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玉成决定开始全面改革。叶玉成明白，以上诸多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尤其是关系户供应商、四国割据状态、营销体制弊端、库存货物奇高和家族色彩严重等深层次问题，目前应避开这类敏感问题，先寻找一两个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先获得初期的成功，然后再逐渐扩大战果。相比之下，目前最为迫切和容易解决的是员工流失率居高不下和劳动纪律松散。他决定先拿这两个问题开刀，尤其是后者。强化劳动纪律必须进行惩戒，而处罚的最高形式莫过于解雇，但是，目前的普遍状况是员工并不害怕解雇，由于工资拖欠太久和劳动待遇低，加之申请辞职往往不批，自动离职则工资扣发，而被解雇则工资全发，大部分员工反而希望能早一些被解雇，以便早一点拿到久被拖欠的工资去别的企业工作，因此，被解雇反而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每当主管训斥员工时，总会听到员工这样回应：“那你把我炒了算了。”
叶玉成回想起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听一名德国教授讲过的俾斯麦首相为缓和阶级斗争和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社会政策，那就是提高工人待遇，实行全民社会及医疗保险，加强工人在企业的发言权，强迫老板提高员工待遇，政府在工人们走上街头之前就把他们的诉求全部解决掉。德国教授说，“与其花重金去建立大批警察部队，还不如提前把这些钱用于社会民生福利，用这种方法维稳比用警察维稳要有效得多。要采取预先性维稳，而不采取过后性维稳，德国政府用于社会治安方面的直接财政开支在整个欧洲是最低的，而德国社会的工人运动在整个欧洲是最少的，这就是德国的政治传统。二战后德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超和谐稳定状态，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叶玉成决定做A公司的俾斯麦，先从改善员工福利待遇方面入手，让被解雇从快乐的事情变为痛苦的事情，然后再加强劳动纪律。叶玉成向蒋董事长谈了自己的全部想法，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欲取之必先予之”，叶玉成说，“当一个人想死的时候，死亡威胁对他已经不起作用了，只有让他重新产生活下去的念头，死亡威胁才能有效果”。
2001年1月底，叶玉成向蒋董事长提出了自己的全面计划。
第一、提前发薪时间：将发工资时间从目前的第三个月15日提前到第二个月15日，即1月份的工资2月15日发，2月份工资的3月15日发。
第二、支付加班工资：改变目前这种节假日工资与平常8小时工资一样的制度，按照《劳动法》规定支付员工加班工资。
第三、员工免费食宿：筹办员工食堂，员工免费就餐，公司外租员工宿舍，提供员工免费住宿。
第四、全员办理社保：公司给外地户籍员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外地户籍员工与本地户籍员工同等待遇。
第五、健全劳动保护：改变过去只给员工发工作服、其他劳保用品一律不配的做法，给所有员工配置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特别是危险有毒岗位员工，更要特别配置劳动保护用品。
第六、享受法定假日：废除过去一个月只休息两个星期天的做法，改为每月保证员工休息四个星期天。
第七、全员年终奖金：改变过去那种只给干部发放年终奖金的做法，把年终奖金扩大到普通员工身上，让每一名普通员工都能在春节放假前拿到年终奖金。
第八、提高员工薪酬：将目前部分过低的计件工资单价提高20%左右。
蒋董事长召集曾雪清、蔡牧、蒋旭东三人开会，并让叶总经理再次陈述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蔡牧、蒋旭东持基本反对态度，曾雪清持完全支持态度，蒋文正表示有保留的支持。董事会成员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形成以下正式决议。
第一、发薪时间：将发工资时间从目前的第三个月15日提前到第二个月30日，即2月份工资的3月30日发。
第二、加班工资：改变目前节假日工资与平常8小时工资一样的制度，但不按《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费，而是平常加班1.2倍，星期天加班1.5倍，法定假日加班1.8倍。
第三、员工食宿：暂不办员工食堂，给员工每月80元伙食补贴，暂不外租员工宿舍，给外地户籍员工每月100元住房补贴，本地户籍员工不享受。
第四、社保问题：暂不给外地户籍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但给外地户籍员工交纳医疗保险。
第五、劳动保护：给所有员工配置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但较叶玉成的最初方案缩水一半。
