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好色之徒，他的姘头无数，被他玩弄的女性更多。在中统局的女特务，只要他看上眼的，都要凭借他的权势拉来蹂躏，至少得陪他游逛。朋友同事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他就想染指；某些有漂亮妻子的无耻之徒送夫人上门与徐鬼混，从而谋得好职位的大有人在。这里只介绍他的三个正式夫人。
徐恩曾的元配叫梅子瑛（幼琴）。浙江吴兴人，启明女校肄业，原来两人感情还可以，生过一个女孩，自从徐恩曾有了地位，牵扯的女人多起来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徐先是不与同居，后便根本不再理她。但是梅氏一直住在徐恩曾家里，陪伴婆母生活。
徐恩曾的第二个夫人叫王书青，又名淑清，号砚溪，辽宁人。开始，王书青有个妹妹在南京，叫王书元，徐和她姘居。徐恩曾当时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崇敬，对王书元的喜爱，把他办公的地址便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去看望王书元，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便发生了关系。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姓田，在美国留学。在田回国以后，徐恩曾凭借权势与田“谈判”，迫使田写字据将王书青送给了他。
徐恩曾的第三个夫人是费侠，字达韫，湖北钟祥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起初，她住在特工总部附设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内。一次，徐恩曾到招待所给人们讲话，费侠代表所内的留俄学生致答词，徐对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姘居。当时二陈担心徐恩曾驾驭不住费侠，因而影响特务活动，劝徐不要和费结合，因为徐恩曾对费过于迷恋，没有从命。1937年11月，徐恩曾借特工总部疏散之机，将王书青和她生的子女送往成都，偕费侠来到武汉，于1938年春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和随使玩弄女人很反感，前往祝贺的人很少，连二陈也没有去。
1938年冬，在日寇即将侵占武汉时，徐恩曾偕费侠逃往重庆。这时，被安排在成都的王书青得知一切，赶到重庆和徐恩曾理论，矛盾不得解决。一天，王书青藏在中统局附近的储奇门药材公会内，趁费侠从中统局出来的机会，迎将上去，大打出手。当时费侠正在怀孕，大腹便便，被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顿。徐恩曾被弄得手足无措大伤脑筋。后来经过转圜，徐恩曾以黄金、美钞若干，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王，并且安排与王要好的徐的司机李子康和王一起前去“经商”，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此后，一直到王书青在成都搞得臭名远扬，逼出人命，军统向蒋介石告了徐的状，徐才把王书青接到重庆。
费侠在重庆，不是中统局的正式成员，但也参加了不少特务活动。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蒋介石为免于被动，总想在会议之前摸到非国民党参政员准备提什么提案，发表什么意见。这时费侠有意识地接触女参政员，帮中统做侦察工作。此外，她为助徐恩曾一臂之力，在中统局的家属宿舍唐家沱，还当过一个时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办过一阵“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所谓福利事业，却均以失败告终。
徐恩曾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受过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美国留过学，干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保镖。这种经历，特别是他的职业，就使他成了一个多种颜色的变色龙。在蒋介石高唱尊孔读经、二陈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时候，他发表讲话，经常引用《四书》、《五经》，鼓吹四维八德。有些不明底细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听他的讲话后，竟认为他是中国固有伦理的道德的化身。他日常呼妻子费侠“Darling”，有机会就举行私人舞会，星期日经常拉少数朋友到野外举行“Picnic”(野宴)。他喜欢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他有漂亮的餐具，会驾驶汽车，还会小修……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他喜欢议论世界大势，他不仅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主张“最好把我们中国，从政治、经济、财政以至文化教育，统统交给美国给管上五十年，然后再交给中国人自己管”。他自认是个了不起的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可是正派的国民党人，甚至连CC的某些上层人物，也骂他是不学无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
很多人知道徐恩曾迷信，这并不假。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整天忐忑不安，生怕“老天”给他点报应，所以，在重庆时，他经常自己偷偷地开车到一个大相士处算命看相。怕人看见，他总是把车停在距大相士百多米以外，自己步行走过去。后来，在中统特务中发现有一个江湖相士，名叫朱景熙。朱自己吹嘘，曾得江西龙虎山、湖南××山异人的传授，精通麻衣之术。朱在中统局经常给人看相。因为他颇能揣摩人们的心理，经常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不少人还真的信服了他。徐恩曾把他请来看相，朱很捧了徐恩曾一阵，说他是大福大贵、出将入相之相；鼻运最好，将来一定可以做部长。从此，朱成了徐的亲信。1942年，徐到广西指挥大屠杀大逮捕时带着他，转道湖南、江西、浙江历时数月还带着他，并且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徐与别人谈话时，让朱坐在旁边为谈话人“看相”，向徐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显然，这是徐控制特务的一种权术，意在使特务在相士面前不敢怀有二心，不得对徐不老实。这就不是徐恩曾的真迷信了。
调查贪污是中统的正式任务之一，而且是赚钱的生意，负责这项工作的特务都愿意多干这些事，多抓些贪污犯。徐恩曾则不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贪污是不治之症，贪污犯俯拾即是，如果要抓，工作没完没了，势必分散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而且整的都是自己人。因此，徐恩曾对整治贪污的方针是不告不理，非特殊需要不费那个劲。什么是特殊需要呢？仅举一例。在蒋介石命令中统、军统、三青团共同组织盐务检查队，分别进驻某些要害地区时，以中统为主的一个队决定驻四川最大的盐产区自贡市。原自贡市盐务局长不买中统的账，处处刁难抵制，徐恩曾一时抓不到这位局长的把柄，便命令时任自贡市中统调查室主任的齐耀荣，以贪污犯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解往重庆。因为“贪污犯”这顶帽子，对这类人物没有戴着不合适的，不会有错。显然目的在于扫除障碍，夺取权势，扩展中统的势力。那徐恩曾是否不想在打击贪污犯中捞一把呢？不是。徐的办法往往是：把贪污犯的情况调查清楚、拿到证据以后，并不逮捕贪污犯，而是有意放风通知贪污犯本人，让案犯不请自来，要黄金，还是送“人情”，主动权全在徐的手里，可谓高明之至。人们称这种办法是“无本大利的卖放生意”。
