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悲惨岁月终身恨
怎堪忆禽兽不如日本兵
日军对亚洲乃至世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是用战争侵略所能概括的，也不是用惨无人道所能形容的。近年来，有一个出现越来越频繁的词——“慰安妇”，就不能完全用上述辞藻来概括和形容。
二战期间，在日军占领和驻扎的地方，总有一个名叫慰安所的机构。在这个机构的外面，排着长队的日本兵等待着轮到自己发泄兽欲。在慰安所简陋的房子里，一名“慰安妇”一天必须接待众多的男人。日军在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这种被日本政府默认的强奸中心。在这一制度奴役下，40多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这里所说的“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战争中，日军士兵对占领区无辜女性的强奸行为，不但不会受到军事法庭制裁，反而被认为是士兵勇猛的表现。在日军高层纵容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在日军的侵略战争中一直延续着。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起源于日军的一次失败。1917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先后派去兵员7.2万人。日军对俄国女性施暴，导致性病蔓延，一万多名日军官兵染病，比战死的还要多。这些患者既不能参加演习，也不能执行勤务，更谈不上参加战斗，严重影响了日军的战斗力。作战刚开始就损失了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自然打不过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遭到了惨败。西伯利亚战争失利的教训，导致日本军部开始建立卖春制度，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卖春妇。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日军官兵所到之处除烧杀抢掠外，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大肆强奸当地妇女。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在被占领区，他们一方面充当杀人机器，另一方面也自发地、几乎是情不自禁地、不约而同地兽性大发。
当时的日军，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是一支兽欲肆虐的军队。
最惨绝人寰的是那次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城内到处追逐中国妇女，无论老幼，无一例外地实施强奸，然后杀掉。有的日军甚至干脆不扣军裤上面的纽扣，将生殖器直接露在外面，奸杀一个又去追逐另一个。
“慰安妇”绝大多数是被强迫征集而来的，像征军伕一样，强行摊派名额。朝鲜半岛早在日军侵华之前，即已处在日本统治之下，所以朝鲜妇女是较早遭受被征募凌辱的。
从朝鲜半岛究竟征集了多少妇女，目前已无确切的资料。根据汉城报纸的记载，从1943年到1945年，共动员了20万年轻的朝鲜妇女加入“挺身队”，其中约有5～7万人充当了“慰安妇”，因而“挺进队”就成了“慰安妇”的代名词。
日军之所以优先从朝鲜和日本妇女中征召“慰安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防间谍。
一位原职业军人是这样说的：“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即便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也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正因为如此，所以喜欢朝鲜‘慰安妇’，内鲜一体，也就是把日本内地人和朝鲜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防谍意识非常强。把朝鲜女性编为‘慰安妇’，多少有这些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不敢多招中国“慰安妇”。但随着战争在中国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剧增，朝鲜和日本的“慰安妇”已不能完全满足兽兵的需要，日军便开始疯狂地诱逼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
在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和欺骗等手段来征集中国“慰安妇”。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原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和店员等。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20多个省，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21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60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充当过日军特务的永富博道，后来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证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本人负责设置了六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日军的铁蹄踏上美丽的海南岛以后，日军部队就进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在强征劳工时，日军挑选美貌的汉族和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
1939年初，日军指使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摘录如下：“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
1940年，日军一支部队侵入山西省方山县，设立据点，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他们不仅建成了慰安所，还得到大笔钱财。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根据1938年6月7日日本军方的调查报告，在徐州会战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第6联队长小男一雄，曾将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到森林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供日军官兵淫乱。这些女俘虏遭到日军侮辱，有的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仇，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日本兵生殖器的事件。日军官兵因此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提高了警惕。而当她们失去了作为性工具的利用价值时，便被日军拖到空地上，当做新兵练习用的活靶子。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抗日军队中有许多女兵被俘，她们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日军第14师团的士兵田口新吉后来回忆道：“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就由情报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士兵们有时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
日军第2957部队占领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庄后，立即抓了两名美貌的少女回兵营，一个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从今日起开设慰安所，各位请来光顾。”
日军占领桂林时，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强迫她们充当军队的性奴隶。日军在广州和香港以招募护士和医务人员前往海南为名，骗招300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小的只有17岁，大的也只有20岁。她们被押到昌石县石禄慰安所，从此掉入地狱深渊。
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唆使汉奸张贴广告，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诱骗妇女参加。他们甚至派人到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统统被押进慰安所。
日军每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南京陷落后，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机会，抓捕几千名中国妇女，她们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被虐杀的厄运，其中一些人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无人知晓她们的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