第六、法定假日：废除一个月只休息两个星期天的做法，改为每月休息四个星期天。
第七、年终奖金：全员年终奖金暂不考虑，待年底根据当时情况再作商议。
第八、员工薪酬：目前的计件工资单价暂时不予调整，待时机成熟之后再作考虑。
这是一个大打折扣、经过了大量缩水之后的方案，叶总内心知道，能够达到这种结果已经来之不易了。即便如此，公司领导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这一方案时，还是获得了长达一分钟之久的雷鸣般掌声。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员工月流失率从过去的10%下降到4.5%，生产线不再有员工对主管说，“那你就炒掉我吧”。由于员工流失率的降低、熟练员工的增加，生产线产品不良率迅速下降，产量也逐渐提高，此乃后话。
叶玉成首战告捷，心中大喜，接下来准备向人员臃肿和劳动纪律松散问题开刀了。
2001年3月底，叶玉成综合了各部门经理集体智慧之后制定了《公司各工作岗位定编定岗标准表》，然后召开会议宣布：从现在开始，凡有员工离职，特别是管理人员离职，公司一律不再岗位补缺，而是按照《公司各工作岗位定编定岗标准表》上的设定将其工作移交给本部门其他人员，由各部门主管负责实施。于是，从4月份开始到12月，A公司除实际工作需要必须对外招聘中高级人才外，凡有人员离职，其工作一律由现有人员承担。于是，由于公司员工流失率高，1400名员工的数量在每月逐渐减少，到12月时公司总人数降低为1000人，这是后话。
4月，叶玉成制定并组织讨论通过了《考勤管理制度》和《奖罚管理制度》，正式颁布执行。两项制度颁布的第二天早上八点整，叶玉成亲自到工厂大门口检查早上上班情况，抓住十五名迟到员工。
当十五名员工迟到的《处分公告》张贴出来之后，其中两名员工找到叶玉成抗辨说，“叶总，按照公司制度处罚我们，我们无话可说，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蒋小正经理、蒋文玉经理、财务部蔡凤玲、蒋文辉经理、行政部蒋文秀这些老板亲戚早上从不按时上班，这些人是不是也应该处罚，如果只许管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不服。”
当天下午，叶玉成召集全体家族成员开会，并邀请蒋文正、蒋旭东、蔡牧参加，会上，叶玉成义正严辞、慷慨激昂地强调加强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同时要求所有家族成员必须与全体员工一样遵守《考勤管理制度》，否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家族成员们面面相觑，由于找不到可以拿到桌面上反对“加强劳动纪律”的理由，家族成员们个个低头不语，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有蒋小正强烈表示不满，拂袖而去以示抗议。蒋文正则发表长篇讲话支持叶玉成的意见，表示就是要“从严治厂”。最后，会议在大家既不支持也不明言反对的情况下结束，叶玉成从中看出了某种微妙。
纵然有这种微妙，从第二天开始，A公司上班迟到现象大为减少，某日，“太子爷”蒋小正和“亲王爷”蒋文辉双双迟到，行政部按照制度毫不客气地予以处罚，每人罚款50元，此乃A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处分公告》公开张贴出来之后引起全厂轰动，从此之后，A公司上班迟到现象基本消失。
从5月起，叶玉成对上班吃早餐、玩电脑游戏、聊QQ、门卫管理松弛、员工不穿工作服、缺勤不办请假手续、开会迟到的现象进行整治，采取同样严厉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叶玉成感到，蒋文正对于自己的工作坚定支持，且很少与干涉公司日常事务，基本上放权让自己大胆工作。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司颁布的《门卫管理制度》规定，员工工作时间外出，必须持有本人上司开具的《出门证》，门卫不见《出门证》不予放行。一日下午，设备工程部经理蒋文辉出厂公干，到大门口时被保安班长拦住要求出具《出门证》，蒋文辉不耐烦地说，“我有急事，办完事回来之后再补给你。”保安班长韩卫国是刚从北京武警总队回乡的退伍兵，入职方五日，不认识蒋文辉，凭着在部队养成的“只认法不认人”习惯，死活不让蒋文辉出门，当惯了“亲王爷”的蒋文辉从未受过如此待遇，恼羞成怒地给了退伍兵一个耳光，退伍兵是特警出身，中士军衔，一身功夫，三拳两脚便把“蒋亲王爷”揍翻在地，蒋文辉两颗门牙被打掉，马上送到医院，第二天头上缠着绷带回到厂里，讲话时嘴里直漏风。
A公司建厂十年多，从未发生过家族成员被打事件，此事可谓是破开荒第一遭，退伍兵把天捅了一个大洞。
蒋文正立即召开高层会议，要求总经理叶玉成立即开除保安班长韩卫国，叶玉成说道：“保安班长是在执行《门卫管理制度》，而且，是蒋经理首先动手打人，从法律上讲，保安班长属于正当防卫，但可能出手太重，防卫过当，可以给一定的处罚，但罪不当死，绝不应该开除。”
