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数第二次看望廖莎时，廖莎已经病入膏肓了，她已经失去了听觉和味觉，眼睛也基本上看不见光线了，所以她注视了我很久才认出我是谁。这一次告别廖莎，我特别难过，因为我马上要陪嫂子去上海参加一个零售业的高峰论坛，所以我估计这一次就会是最后的一次了。
尽管身体已经迟钝，但廖莎的脑子还是很好使，在我告别时，廖莎的手哆嗦着朝我伸了过来，她说：“小蛮，我知道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就要死了。小蛮，我感到孤独，我舍不得你，我担心死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走出病房，我在心里跟廖莎轻声道别：“姐姐再见。”
我跟主治医生打过招呼，如果廖莎死了，请他们第一时间告诉我。在上海开会的第二天，主治医生的电话来了，他们带给我的消息不是廖莎死了，而是廖莎的听觉、视觉、味觉齐刷刷地恢复了过来，并且能下地走路了，刚才还去医院的花园里坐了一会。我喜悦之后又跌入了无尽的深渊：“您的意思是，她回光返照了？”医生说：“这是典型的回光返照，你如果能赶回来的话还是赶回来送她最后一程吧。”我说：“我现在实在是脱不开身。”医生说：“别给自己留遗憾。”
医生的话击中了我，我立即跟嫂子说了这事，但因为这次高峰论坛来了很多国内外的零售业大鳄，所以嫂子不想我为了一个得癌症的市井女人放弃这次和大鳄们近距离学习的机会。尽管嫂子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但我还是选择得罪嫂子。出了酒店后，我直奔机场飞回了离吉首最近的张家界，接着又从张家界打的回了吉首。
一路上我都在心里祈祷廖莎能再坚持一会，坚持到我赶来她身边的那一刻。走进病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见廖莎正半躺在床上和她爸妈聊天。见到我后，廖莎还打趣了我一番：“小蛮，你不是前两天刚刚来看过我吗？怎么今天又来了呀，该不会是被老板炒掉了吧？”
我忐忑不安地在医院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廖莎的情况更加好了，早饭吃了整整一碗米粉，午饭吃了足足三碗米饭。吃完午饭后，廖莎脸色红润，她说：“病房里太沉闷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征求了医生的意见后，我陪廖莎散步去了医院的花园。到了花园后，廖莎问我：“带烟了没有？”我说：“医生说了，你不能抽烟。”廖莎说：“我又不是肺有问题。”我说：“反正你别抽烟。”廖莎说：“自从住进了医院，我就没有再抽过一根烟了，你给根烟让我解解乏吧。”我说：“只许抽一根。”廖莎笑嘻嘻地说：“好，保证只抽一根。”
我掏出烟给廖莎点上，然后又给自己点了一根。抽着烟，晒着冬日暖阳，像两个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东扯西扯聊着陈年往事，廖莎的情绪显得很不错。在我的前半生，我把自己和廖莎的关系搞得太纠缠，我没有珍惜过她，甚至也没有认真爱过她，现在我和她的关系终于简单而纯净了。
抽完烟后，廖莎把烟头丢进了垃圾桶，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问廖莎：“你在看什么？”廖莎没有回答我，她依然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猝不及防间，廖莎头一歪身子一扭，倒在了我的怀里。我一把扶起廖莎，她的眼睛依然是睁开的，她也还在看着我，但眼神已经干枯。
在这个安静的冬日午后，我年轻时的女朋友廖莎死在了我的怀里，我看了看依然不知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老天爷，然后抱着她的尸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对廖莎说些什么，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此时此刻，我的喉咙只能用来哀嚎。在廖莎死之前，我就知道她对我而言很重要，在她死后，我知道她比我想的还要重要，或许这是因为她是一个永远不拒绝我的人，即使我恶心，她也不会拒绝我，她仍然把她的温情泼洒在我身上，我是一个被她宠坏了的人。
廖莎的死让我的时间变得白茫茫一片，也让我有了很多变化。我变得极安静，安静得需要把书房的窗户也用水泥封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客人去酒店的雪茄房抽雪茄，此前我对雪茄的认识就是由一堆烂树叶卷成的能冒烟的烟，这一次也许是因为心情有异，抽起雪茄来让我找到了某种寻找已久的感觉。
雪茄这个东西很通人性，太潮湿则点不燃，太干燥则变成了烧火棍，所以必须好生养着，像养自己一样养着。等抽习惯了雪茄再去抽卷烟时，则立刻明白了雪茄的纯粹以及卷烟里面到底加了多少七七八八的香精之类的化学物品，相比起来，卷烟简直成了一种差不多类似于方便面性质的东西。
有天晚上我在客厅里抽了根雪茄，那股味道竟然三天不散，惹得小树一回家就直奔卧室，连吃饭都不出来。我干脆把自家那个从来没在里面看过书的书房改造成了雪茄房，买了保湿雪茄柜，在木地板上铺了红地毯，墙壁上贴满了丝绒的墙布。晚上到家后，坐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抽起雪茄，抽得烟雾缭绕看着时间慢慢滑过。
