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报道，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竞选首相失败时，也没有把“参拜”作为政治公约。不知他从何得到“灵感”，在2001年4月第三次竞选首相时突然发誓：不管中、韩等国怎样抗议，也一定要在“8·15”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敏感日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自小泉当政以来，连连冲击中日关系底线，频频引发政治摩擦，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变得日益“冰冻”。毋庸置疑，小泉已成为中日复交以来在对华关系上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日本首相。
小泉称：“其他国家不应该干涉我国采用何种方式追悼战殁者。”小泉显然偷换了一个最关键的概念。甲级战犯决非什么“战殁者”，而是侵略战争的责任者。这些战犯发动和指挥的侵略战争，歹戈暴地杀害了邻国的数千万平民(仅中国的受害者就达3500万人)，毁坏和掠夺了无数财富，粗暴地打断了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小泉把甲级战犯也笼统地包含在一般二战战殁者的行列，然后把这些在侵略战场上死去的“战殁者”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并称“今天日本的繁荣就是建立在这些战殁者的牺牲之上”，据此主张包括首相在内的现在的日本人理所当然地应对其亡灵进行参拜。他的又一手法是刻意淡化“参拜”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倒打一耙来指责中国“因在参拜这一个问题上有分歧就拒绝举行会谈”。“参拜”岂是普通的“一个问题”！它是事关日本政府如何对待那场侵华战争的重大问题。其实，小泉无非是想通过一次次的参拜，一步步地篡改和推翻侵华历史结论。对这一点，小泉本人是最心知肚明的。
1972年中日复交，是以日本反省那段侵略历史为基础的。中国政府从“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于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放弃了战争赔偿，还对丝毫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谢罪与补偿的中国广大受害民众进行了对日友好的教育。如果日本首相膜拜甲级战犯，中日复交的基础将如何维持？小泉曾扬言对参拜靖国神社“毫无心理抵触”，称“把战争责任推给一部分人不合理”，提到东条英机时也极为轻描淡写。如果小泉认为战争责任不能由东条英机等一部分人承担，那么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是裕仁天皇，还是日本人民？
在小泉的示范作用下，2005年日本政界掀起了一股肯定甲级战犯、否定二战结论的浊浪。5月2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发表了一通“妄言”，把东京审判诬为“占领军任意的单方面审判”，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不是罪人”，称小泉参拜是“非常好的事情”；5月27日，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也力挺森冈发言，称“甲级战犯的标签是由外国贴上去的”；10月25日，日本内阁在国会答辩中竟称：“日本国内不存在任何战犯”。小泉内阁企图以日本国内法为二战战犯翻案，进而推翻二战结论的意图，也使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
在手法上，小泉“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和日本各界和舆论的反对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总体政治氛围。在这一社会环境下，小泉肆意把水搅浑，把“参拜”、攻击中国和推动改革等问题捆绑在一起，巧妙地运用媒体炒作下的“剧场政治”氛围，把自己装扮成改革旗手和外交英雄，使日本民众难以单凭“参拜”问题来反对小泉及其内阁。这也是小泉及其领导的自民党赢得2005年9月11日众议院大选的深层原因。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亲台势力不断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台独”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和协作。2005年2月19日，日美夕卜长和防长“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4月29日，町村外相在纽约称.“(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台湾政策全然没有变化。”这是1972年以来日本外相第一次提出日本仍在坚持中日复交前的干预台湾政策，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数十年倒退。可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干预手法已开始由1996年提出“周边事态”概念以来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自2004年以来进一步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小泉首相及其主要阁僚数十次出面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2005年由大野功统防卫厅长官在东南亚兜售“中国威胁论”；在同年拟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05年版《国防白皮书》里都相继写进“中国威胁论”的内容；2005年底，新任外相麻生太郎一再鼓吹“中国构成威胁”。与此相辅相成，日本军事体制进一步加快了由“专守防卫”向“日美一体化”、“对外干预型”态势转变的步伐。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从过去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既成事实，转向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企图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
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本国海域进行的天然气开发活动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日间有争议的“中间线”以东海域授权民间企业进行能源勘探，其政界甚至出现了要以舰艇为日本勘测船护航乃至不惜对中国船只动武的主张。
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领域，日本采取了拦截中国进入新市场的态势。
在对华日元贷款领域，日本把这一本属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日益“政治化”，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
在周边关系领域，日本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
试图拉拢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形成“牵制”中国之势在内外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于1995-1996年曾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2001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再次陷入了“复交以来的最困难局面”
三“政冷经热”的结构分析
前几年中日政治关系的死结是由小泉一手系上的。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
2002年底以来，国内个别人士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图与手法的情况下，声言要“为中日关系求解”，但其开出的处方竟如此粗糙：中国应向日本全面让步！日本人也已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弱点，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问题上竟然强硬起来。在学术交流中，笔者时而听到日本人士强词夺理的说法：(在中日首脑互访问题上)反正日本不想采取任何举措，唯一的办法就是中方让步！”事实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小泉首相停止“参拜”，才是可使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正道；如果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各界就只好共同探寻绕开小泉推动中日关系的曲径了！
有的日本学者的逻辑更是离谱。他主张，中方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起“历史问题”，在国内加强“反日教育”，是日中间发生历史问题的根源。战后中国在遣返日本人、释放战犯、收养日本孤儿、放弃战争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上一贯采取宽大为怀、“以德抱怨”的姿态，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人民苦口婆心地进行了“把一小撮军国主2006年1月15日，被视为有望在“小泉后”接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官房长官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称日本将加强与“有共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以后无法预测。