蒋文正脸色铁青，指着头上缠着绷带的蒋文辉说：“文辉被打成这样，凶手居然还逍遥法外，这个道理到哪里去说？我们办厂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被打吗？”
叶玉成说：“公司刚刚颁布了《门卫管理制度》，任何人都应该遵守，如果因为事情紧急无法开放行条，可以跟总经理说明情况，由总经理打电话叫门卫先放行，而决不应该动手打保安员的耳光。保安班长是在执行我颁布的制度，如果一定要开除韩卫国，那就连我一起开除算了。”
会议未达成任何决议，最终不欢而散。
会后，蔡牧找到蒋文正说：“保安班长韩卫国虽然出手太重，但是，文辉先动手打人却是事实，保安班长确实是在执行公司管理制度，他刚入职才五天，不可能与文辉有什么过节，也不存在故意报复的问题，如果就这样开除掉，以后门卫也确实不好再管了。”
蒋文正平静了许多，不再坚持要求开除保安班长。于是，韩卫国未受到任何处罚，此事便不了了之。
从此后，A公司无人再敢上班时间不开《出门证》出门，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员工上班随意外出现象完全消失。但蒋文正心中从此对叶玉成有了某种无法言明的阴影。
一天晚上，叶玉成与保安班长韩卫国检查夜班情况，发现蒋文正的“娘舅”郑小侠在铜件仓库睡大觉，第二天，公司贴出了对“娘舅”郑小侠的记大过公告，在公司任职十年、无人敢碰无人敢惹的“娘舅”第一次受到了处罚。“娘舅”找到叶玉成办公室一顿乱骂，并威胁要给叶玉成“松松筋骨”。
6月，蒋文正与叶玉成在开会使用手机的问题上又爆发了冲突。叶玉成要求，开会时必须关闭手机，刚开始时并无人表示反对，但时间一长，蒋文正颇有不适。蒋文正有一个习惯：喜欢想到什么问题时就用手机与相关部门经理进行联系，并下达指令，而叶玉成要求开会关闭手机，蒋文正打电话给各部门主管时，部门主管如果适逢开会手机关闭，蒋文正就无法下达指令。
一天，蒋文正叫来叶玉成，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叶总，开会时关闭手机是对的，但有时候也确实不方便联系，是否可以出台一个新规定，凡是重要事情可以接手机，一般事情不许用手机。”
叶玉成说：“这一点很难操作，实际操作性不强。”
蒋文正说：“如果是发生着火了或死人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也不能接手机吗？”
叶玉成说：“手机出现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请问，在手机出现之前，一个企业如果着火了或死人了又怎么办呢？难道没有手机就不解决着火和死人这类问题了吗？况且，据我所知，您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干部们所讲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着火和死人这类紧急事情，都是一些日常性例行工作，并不十万火急。”
蒋董事长有些恼怒地说：“公司需要保持内部信息沟通顺畅，有了问题需要立即找到相关人员来解决，有很多紧急事情一定马上要办，不能等到开会之后。我的观点是开会时重要的电话就接，一般的电话就不接。”
叶玉成说：“重要电话就接，不重要电话就不接，这一原则可操作性很差。首先，重要电话和不重要电话的界线很难界定，以电话内容来判断电话是否重要，你就必须先接电话，至少花上五六秒钟时间让对方讲明何事，才能判断这个电话是否重要。但只要你用五六秒钟在会议室接手机，就必然会影响到会议正常进行。如果会议室有十个人，每个人都用五六秒钟接电话，加起来就是一分钟，这样，会议就根本无法进行。另外，对于究竟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也很难有一个统一标准。比如，生产部经理的一个下属打来电话告之生产线一台设备坏了，这件事情算重要还是不重要呢？财务部经理突然接到一位会计员的电话，说某一笔付给供应商的货款金额搞错了，多给了对方1500元，这件事情算重要还是算不重要呢？如果说这类电话重要，那么，每十个电话中就有九个电话都是这类事情，那就几乎没有不重要电话了，全部电话就都要接听。如果说这些电话不重要，那也就没有多少电话可以划归重要之列了，这样一来，开会时就完全可以关闭手机。如果一项规则制定出来还有一个例外原则，那么，建立这个和不建立这个规则就没有本质区别。”
蒋文正说：“你这是钻牛角尖！任何一项制度的执行，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绝不能机械地搞一刀切。”
叶玉成说：“我曾经德国待过七年，在德国，法律的执行永远都是机械的一刀切，法律面前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两个不同身份背景而犯同样罪行的被告人绝对是一刀切地被判同样刑期。制度如同法律，如果说制度的执行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那么，原则性就会被灵活性所吞噬。正数与负数相乘，无论正数有多大或负数有多小，结果永远等于负数。凡是被灵活之后的原则决不会再是真正的原则，那时候就只有灵活性而没有原则性了。”
蒋文正面呈愠色地说：“这里是中国不是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