面对时间，最有力的武器便是回忆，时间提醒我正在失去些什么，而回忆却能告诉我还拥有些什么，所以我总能无端端地想到某个夏季雨夜，范昭冰凉的胳膊碰在我胳膊上的那一丝细微触动，为了回忆清楚这一丝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切的触动，我愿意枯坐着耗上一整晚的时间。
在白茫茫的2009年4月，我从CEO助理升职为集团副总裁，分管人事和自有品牌业务。我知道有很多人羡慕我，所以我像石头一样不露声色，一来是因为担心惹人嫉妒后会生出麻烦事，二来是站在我的角度去看，这事也没什么特别。如果把视野再放宽点，三十二岁坐上这个位子也只能算中流。
坐上副总裁的位子后，我审批的第一张职务异动单就是冷双的升职异动，和冷双面谈时，我照例给她准备了几个西红柿。面谈时公事公办，该问什么问什么，该打多少分就打多少分。面谈结束，我看了看分数，然后站起身来向冷双伸出手：“恭喜你，冷双。”冷双的话很圆滑：“都靠您一路提携我，我才能从一个普通的营业员变成大南门店的店总经理，以后还请您继续提携。”
为了庆祝冷双升职，集团总部和贵阳大区的管理层专门去酒店里开了一桌。虽然是冷双的升职宴会，但到场的最高级领导是我，所以我刚一坐下大家就都过来敬我的酒。喝得醉醺醺后大家一起去KTV唱歌，我借着酒劲霸占麦克风一连吼了几首老歌。吼完后，我把麦克风交给别人，然后半躺在沙发上喘气。躺了一会儿，酒劲下去了，身上冒出了一身冷汗，我像一个漏气的皮球一样打不起精神。
人群中的冷双笑靥动人，她像蝴蝶一样在各个领导中间翩翩缠绕，她的温看上去能溶解世上一切障碍。冷双在其他领导身边缠绕了一番之后，理所当然地坐到了我身边，和我聊了许多许多话。
我聚集精力和冷双演对手戏，她向我表决心，我就要她慢慢来，她向我表成绩，我就敲打她还有哪些不足，她向我做检讨，我就鼓励她继续努力。冷双说得越起劲我越是怀念范昭，冷双越是表示愿意当我的左臂右膀和我一齐头并进，我越是怀念一声不吭跟着我逃亡的范昭。范昭象征着很多的东西，她象征着忠诚，象征着可靠，象征着任何时候都站在原地的一棵树。
演着演着，我发现眼前的这个女人黏力无穷比我想的还要难以对付，我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娶她当老婆。想到这一点后，我突然不想再演戏了，见我的表情变了后，冷双的笑容也随之凝结住了：“是不是不舒服呀？”我说：“有点。”冷双说：“我送你回家吧。”我说：“没关系，我自己开车回家就可以了。”
回到家里，我蹬掉鞋就趴床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小树把我喊了起来，她先是递给我一条热毛巾，然后告诉我餐桌上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龙井茶和蛋炒饭。小树笑盈盈地说：“我知道爸爸每次喝多了酒以后都要吃点宵夜喝点茶。”我心中可真叫一个舒服，就冲这件事，我这个爸爸也当得无怨无悔了。
几天后，我去大南门店巡场，冷双带着门店管理人员早早地在门口等着我了。在卖场里转了一圈之后，我穿过员工通道去会议室里主持会议。
会议室不开会时也可以拿来当就餐区，但只有管理人员才有资格在这里吃饭，想当初我和范昭弄不清楚情况，看别人坐在会议室里舒舒服服地吃饭所以我们也端着饭进去吃，结果没吃几口就被防损员轰了出来：“你们两个是什么级别？居然敢跑到这里来吃饭了，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想去看看那个轰过我的防损员还在不在，所以走过防损休息室时敲了下门然后推门而进。休息室里，一个收银员打扮的小美女正坐在一个防损员打扮的小帅哥的腿上卿卿我我，我推门进去后，收银员忙不迭地低头站起身来整理衣服。
见此情景，冷双立即破口大骂起来，前台经理和防损经理也教训起了各自的员工。我问冷双：“你打算怎么处理？”冷双说：“按公司规定，书面劝导一次，扣当月工资百分之十。”我摇摇头：“你们先出去吧，我和他俩谈谈。”
等冷双带着一群人出去后，我问收银员：“你看上去好像年龄很小？”收银员支支吾吾地说：“16岁。”我算了算：“16岁是哪一年出生的来着？”收银员说：“1994年出生的。”我说：“你是1994年出生的？”收银员点着头说：“是的。”我扭头问防损员：“你多大？”防损员说：“比她大一岁，1993年出生的。”我竟然念叨起了自己的年龄：“我是1977年出生的，比你们老多了。”这两个恋爱中的小同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察觉到了自己的反常，连忙改口训斥起了他俩：“这次就算了，下次别再让我抓到了，否则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冷双问我：“不处理他们？”我说：“算了吧。”防损经理像献殷勤一样嚷嚷着一定要处理他们两个，我眼睛一斜，他立即明白拍错了马屁。
2010年，我进入了喜龙集团执会——执会的全称叫“执行员会”，又被员工称为“执刑员会”，手中握了集团三万多人的饭碗。任命下发后，嫂子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她说我近一年以来好像都有些精神游离，希望我能变得更加主动积极，把重心放到工作上来。
为了勉励自己，也为了一圆自己做了多年的奔驰梦，我购置了一辆黑色的奔驰GLK350。把新车开回家后，小树嚷嚷着要出去长途自驾游一趟，所以我带着小树去了深圳。
