地区的次中心地位及东亚地区首位，但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而与中国及印度的距离将进一步缩小。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同时放开价格和对外贸易，国家不再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其作用仅限于制定货币政策。这些做法使俄罗斯经济面临重重困难。此后，俄罗斯从现实主义出发，深化经济改革，着手构筑保留国家重要调节作用的市场经济。在11事件”后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却脱颖而出。国际社会及俄国内一些专家对未来俄经济的走势普遍看好。但在21世纪初期，俄罗斯仍将位于亚太经济格局“同心圆”的外围，居于中国之后。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中日贸易已成为强有力地拉动日本经济恢复的外需因素，大多数亚洲国家也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好处。中国已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东亚经济强国。中国的经济崛起，连同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所起的促进作用，正在发挥促进地区共同体意识的作用。21世纪初期，中国将是亚太及东亚经济格局变动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就具体数值而言，中国经济与日本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将由“同心圆”的外围逐步向中心过渡。
近年来，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日益提高。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8月22日撰文指出：世界从未见过这两个占全球1/3人口的国家在同一时刻崛起，美国和其他大国必须学会如何给中国和印度让出空间。有的分析家甚至认为印度可能比中国更有发展后劲，印度有可能超过中国。但从各种预测看，未来10-15年，印度经济仍将落后于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间，东盟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尽管东盟的经济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严重受挫，但仍保持着其基本的发展潜力。今后，东盟仍将是具有较大吸引力的贸易对象和投资场所。作为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在未来仍将注重发挥“合力”优势，打“整体牌”。以东盟各国其每个国家的单个实力，很难与中美日俄等大国相抗衡，但通过发挥整体优势，实施平衡大国战略，东盟成功地启动和主导了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与中国或日本等国的“10+1”对话机制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3”合作机制，创设了“亚欧会议”，主办了首届东亚峰会。就目前各大国间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对外影响能力看，目前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很难出现替代东盟的主导力量。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东盟仍将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