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行走，让我才真正明白并理解了过年时母亲曾说过的“知识”和“见识”。换个角度，我现在不就是父母在家的角色吗，这感觉确实很无奈。想起母亲小学上到三年级，而父亲只上到二年级，字是认识些，但不多。应是吃了没上学的亏，才在我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坚毅和倔强，在经济条件差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这要是换上我们村的其他户人家，肯定是另一番场景，也许我早已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了吧。
或许某个夏天，在烈日炎炎下不停地轮着锄头，去疏松玉米地的土壤，一年的期盼全是粮食丰收之类的念想和愿景。而整个冬天又因为干旱的麦田而忍着凛冽寒风，在地里沟渠排水抗旱，老是会担心雨水不够而造成地里麦子减产。跟街坊邻居谈话的内容总也逃不过：韭菜现在什么价格啊，玉米是不是该打农药了，小麦是不是该冬灌了，谁家的韭菜长得好，卖了好价钱，你家的地肥，明年肯定大丰收之类的……
话长话短都是农家那些事，可社会在变迁，在进步，农业机械化好像只是挂在是嘴上，很少有人真正用到。
小麦成熟时，成群的河南“麦客”，头戴草帽，肩背个布包，里面裹着晚上打地铺休息用的薄被与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另外一个工具布袋，里面是一把镰刀和水磨石，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他们不加日夜地劳作着，只为割一亩地20至30元的辛苦费，虽然现在看来不多，但在企业职工一月二三百元工资的年代，这算是一笔大的收入了。他们大多沿着公路，从东往西，像打仗一样，逢村必停，一个村一个村的“扫荡”，队伍大时有三四十人一起，都是一个乡或者村的，整个夏天收入不菲，倘若觉得可以，来年又带着镰刀再“杀”回到这里。常常是去年来的，今年还会是这波人，所以大家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我家由于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全部生计都要考虑，自然割小麦时，父亲就舍不下这些钱，还老说：“人家能割，咱自己为啥割不成，让别人把钱赚了，还不如自己割，买点好吃好喝的！全家改善下伙食！”可这也就是说说而已，能不舍得花割麦的钱，就不可能在日后把割麦的钱乱花在这些不打紧也不重要的吃喝上。
最后，跟着母亲两人用了整整一天，从早上天麻麻亮起来，一直到晚上夜幕降临，有时稍作休息，晚上就得拖延好久，而且，越是晚上，效率更是低下，也只能趁着星星月亮的微弱光线，继续挥着镰刀，直至割完。这还不用说，割完后还要用人力的架子车一车一车运到早已盘好的“场”里，等待稍作休整的第二天，重整旗鼓，再经过“打”、“碾”、“摔”、“捡”、“晒”等环节，才算完毕，那时候的“秋忙”就跟人们常说的，在战争年代才会有“秋收起义”一样，也许很多人质疑，秋收也要战斗吗？现在看来，不仅要战斗，而且需要很强的战斗力才能打胜这场“战争”，这是关于吃的战争，关于生计的战争，关于人们“以食为天”的自然法则的战争，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更不许要更多的借口。
话说，这“场”是在割麦前半个多月就要修好，全是人工打造，整个“场”面积晓得也就百十平米，大的要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个村有几个小组，就有几个“场”，各小队盘各自的“场”，每家都有一个碾压地面的大石头名曰“路走“，至今还在村子十字口或者家门口摆放着，这些凝聚了多少个日月，多少个工匠打造而成的农具，现在是个多年，已是人们闲暇唠嗑，盘坐的地方。
忽然感觉父亲的思维模式好熟悉，这不更像是《飘》中斯嘉丽的父亲杰拉尔德吗？当原则和吝啬遇到一起时，原则往往不堪一击，吝啬自然成了主角。
对于我来说，父母没念过几年书，上大学甚至是他们不敢奢望又梦寐以求的喜事，更是他们辛苦劳作时的动力所在，在某个程度上，我可能就是父母的一切。自上大学后，父亲对我总是很宽容，很体贴，在学校的吃啊，穿啊，父亲总是惦记着，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
起初还是打到账户上，但是这需要手续费，少则两元，多则6元甚至10元不等，一项勤俭的父亲，在长达十五、六个月里，直到我大学毕业，硬是把钱夹在信封里，用纸裹叠好，给我寄来，每次信里都说：“要是不够，提前写信，我再给你寄。”每次看完信，我都是两眼湿润而模糊不能把持！更多是对孜孜不倦、关爱倍至的父亲打心底的怜惜和疼爱。
自古有慈父、慈母，没有不要儿女的娘，没有不要儿女的爹，可现实，又有多少儿女疼惜自己的父母，怜惜他们的苦难和劳作。他们一辈子无怨无悔，照顾着自己，照顾着家人，胸怀着几个人甚至几辈人的长久心愿和远大抱负，靠着那份慈爱，那份毅力，那份执着，那份坚定，只想在我们身上去立马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