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名士
袁克文（1890～1931），字豹岑，自号寒云，袁世凯的次子，民国着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的出生地在朝鲜，那天中午袁世凯正睡午觉，恍惚间，看见朝鲜国王牵着一只颈项上套着金黄色锁链的花斑豹笑眯眯地走来。快到门口时，那只豹子挣脱锁链，跳跃踉跄，直奔内室而去。袁世凯醒来时，内室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接生的老妈子跪下报喜：恭喜老爷添了二公子。因为这个梦，袁克文被父亲赐字“豹岑”。
袁克文从小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平时没见他比别人多用功，但是诗词文赋样样精通，也没见他正经练过书法，写在纸上的字却别具一格。说袁克文是神童并不过分，然而这个小神童，待人行事的风格却与袁家格格不入，以至于父亲袁世凯反复告诫他：不能从小养成名士派头，此非具有真才实学者所为。袁克文连连点头，但是并不把父亲的话放在心里，等到袁世凯去忙他的政治了，袁老二依然摆出名士派头混迹江湖。
所谓名士，经常见到的典型做法是反潮流，别人这么做的，名士偏要那么做，不拘泥于人间常情。比如练习书法，袁克文有他的几手绝活：一是悬书，写字时宣纸并不平铺在桌面，而是让两个丫鬟各提宣纸一角，袁克定悬腕飞龙走蛇，笔力刚健遒劲，宣纸却不污不破；二是巨书，将宣纸铺在地上，拿出一杆如同扫帚般的巨笔，站在纸上自如挥洒；三是仰书，这与名士的懒散有关，躺在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握笔，居然能写出清秀工整的蝇头小楷，令观者莫不称奇。据说，袁克文的日记就是这样躺在床上写出来的。悬书、巨书和仰书，被时人称做“袁氏三绝”，袁老二后半生落魄了，就靠这个“袁氏三绝”给他换了不少贴补生活的碎银子，才不至于饿肚皮。那十几册《寒云日记》，曾有少量几册落入另一个民国公子张学良的手中，后来也不幸佚散，如今存世的是其四子袁家楫保存下来的“丙寅、丁卯日记”，仅仅是袁克文日记中一小部分。
看见袁大公子在京城官场上混得不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袁克文也动起了念头。他给父亲写信，提出要顶官帽的请求。袁世凯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收到五月十日所发家书，知道你有做官的想法，感到惊讶！你素好虚声，学步名士，怎么突然有了做官的妄想？大概是见你父亲身为秀才跻身高位，你这个秀才也想跻身高位吧。殊不知时也，命也，并不是天下所有秀才都能有你父亲这般“好运”的。你父亲得到荣禄、李鸿章两位大佬的赏识，又受太后宠遇，始有今日。然而愈跻高位，倾跌愈危。前月在政务处与醇亲王冲突，几乎想饮弹自杀。宦海风波，瞬息万变，你父亲手握兵权，身居要职，尚且朝不保暮，岌岌可危，屡次谋求激流勇退，无奈太后倚重，懿旨难违，一旦冰山倒（指太后毙命），你父亲便辞职归隐。你小子无知，也想投入政治旋涡之中，实在是不明智之至。我不指望子孙得高官厚禄，但愿能俭朴持家，能得一秀才，诗礼家声，历传不替，就心满意足了（参见《袁世凯家书》，为便于读者理解，此处译成了白话文）。
袁世凯这封信是他在失意之时写的。当时慈禧太后病重，袁世凯在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出洋五大臣载泽等人从国外考察宪政回国，清廷准备开始实施宪政。有一天，朝廷大员聚集，共议新政，在场的大臣沉默无语，生怕说错话影响仕途的发展。唯袁世凯站起来侃侃而谈，力主改革军机处，改组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有人躲在暗处嘀咕：什么改组改制，说得好听，还不是想让奕匡当总理大臣，他袁某人能更加为所欲为。袁世凯一拍桌子：有话站出来明说，让庆亲王当总理大臣有什么不对？在座的与会者都是满清权贵，见袁世凯如此嚣张，早已忍无可忍，醇亲王载沣跳出来，将手枪往桌上一拍：如今的江山还是大清的江山，并不是你袁家的！袁世凯见状，脸上吓变了颜色，这才想起“收敛”
二字。他在给袁克文的家书上所写的“在政务处与醇亲王冲突”，就是指这段故事。
解剖心迹，倒也颇有几分真实可爱，但是等到情况好转，袁世凯还是给袁克文捐纳了一个官衔：法部员外郎。法部的前身是刑部，员外郎是指正员以外的官员，相当于挂职干部，算不了什么数的。不过袁克文过惯了名士生活，不懂官场上的许多规矩，拿根鸡毛当令箭，特别把这个员外郎的官衔当回事。头几天，他改掉了睡懒觉的毛病，按照作息时间上班，以为自己是朝廷官员，要参与政治了。结果他发现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有些异样，有个同僚悄声提醒他：不能喧宾夺主噢！袁克文一愣，半天才领会其意思：表现得太积极了，势必会夺了他人的风头。原来官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自己这是何苦呢？