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以及“中日友好为重”的教育，个别日本人颠倒因果本末的怪论只能起到增大人们对其历史翻案言行反感的作用。
近年来，在中日间的各种交流或研讨会上常常出现一种怪现象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十分克制，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日本人却咄咄逼人，总要提起历史问题，花费大段时间来向中方提出挑战，似乎他们反倒十分占理似的。
种种事实证明，“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历史翻案势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历史定论，不断伤害和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对这一因果关系缺乏认识，反而一有机会就向中方发火，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本国翻案势力的作用，从而也纵容了小泉首相的“参拜”行为。
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2001年4月，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未能打出足以抗衡自民党的政策旗帜，使其难以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
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的主管部门——外务省的两种变化也影响着其对华政策的连续性：（1)在日本政治从“官(职业官员）高政(职业政治家）低”走向“政高官低”的总体趋势中，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2)在外务省内部，会说中国语、熟悉对华业务的“中国学派”(ChinaSchool)(日本国内对外务省“中国通”们的一种说法)式外交官被扣上“对中国软弱”的帽子，被不断调离对华事务领域，被委派与对华事务无关的工作在中日“政冷经热”局面下，本应对此最感焦虑、应苦谏小泉不要破坏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的日本经济界，却多年基本上保持了沉默。这与日本经济界在1972年促其政府尽早恢复对华邦交、1979年促其政府提供对华日元贷款时判若两者，也与美国经济界在中美关系陷于困境时总是挺身而出促其总统改善对华关系形成鲜明对照。
近年来，不少日本经济界头面人物已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据一些日本人士说，小泉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类型，只有到中日间的“经热”因他的行为而降温，日本经济界群起而反对时，他才有可能被迫改变其错误做法。日本经济界主要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和经济同友会的首脑人物已多次直接向小泉进言或公开发表谈话，反对小泉首相以参拜靖国神社恶化日本的国外经营环境，敦促政府尽早改善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
日本的各种脑库、智囊人物以及利益集团也在对小泉的对华政策产生着不同影响。其中，政治、安全问题专家中对华强硬论者居多，而经济问题专家则大多反对把对华关系搞糟。近年来，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中的政治保守化和对华强硬化、亲台化倾向也有了较大发展。这种情况也使小泉不易从专家、学者那里听到促其改进对华外交的真正忠言和合理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出现了新局面。中方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有限反应的克制态度，同时全面推动各领域的对日交流；与此相反，日方在对华关系上动辄把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相挂钩，如大搞“经援问题政治化”、“能源问题政治化”等等。
这种局面与二战后复交前的中日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变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和两国的基本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复交前，中国的优先目标是实现复交这一政治关系目标，因而采取了“政经不可分”方针；而在如今的中国对日外交中，发展经贸关系的优先顺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与此相反，1972年以前日本曾采取“政经分离”、“拒绝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有限的经济关系”的对华政策；而今，鉴于中日民间层次的经济关系已能较少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而相对独立地快速发展，日本决策层开始把政府间经济事项当作对华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另外，目前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定位也不尽相同。中国把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而日本虽在口头上也说重视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远非如此，特别是小泉内阁，在追随美国、防范中国方面走得最远。
在“政冷经热”格局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在政治关系领域，一度出现了“中国比日本更热”的局面。中国再三敦促日方从战略高度审视两国关系，回到三个政治文件的轨道上来。日本却避重就轻，在两国间政治要害问题上无动于衷；在经济领域，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超出中国对日本依赖程度，因而出现了“日方比中方更热”的趋势。
据分析，小泉之所以执意“参拜”，与他估计中方无法采取令他“难以忍受的”报复举措有关。2001年8月13日小泉在其首相任内首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曾主动提出要求并对中国匆匆进行了一天的“道歉之旅”。其主要原因，是他惟恐当年10月来上海出席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时受到冷遇，在其视同“太上皇”的布什总统等人面前丢尽面子，因为那将是令其“难以忍受的”。
小泉的一个口头禅是：“即使有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经济关系也没有受影响。”小泉执意“参拜”的又一理由，显然就是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对日经济关系。然而，按照同一原理，即使中国拒不接受小泉访华，也不会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日本企业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而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因此，小泉的逻辑恰恰成为其本人在中日关系中被边缘化的原理。迄今为止，除小泉一人不能访华外，其余日本人皆可访华。小泉并没有从“参拜”中得到任何好处，其弊端则是大大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
中日间“政冷”与“经热”共存的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经热”，是中日共同利益使然。它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由政府推动和民间主导的结果。1972年时，中日贸易额还不到11亿美元，而2006年则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大型企业对华投资向来谨慎，但其后丰田、日产、松下、日立等主要企业纷至沓来，逐渐加大对华投资，日本经济界越来越清楚，21世纪的最大商机就在中国。中国的企业也已开始登陆日本列岛，虽规模尚小，但有望在今后日益扩大。
“政冷”，是中日利益冲突使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与海域、经援等关键问题上不时偏离其前任铺下的轨道，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以此为背景，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中国民众中出现了对日本挑衅动向的强烈反应。不少人认为，中国“以德报怨”的姿态并未换来日本政府的战略响应和日本民众的相应理解，这种情绪有时发展成强烈的排日舆论。在台湾问题上，人们认为日本在有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正明里暗里鼓舞着“台独”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