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提督名叫程文柄，是义和团的忠实支持者。大概是想把上司袁世凯也拉进支持者的圈子，主动推荐了一个大师兄，声称降神附体，刀枪不入。那天把一身仙风道骨的大师兄请到校场，程文柄提起手枪，照准他胸前“砰”的一声，大师兄不躲不闪，毫发无损，在场的一百多名兵丁响起了一片叫好声。袁世凯颔首微笑，示意试验继续，于是程文柄布置好的一伙人纷纷开枪射击，大师兄安然无恙。
袁世凯对大师兄待如贵宾，口称要禀报朝廷，对其给予恩赏，当场决定，过些日子请大师兄多带几个兄弟来，再表演一次。
再次表演，袁世凯事先吩咐手下人，让大师兄和那帮兄弟立下“生死状”，并请同乡画押作保。
表演开始了。程文柄和十几个士兵轰然开枪后，对面站立的一排“神魂附体”的义和团成员纹丝不动，脸上甚至还挂着傲慢的笑容。
袁世凯走下观摩台，似有奖赏，忽然掏出一支德国手枪，转身朝大师兄射击，手起枪响，大师兄身体摇摇晃晃倒了下去。枪声是个信号，刚才布置好的士兵枪弹齐发，刚才还在微笑的一排义和团成员齐刷刷栽倒在地，血肉翻飞。校场上的血腥表演结束了，袁世凯脸上露出讶异神色，唤来身边的人，去瞧瞧法师们耍什么花招。验尸者报告，十几个法师玩完了。袁世凯似乎还不相信：“这是大师在使诈呢！他们刀枪不入，不会有事的。”说完，朝程文柄看了几眼，程文柄羞惭难当，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袁世凯认定义和团为旁门左道，是打着仇视洋教的旗号纠众劫财的强盗土匪，应该赶尽杀绝。恰好载漪、刚毅等主战派主张对义和团“抚而用之”，怂恿太后宣布义和团为“义民”，义和团遂大批涌向北京，很快达到了数万人。而山东这边没有了义和团的骚扰，加上袁世凯下令地方官对洋人和教民实行保护政策，反而呈现出平静祥和的局面。
袁世凯在山东推行新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时至今日，山东人说到袁世凯时期修建的那条铁路，依然意兴盎然。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二十三日，刚刚上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袁世凯，就与德国铁路公司总办海因里希·锡乐巴订立了一份正式的铁路章程，表面看起来轻松，其中却蕴含了诸多艰辛。事实上胶济铁路已经动工一年多了，由于义和团的仇洋运动，德国公司在勘测路基、拆屋迁坟中遇到了不少麻烦，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被迫停工数月。德国胶澳总督托尔帕尔委派锡乐巴到济南谈判，如果不是遇到袁世凯，此事还将无限期地拖延。在双方谈判艰难之时，袁世凯想起了一个人-清政府驻柏林大使荫昌。这个前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曾经在关键的时刻帮过袁世凯一个忙，推荐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进入新建陆军，后成为着名的“北洋三杰”。袁世凯恳请荫昌回国帮他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熟知洋务并熟悉德国法律的荫昌果然不负“袁”望，帮助他完成了谈判铁路章程的大部分细节，促使中德之间建立了“双方均感满意的交往关系”。
中国修建铁路曾经走过了一段步履艰难的路程。第一条铁路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全长仅1公里，是英国商人杜兰德修建的，建成通车后，“观者骇怪”。有御史上书认为冲撞了满清龙段祺瑞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与冯国璋、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历任统制、提督、陆军部大臣脉，是不祥之怪物，被太后下令拆除。
一方面政府对修建铁路这类“洋务”不感兴趣，另一方面老百姓仇视老外，认为修建铁路是想抽他们的血，以致流血事件接连不断。
