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介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介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搜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介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介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到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介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挺锋在短期内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把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介民的老婆就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介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么指望，其实郑介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介石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当国防部次长期间，以“军事外交家”自居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介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说郑介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宣布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介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介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介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国方面供给的。郑介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介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介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介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也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武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介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他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要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留恋，以后蒋介石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介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介石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介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介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介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介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介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介民会同签呈保侯，郑介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介民、林蔚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介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介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人凤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介民。郑介民、毛人凤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人凤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70%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还有那些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介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