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日，在经过整整一个不眠之夜的奋笔疾书后，我终于写完了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放下沉重的笔，我离开书桌，走向阳台，深深呼吸了一口晨曦清新的空气，如释重负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凝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和翠绿的林海，我突然想到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说的一句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是私营企业终于占到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而最大的失误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仍然由政府垄断（石油、铁路、电信）。”于是，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民营企业三十年发展的最大成就是有了职业经理人，而最大的失误就是职业经理人的频繁更换。
中国企业最大问题就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不稳定，总经理的更换需要企业付出巨大的成本，每一个总经理的工作经验、管理观念和性格特征都不一样，每更换一位总经理，企业管理模式就要重塑一遍，而常常当这种重塑尚未结束时，新的总经理又到位了，新一轮管理模式重塑又开始了。于是，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长年屡月不断进行着一种“塑造——破坏——重塑——再破坏——再重塑”的低层次循环。在九年的高级职业经理生涯中，我目睹了无数次这种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的低层次“总经理更换”，看到这种低层次反复循环给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高额成本，看到这种低层次循环给社会带来的财富浪费，我心中只感到一种巨大的伤痛。
在写作这本书的日日夜夜里，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目前这种老板一权独大的管理模式抑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老板的思想境界恐怕只有在三代人之后才有可能提升到如今西方企业家的境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写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在我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获悉广东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何享健先生2009年主动放弃自己的职务，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方洪波，自己仅保持美的集团的一定股份，至此，美的集团完全实行一种与欧美企业一样的社会化“职业经理人制”高层权力架构，在这种看似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何享健思维方式”作用之下，美的集团二十一世纪以来年均增长速度超过35%，2010年销售额更达到1000亿元，居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第47位。我总结出了“何享健思维方式”的具体内容：企业老板从繁忙的企业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一切事务交给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承担企业全部盈亏责任，同时，企业建立起一套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机制，建立起一套职业经理人的定期更换机制，条件成熟时，实行产权多元化或社会化，必要时，老板甚至可以辞去董事长职务，只掌握手中的企业股份，完全从企业退出来，不参与企业的任何事务。
我的朋友、广东佛山一家陶瓷机械公司董事长王先生对我说：“我在佛山有一家500人的工厂，在上海有一家700人的工厂，这些年我逐渐发现，两家工厂在我长期不去的时期内反而运转得更好。我的一位日本朋友说，中国企业做不好的原因不是老板不敬业，而是老板太敬业了。因此，我逐渐领悟到一个真理，那就是作为老板，必须尽可能地信任职业经理人，具体说来就是100%完全放权，而不仅仅只是充分授权。更具体地说就是老板要少到企业去，少跟企业的干部员工接触，因为老板只要在企业里，就难免有人会去找他，对他说三道四，其中也难免会对职业经理人评头论足，挑拨是非。中国人喜欢在老板面前争宠和表功，通过数落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算别人没有错误，也要想方设法挖掘一点来，就算你把孔子这样最没有错误的人请来做总经理，他也能找出孔子一大堆错误来，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嗜好，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性，即便老板有相当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也难免会有三人成虎的可能性。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职业经理人也一样，于是，很多人就会在老板面前反复提及职业经理人所犯的错误，而对他的成绩避而不谈，无论老板换了多少职业经理人，也无论某一个职业经理人多么出色，永远都会有人在老板面前数落职业经理的不是，这种情况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在中国更是如此。所以，要放权就要像美的董事长何享健那样在真正意义上放权。我经常在想，我最好是长期待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尽量不去我的工厂，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我让他找厂里的总经理。只有这样，职业经理人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起来。而如果我总在公司里，就不会有人真正把职业经理人当回事。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树立了十足的权威，表面上看起来是削弱了老板的权威，但最后得到实际利益和利润的还是老板。绝大部分中国老板不懂这个道理，而我比他们高明之处就在于此。我很早就认识何享健，经常去拜访他，向他取经，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哲学启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老板越是不管企业，企业就越是经营得好，老板把企业管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管企业。”
我突然发现，深受何享健影响的王董事长有一种植入骨髓的“何享健思维方式”，我回答他说：“这样也不行，有风险，万一你的职业经理人在品德或能力方面有问题，你又完全甩手不管，企业就可能倒闭破产。”
王董事长说：“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如果企业真的是因为我放权而倒闭，那我也认了，走职业经理人道路就要有一种撞断南墙不回头的敢死队精神，如果因此企业倒闭，就让它倒闭算了。其实，我已经想明白了，老板干预企业事务的风险反而比老板根本不管企业的风险更大。”听完这句话，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能够让我感动的话，那就是王董事长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少部分中国企业家已经有了引入现代企业高层权力架构的意识了。孙中山说，“知难行易”，中国企业家只要有了“知”，“行”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是因为何享健和王董事长两位中国企业家走职业经理制道路的这种“何享健精神”，才让我坚定了“中国企业有可能超越世界企业历史发展阶段和规律，有可能用三十年内就走完西方企业走了一百年的高层管理职业化道路”的决心，才下定决心完成这部书。世事难料，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1980年时世界上恐怕无一人会相信中国GDP会在三十年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就连中国人本身也不相信，但是，2010年中国就偏偏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企业家的错误就在于有一种对企业的强烈控制欲，而更大的错误在于不知道这种原始、自然、本能、顽固控制欲对企业的巨大伤害。一旦中国企业家明白了这种控制欲的危害性，并有50%以上的人像何享健、王董事长那样坚决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那么，下一个三十年后的2040年，GDP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就一定是美国。
如果说企业的生产系统创新相当于国有企业改制、财务管理革新相当于政府金融体系改革的话，那么，企业高层权力架构改革就相当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最敏感、最复杂、最危险、最困难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国家民族发展最具有决定作用的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对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中国企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塑企业“高层权力架构”，而重塑“高层权力架构”的关健在于确立一种“何享健思维方式”与“何享健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