这么一想，名士派头重新回到了他身上，上班开始迟到，进了衙门也不好好办事。法部主管刑事犯罪事宜，经常需要外出侦查，调查案情，不是鲜血淋漓，就是尸体横陈，太惊险刺激，搞得夜晚睡觉也做噩梦。因此，碰到办案的差事，他总是推三阻四，找借口躲避。
有一次，部里指定袁克文去京城东华门大街会同验尸，他心里一百二十个不愿意，当着上司的面又不敢直说，只好回到办公室，用墨汁将眼镜片涂成黑色，匆匆忙忙去走了个过场。即便这样，回家后仍然将手洗了七八十遍，想到当时的场面就想呕吐。思来想去，这样的官实在没什么当头，袁克文的第一次仕途生涯，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
玩政治确实不是他的强项。按照俄国社会的划分，像袁克文这类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想干一番事业又无什么实际行动的贵族青年，是属于典型的“多余人”类型，应该和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毕乔林、奥涅金、罗亭等人为伍。袁克文果然是这么做的，回到风月场上，他如鱼得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都精通；吃喝玩乐，赌博嫖妓抽大烟，也是老本行。中国“酱缸文化”为失意文人创造了独特的生存方式，“多余人”的痛苦和烦恼，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往往被转化成玩世不恭。
然而对于身处政治权力旋涡中心的袁克文来说，即便他想躲避，仍然难以摆脱政治权力的纠缠。最明显的例子是洪宪帝制时期他与“皇太子”袁克定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袁克文本质上是一介文人，他不擅长也不热衷于权力斗争，帝制搞得再热闹，也与他这个袁家次子关系不大，因此，仍然成天泡在“花丛”之中，写诗作画玩女人。有一天，一帮文人诗友聚会，喝了几盅酒后有点感伤，诗兴阑珊中写了一首诗：“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塞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几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克文作诗向来不留底稿，随写随扔，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没有料到因为这首诗，差点惹出了性命攸关的一场大祸。
当时在场的名士们见了这首对帝制不满的诗，纷纷为袁克文喝彩。
他有个朋友叫易顺鼎，人称易疯子，将这首诗略作修改，然后拿到社会上到处传抄，遂被反对帝制的政治势力和舆论界利用，当做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重磅炸弹，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后世评论者依据这首诗称袁克文“极力反对帝制”，实在是对历史的一种误会。其实，袁名士随手写下的这首诗，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
面对袁克文的这般行径，袁克定极为恼怒。袁家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向来不和，经常是这个住在京城，另一个就去了彰德，二人像捉迷藏似的，参差避面，互不往还。听说老二写了这么首歪诗，且被反袁势力利用，袁大公子气急败坏，秘密报告给袁世凯，乘机煽风点火，说了一大通老二的坏话。袁世凯也很生气，下令将袁克文软禁于中南海，再也不准他与那帮名士相互往来。
袁克文成为一个不明不白的囚徒，被关在中南海享受政治犯待遇，每天和宠妾小桃红诗文唱和，打发时光。小桃红虽是女流之辈，却有头脑，提醒说：“你不怕袁府闹血滴子事件？”这么一提醒，袁克文如同醍醐灌顶，猛然想起历史书上那些流血的宫廷斗争，不寒而栗。恰好此时，不知从哪里传出风声，说袁世凯将“传贤不传长”，袁大公子并不一定是老袁的接班人，老二袁克文、老五袁克权，都是“皇位”强有力的竞争者。据袁静雪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回忆，那段时期袁克定曾到处扬言：“如果大爷（袁世凯）要立二弟（袁克文），我就把二弟杀了！”
即使不介入政治，仍然可能会有性命之忧，袁克文现在对“不幸生在帝王家”那句话有了深切的理解。他去找父亲求救，如此这般说了一通，袁世凯微微一笑：“既然你没有那份心思，又何必庸人自扰？”看见袁老二孤独无援的模样，袁世凯暗暗摇头，觉得这个怯懦的名士儿子真是可怜，叫人给他刻制了一枚“皇二子”的印章，叮嘱他快快使用，可以避祸。从此，袁克文拿着这枚“皇二子”
的印章到处显摆，在藏书上、字画上、扇面上到处都留下“皇二子”的印镌，此举无异于告诉袁克定：袁老二并无争当太子之心。