徐恩曾不仅喜欢拿大钱，会拿大钱，小钱他也从不放过。因此，大买卖他做，小买卖他也做。王书青为抓大钱胡作非为，费侠同样是个贪财好货之徒。徐恩曾为了给费侠往回拿钱，在重庆时，派遣特务罗剑雄、沙大馨等，跑印度，奔缅甸，走私贩毒、买卖黄金。又让一些人，开作坊，办工厂，贩卖粮棉。一次，有个特务龚曼华给他们买了万余斤黄豆，本想待价而沽，无奈价格下跌不好出手，折本不肯干，便把它存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徐恩曾家中。在一时没有好价钱时，便雇人在家里磨豆子做起了湖南豆腐。每天雇工出出进进，挑豆腐跑市场，市场卖不完，便送到中统局伙食团请他们留下。于是，“徐公馆开豆腐坊”就成了人们谈话中的笑料。刘介鲁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向徐恩曾、费侠进言：“这样搞下去会影响徐先生的声誉的，外人看来有伤体面。”费侠说：“没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刘介鲁解释：“万斤黄豆短时间是磨不完的，生起虫来将更麻烦。”两人这才同意找个熟识的杂粮店把黄豆买去。
徐恩曾在重庆还办过一个流动碾米厂。起因是费侠听说重庆办碾米厂有利可图，便怂恿徐恩曾办了起来。之所以要办流动碾米厂，一是因为厂址一时不好找，急于抓赚钱的机会；二是害怕日本飞机轰炸，连本带利一锅端，便独出心裁，买了一条大木船，船内装上碾米机器，沿江流动，招揽生意。本钱不大，颇能赚钱。可以说徐恩曾为赚钱而费尽心机。
后来，徐恩曾弄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便自任放映师，不时地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与他的狐群狗党继续联系。同时在黄浦滩边，向麦加利银行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办公处，创办了一个“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据说，徐恩曾要挂这样一块招牌，并不是真的搞什么机械化农垦，而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一些美国显要人物，很希望把中国变成永远依赖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大农场，他有了这块招牌就可以获得美援；第二，当时陈果夫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吴任伧是总经理，他有“农”字头的企业便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取得一定数目的贷款。所以，直到徐恩曾1949年逃往台湾，他这个机械农垦公司，没有一部农业机械，更没有垦过一亩土地。正因为他办公司毫不费力。
“中国机械农垦公司”的招牌挂起来不久，就又挂出了第二块招牌——“中国打捞公司”。他为了快速发财，招募了一批日本潜水员，在吴淞口和江阴一带，打捞战争中沉没的各种轮船。这个公司还没有捞出名堂，他又以8亿法币(当时值黄金三四千两)买了一艘海轮，成立了台安轮船公司，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这时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其他私营船只多被征做军用，徐通过各种关系求得保护，大发横财。在他经营航运的同时，还通过他的旧部——在江西浮梁行政区做专员的冯琦，廉价购得大批木材，转手卖给上海枕木公司，自己什么劲没费，又赚了一大笔钱。徐恩曾就是利用这类办法，很快就挤进了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发财虽发财了，但徐恩曾并不满足于发财，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立即发布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为了再次为蒋介石效劳，当“当仁不让”，死皮赖脸地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这个学会有选举权的会员有150人，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南京的甚少。徐恩曾知道，在外地的人，谁也不会为投这一票而专程到南京走一趟，而且很多人对召开国大并不感兴趣，甚至持抵制的态度。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120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投票那天，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者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本人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徐恩曾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冒名顶替工程师投票的人们，大嚼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第三个老婆费侠，又“当选”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中统局的人都知道，这是中统华中区的总督导熊东皋一手操纵着办成的。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各派系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熊东皋当时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用熊东皋的话说，这是为报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不过，钱还是让费侠花一些。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地的特务及有关人员。费侠边热情地照料大家吃喝，边重复那句说不完的话：“请大家帮忙！”如是三天三夜，大家赶填了选票，成叠成包地投入票箱内。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当上国大代表以后，很高兴了一阵，认为这是他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大转机。但是，到1948年秋，他的高兴劲又过去了。因为形势并不容他乐观，国民党军队顶不住解放军的反攻，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因循苟且，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到1949年1月，徐恩曾意识到蒋介石家王朝末日的来临，找他的亲信多次议论出路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和国民党的命运死死地拴在一起，继续为国民党奔走呼号。这年春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的时候，徐恩曾挤进去当了一名委员，并且大喊大叫了一阵“要与上海共存亡！”但是，在声嘶力竭地叫过以后，他悄悄地偕费侠逃到了台湾。
去了台湾后，徐恩曾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郁郁寡欢地过着日子。他在台湾作过贸易和运输生意，还办过农场和海洋打捞公司。1985年秋天病死在台北的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