我第一次见到奔驰就是在深圳，当时我站在一辆等红灯的拥挤不堪的公交车里，旁边停着一辆同样在等红灯的奔驰。奔驰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干净而优雅的男人，他正低头看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绿灯快亮时，这个男人扭过头瞥了公交车一眼，然后又面无表情地扭了回去。我发现表面上大家都在同一条路上，但实际上却是在不同的两个空间。从那时起，我就很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奔驰。
深圳是一座多风的城市，也是一座容易在风中勾起回忆的城市。这些年我到深圳出过许多次差，头几次去内心还很战栗，慢慢地也就麻木了。每当接待方客套地问我以前有没有到过深圳时，我总是摇摇头说没到过，然后接待方就会热情洋溢地给我介绍深圳的旅游景点，而我也会故作认真地倾听。
今日的深圳虽然不再是一座神话中的城市，但它依然繁华，依然匆忙，也依然有数不清的年轻人站在街头不知往哪儿走。
路过罗湖体育馆时，小树指着天桥上那几个背着大包小包的小伙子问我：“爸爸，你猜他们晚上会在那儿落脚呀？”我说：“也许是某个小旅馆，又或者是老乡的家里。”小树说：“唉，我以后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背个包不知往哪儿走呀？”我说：“这就要看你自己了，爸爸会一直站在你身后为你加油，但是没办法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小树诡异地笑了起来：“其实我有些盼望这样呢，我觉得这样有流浪的感觉。”我本想批评小树幼稚，但转念一想她本应该幼稚，所以我说：“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慢慢去体验生活了。”
在蛇口住下的当晚，我梦见了范昭，在梦中，我心情复杂地看着她靠近，又看着她离开，我看着她搬家，看着她结婚生子，还看着她眼角生出浅浅皱纹。我仍然按捺不住想去追问自己和范昭的爱情，然后我觉得自己比祥林嫂还要好笑——我明明只是范昭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可我却在多年之后还强制性地认为我们仍有关系，并且认为范昭还和我一样在惦记着我们。
我打听过关于范昭的消息，她一直在努力追赶生活，像做填空题一样去填满生活的试卷上那些需要填下的答案，而我却还留在了最初的梦里。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变了，但我一点都不慌张，我知道其实什么都没变，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可改变。对于我这种衣食无忧的人来说，生活不过就是几滴水而已，这就好像深圳再怎么薄情，我只要群发一个短信，马上就会有至少二十个供货商跑来为我接风洗尘。
在深圳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清晨带小树去海边散步时，我忽然很想亲一亲小树，所以就低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小树满脸通红，哇啦哇啦地跑去老远，我自警是不是吓到她了。回酒店吃完早饭后，我掏出手机看公司邮件，顺便去小树的空间里转了一圈，看见她说了这么一段话：“十一年了，今天爸爸第一次在清晨亲我。”这句话看得我有些伤神，接着我还看见小树的闺蜜在下面唠叨了一句：“你好幸福哦，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叫爸爸的物质。”
回贵阳的路上，家里打电话来了，我和爸妈寒暄几句后，小树立即抢过电话把这一次深圳之行的各种见闻详细告诉了爷爷奶奶。小树的口才很好，她不仅能把爷爷奶奶逗笑，还能把我逗笑，当然也能把她自己逗笑。在欢声笑语中，我感到相当满足，心想这大概正是我想要的幸福生活。
我平静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了2011年8月31日，也就是我三十四岁生日的前一晚。当时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手机在客厅里急促地响了。我说：“小树，接一下电话。”小树接通电话后，我隐约听到她对着手机说：“哟呵，您怎么打电话来了呀，肯定是缺钱了要借钱吧？哈哈哈。”
我听着有些不对劲，连忙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小树还在抱着手机嚷嚷：“大姐您就别装了，直说吧，到底想要多少。”我厉声喝住了小树：“不许这么没礼貌。”小树用力把手机扔给我，“是那个女人打来的”，然后她埋在沙发上抽泣起来。
我瞥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来电归属地，不冷不热地喂了一句，范昭说：“是我。”我说：“什么事？”范昭顿了顿，然后告诉了我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露露在长沙。”我说：“你怎么知道？”范昭说：“因为我看见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