留在京城会耽误他的事情，于是给袁世凯秘密打了个小报告，事关袁府核心机密，因此声音压得很低：“听老三（袁克良）说，二弟与六庶母关系暧昧……”六姨太叶氏，当初是袁克文从江南苏州钓鱼巷物色到的一名艺妓，献给父亲袁世凯做妾多年，却依然与二公子情感上藕断丝连，这是老袁绝对不能容许的。老袁一听这话，醋缸翻倒，心中盛怒，哪里还肯做半点调查研究，吩咐人将袁克文逐出家门，再也不想见他。袁克文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乘火车逃到了上海，躲过了这一场灾祸。很久以后，袁世凯始觉此事为莫须有，冤枉了袁老二，派人到上海接他回京，总算了结了一桩历史公案。
袁克文喜欢唱昆曲，这是一门比京剧更为古老的高雅艺术，问津者极少，然而袁名士偏偏就爱这一口。洪宪帝制时，袁大公子忙于组织人进京城请愿“劝进”，“各省请愿代表列队行至新华门前，高呼万岁，完毕，每人各赠路费百元，远道者二百元，各代表请增费，至于狂骂，后各增二百元，纠葛始寝。”袁二公子对这种政治滑稽戏没有兴趣，他也在忙，却是忙于和一帮票友演唱昆曲。“乙卯年北京闹洪宪热，人麋集都下，争尚戏迷……克文亦粉墨登场，采串《千忠戮》昆曲一阕。”（参见张伯驹《春游记梦·洪宪纪事诗补注》）到了一年后，袁世凯驾鹤西去，帝制也幡然成了历史，袁克文再演唱昆曲，心情大不相同。据克文生前挚友张伯驹在《春游记梦·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说，当时袁克文演唱的剧目仍然是《惨睹》，剧中建文帝剃度为僧，逃窜在外，一路上看到被杀群臣，以及遭受牵连的臣子和宦门女眷押解进京时的各种惨状，不忍目睹，因而悲愤万分，唱出了《千忠戮》中最有名的一折：“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山惨雾和愁织，受不尽的凄风苦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袁克文“演唱此剧，悲歌苍凉，似作先皇之哭”。
真情演出使袁克文成为票友中的耀眼明星，也成了当时圈子里议论的话题。这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名士，内心里丰富复杂的情感偶尔流露一二，常常让人欷歔不已。
怪味契友方地山
名士的一个坏毛病是瞧不起人，最典型的莫过于魏晋时的阮籍，遇见喜欢的人用青眼；遇见厌恶的或者看不起眼的，就使用白眼。这是个恐怖的动作，整个眼球翻上去，只有眼白露出，比今天的“愤青”
傲慢多了。在袁克文身上，这个坏毛病并不突出，他一生结交朋友无数，最为相契的是方地山。
世凯看中，聘为家庭教师。他比袁克文大16岁，却丝毫不摆先生的臭架子，平生做事不拘小节，只追求“有趣”二字，袁克文从小对这个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年龄渐长，遂与方先生结为忘年交，不仅是终身制，还成了儿女亲家，让下一辈也相知相爱。
方地山常常自称祖籍安徽桐城，是桐城派领袖方苞之后，此说有多少依据还待考。不过此公才思敏捷，善诗词文章，尤善制联，却是有口皆碑。他创作的联语古朴拙实，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北大历史教授周一良（周馥的曾孙）晚年致力于辑录方地山散佚对联，曾将115副联语和墨迹汇编成《大方联语辑存》刊布于世，并有评语论道：“雅言俗谚，情文相生，信口而成，闻者惊服。”
方地山在北京城南赁了三间房屋，纳了个天足小妾，自署其名为“大方家”，撰写对联一副贴在门楣上：“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名士的家庭生活往往不幸，甜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感情危机，离婚时小妾要带几个子女同去，方地山又写了一副对联：“兽知有母，不知有父；人知有母，亦知有父。”
写完了往桌上一放，扬长而去。闹得几个儿女十分为难，好言好语安慰了母亲一番，最终选择了留下随父。
有一年除夕将至，袁世凯派人来问这位联语大师，来年是否解聘？方地山并不回答，埋头裁好了一张红纸，提笔写道：“出有车，食有鱼，多谢孟尝能客我；金未尽，裘未敝，今年季子不回家。”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方地山的日常生活中举不胜举。
袁克文的长子叫袁家嘏，娶方地山的四女方庆根为妻。定婚之日，袁克文拿出一枚绝世稀珍的古钱作为聘礼。儿女亲家的双方家长都是大名士，婚礼也办得别具一格，并未采取烦琐的结婚仪式，而是以文明婚礼的方式，夫妻双方相互拜了一拜，就进洞房。这种特殊的日子，方地山当然会有联语：“两小无猜，一个古钱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婚。”
画家张大千路过天津，方地山赠联一副：“世界山河两大，平原道路几千。”
张大千阅后乐不可支。另一副联语更绝：“八大到今真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不死，半千而后又何人。”“八大”指的是八大山人朱耷，“半千”则指字半千的清初画家龚贤，一副联语镶嵌两个画家的名字，且意境深远，实属不易。方地山与张大千终生关系极好，应该与初识时的良好印象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