面对来自这两方面的夹击，袁世凯没有退缩，他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他要让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德国人的铁路，也会变成中国人的财富。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古城济南迎来了它历史上的第一列火车。看见庞大的钢铁怪物猝然来到面前的时候，老百姓有的兴奋，有的漠然。他们也许还不会意识到，就是这列运载洋火洋油以及山货土产的火车，将成为山东现代化的一个开端。
此时袁世凯已升任直隶总督，但他仍然对山东投以特殊的关注目光。他与接任山东巡抚的周馥联名上书朝廷，奏请开放济南等通商口岸，这也是后来被人们称做“近代史上的一个神话”的山东开埠。不久即得到批准，济南等地开埠成为现实。
济南近代史上数不清的“第一”都与“开埠”密切相关。例如：
经三纬二路的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火车站南侧的第一家西餐馆（石泰岩饭店），庄钰、刘福航创办的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济南电灯公司），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创建的第一家自然博物馆（广智院），济南第一家戏院（兴华茶园），位于高都司巷的第一家洋行（礼和洋行），第一家外国银行（德华银行）等等。
周馥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这对姻亲在政治上联手，把山东当做施行新政的试验田，先后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还将各地的书院改成了新式学堂。最具影响的是将济南“泺源书院”改为官立“山东大学堂”，招收新生三百人，由周馥之子周学熙担任校长，聘请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教务长）。
说起袁世凯在山东时的作为，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他剿杀义和团，仿佛除了一把血淋淋的屠刀之外其他不值一提，实则不然。在山东巡抚任上的700多天里，袁世凯大力推行新政，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臣发起的“东南互保”运动，就是为晚清政局力挽狂澜的大手笔，可圈可点。
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
在家庭生活中，袁世凯是个肯负责任的人，对父母是孝子，对儿女是严父。
赴济南上任山东巡抚，他带着长子袁克定，有意对他进行栽培和历练，对其他子女也不放松教育。尤其是对次子袁克文，更是倾注了许多感情和精力。《袁世凯家书》中有一封“示次儿书”是专门写给袁克文的。那时克文才10岁，袁世凯即对他进行严格要求：“近闻你行事喜效名士，此非具有真才实学者……安得将所读之经史子集，尽记头脑，以充腹笥，惟有勤动笔多思一法。于读书时，将典故分门别类，摘录于日记簿，积久汇成大观。”
他还为袁克文拟定了一份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裯；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读史：柔日读史，日以十页为限，见有典故及佳句，随手分类摘出，以资引用；作文：以五十为作文期，以史论时务间命题，兼作诗词；静坐：每日须静坐一小时，于薄暮时行之，兼养目力；慎言：言多必败，慎言，即所以免祸；运动：早起临睡，须行柔软体操；省身：每日临睡时须自省，一日作事可有过失，有则勿惮改，无则加勉；写日记：逐日记载毋间断，将每日自早至夜，所见所闻所做之事，一一记出。”课程表列得如此细致，可见严父的一片慈爱之情。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官位稳定之后，索性将袁克文接到济南，放在身边亲自督促。
随袁克文来到济南的，还有袁世凯的生母刘老夫人、妻子于夫人。此时山东形势并不太平，被袁世凯围剿的义和团要同他拼个鱼死网破，扬言要杀光袁的全家。乘着暗夜，在巡抚衙门照壁上画了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趴在洋人的屁股后头，旁边写着一句歌谣：
“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袁世凯怕他生母受惊，密令侍卫队严加防守，谁也不得在袁府走漏丝毫风声。袁世凯自己则一日三次入内请安，赔着笑脸同刘老夫人说话聊天，极尽一个孝子的本分。
在生母病重期间，袁世凯日夜守护在旁，亲侍汤药，精心照料。
刘老夫人去世后，他立即电奏开缺回籍守制，朝廷认为正值时局艰难，没有批准，谕令赏假百日，在抚署穿孝服照常上班。袁大孝子十分郁闷，胸中装着个难解的心结。当年嗣母牛夫人病逝时他正在朝鲜，未能在身边亲侍汤药，已成终身遗憾。如今生母去世，虽说能在身边照料，但却不能及时安葬，终是心头之痛。他给朝廷再写了一封信，恳请回老家安葬生母，依然未获批准，只好将刘老夫人的灵柩移到济南城外，由其三兄世廉、五弟世辅、六弟世彤等人扶柩回河南原籍落实安葬事宜。
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宁，袁世凯发誓要为刘老夫人厚葬。然而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上头不准假，心里有厚葬的想法，时间上也只能往后拖。好在清代停丧不葬之风盛行，这是从宋代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人死了暂时停丧不葬，一是相信风水，希冀推迟葬事求个吉利的日期，给活人带来富贵兴旺；二是眼下经济实力不济，想等以后阔绰了再行葬仪。也有像袁世凯这样的，因为时间上安排不过来，将葬事往后拖的。
经过反复合计，袁世凯决定把生母的葬期定在第二年秋天。他再次给朝廷打报告，奏请赏假两个月。这一次朝廷格外开恩了，慈禧亲自下了道懿旨，赏给他40天丧假回籍葬母，同时加恩赏给刘老夫人正一品封典，着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朝廷如此厚爱，袁世凯感到很有面子，马上具折叩谢，恭设香案，立生母灵位前祭拜。
此时袁世凯已是直隶总督，在官场善于结交，又是喜好张扬的个性，随带官员、仆从及护卫兵数百人，极尽炫耀铺张之能事，衣锦还乡，八面威风。本以为这趟回老家会把生母的葬事办得无限风光，哪知道事与愿违，在刘老夫人的墓穴一事上，袁氏兄弟发生了严重分歧，吵得不可开交，闹到最后还差点动了武，害得袁老四窝了一肚子气。
按照袁世凯的想法，生母刘老夫人应该与生父袁保中同葬一穴。
可是袁世敦不高兴了，他捣鼓着叼在嘴边的水烟袋，翻起眼白斜了袁世凯一眼：“哪有继室同穴的道理？”依袁世敦的说法，要将刘老夫人葬在祖坟边上作个陪衬。袁世凯火冒三丈，仍然憋着气解释，虽说生母是继室，但是刘老夫人去世早（袁保中正室夫人也姓刘），后来一直是生母操持家务，实际上也同正室夫人差不多。袁世敦摆出一家之主的派头说：“你不要以为官大就能拿这种口气同我说话，袁家的事我说了算！”说罢，一甩袖子再也不予理睬。
袁世凯生父这边兄弟五人，除了老大世昌、老二世敦是正室夫人所生外（世昌此时已死），其余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均为继室刘老夫人所生。在过去的封建家族中，嫡出的长子自然是一家之主，加之袁世敦性情古板，袁世凯兄弟几个人再多官再大，也拿他毫无办法。
一气之下，袁世凯与同母的世廉、世辅、世彤商量，只好另择墓地安葬他们的生母。
袁世凯对风水舆地颇有研究，他认为“择穴须认定方向，重在择日”，“只求不受风，不受水，不近道路，符合干暖的原则即是佳壤”。他托老友周馥帮忙，花重金请了个着名的风水先生，此人叫杨焕之，四川射洪人，周、杨二人乘火车专程来到彰德洹上村，在红冢洼为袁的生母挑了一块吉地厚葬。杨焕之后来还成了袁世凯的顾问。
本来回乡是为厚葬生母，却不料成了一次伤心之旅，袁世凯这辈子再也没有回过项城，他与同父异母的二哥袁世敦的关系也随之破裂，像摔碎的瓷器再也无法复原。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血浓于水”，在对待袁世敦的问题上，袁世凯并没有像世人所猜想的那样做得那么绝。有个例子：山东巡抚毓贤在任期间，袁世敦是管带亲军统领，相当于一个知县，因为杀义和团太多的缘故，被毓贤参劾“行为孟浪，纵勇扰民”，给予革职处分。袁世凯上任后，碍于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便直接处理这件事，事后仍然通过张之洞帮忙，向朝廷奏请为袁世敦平反，官复原职，可见袁还是讲情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