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根据地，李秀成军取江浙，官僚豪绅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为反动分子的集中点。一八六年，上海反动分子组织“爱国会”出资雇用一个美国流氓华尔⑩(FrederickTownsendWard)成立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从“人民如海，货物如山”“关税每年数百万两”一点看，上海是最大的“饷源”从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发逆”一点看，上海是求外国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径。他看到上海是决定反革命与太平军内战胜败的关键，他就奏请“联络洋人，协力守御”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议复借洋兵剿贼片》里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后面的“不可”却是一时的装腔作势，随后他也就派军队与洋兵“会剿”内地了。初时，英法美驻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绅商向清政府请愿借洋兵，清政府动摇不定。四月（三月）曾国藩派李鸿章带淮勇往上海，准备“会剿”。五月，常胜军联合英法反动派的军队攻入嘉定、青浦两城，太平军围城猛击，外国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李鸿章也说：“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乃援贼未来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曾国藩看出只有左李军加上洋兵，才能对抗江浙境内太平军，因此，更坚决的主张“会剿”，藉以牵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军与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财物舱掠），清军得土地（当然也抢掠），曾国藩主张的所谓“会剿”办法，就是这样无耻的鼠窃狗偷行为。
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反动派内部的各种分裂表面化（一八六四年）
曾国藩正在江南巩固他的胜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满清的农民军捻军势力又已大张，满清两个大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m古jo与湖广总督官文束手无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军，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国藩带兵到皖鄂交界处督“剿”。曾国藩深知满清想在攻捻战争中造成满蒙将帅的威望，对抗湘军将帅，自己再出“立功”，将更招满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继续裁撤湘军，一面推荐后起的淮军并湘军一部分，归僧格林沁、官文调遣，保证各军服从命令。这正合满清的愿望，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捻军败后，满清认湘军为“隐患”（淮军后起，战功较小，兵勇很少参加哥老会，满清扶植淮军，使与湘军对立），定计消灭湘军，令左宗棠带刘松山部与西北回族起义军战斗。同治八年，刘松山部在绥德，高连升部在宜君兵变，起因都是查拿哥老会员。将领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当，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军，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灭湘军，满清与曾国藩意见一致，起初利用落后的一部分农民，消灭革命的一部分，转过来又消灭被利用者，所谓兔死狗烹，统治阶级是惯用这个毒计来巩固自己的权位的。直使得满清在人民起义反抗中得转危为安，曾国藩及其同类大汉奸们得享受富贵尊荣，自然获利极大。为他们充当爪牙的士大夫，单就湘乡一县说，二品以上文武官将近一千家，这些都是豪绅大地主，占地不缴租税，官吏强迫贫民代缴，造成普遍破产的现象。曾国藩号召为保卫圣道，维持传统文化而战，他达到目的了，封建主义战胜的结果自然是少数人富贵，多数人死亡和破产。
曾国藩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以后，谒力媚满媚外来保守个人的反动成果。他替满清制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论来巩固国内统治。认为“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本部堂分内之事”专重在反对革命人民的内战（《批候选训导计棠禀呈豫中采访记略折》）；“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遵旨通筹全局折》)。但如洋人并不与敦和好，共保人财，如英法联军之役，那又该怎么办呢？他认为这里应该从大处着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iE)。他把外国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于我”要联络他“共保人财”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媚外心理，以曾国藩为代表而理论化了。英法联军的藉口之一就是广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年，天津又发生一起教案，因当时各地发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间拿获拐犯王三纪，静海拿获刘金玉，“供词牵涉教堂”天津拿获王三、武兰珍、安三（教民)等，也“当堂直供，系天主教主使；此事哄传之后，人心大愤”潇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人民群集天主堂前与教士理论，法国领事丰大业(H·Fontanie)沟沟来见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开放手枪，又向天津知县刘杰放枪，击死仆从一人。人民遂激动义愤，殴死丰大业，焚烧教堂，共杀死法国领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共烧毁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处。这一类的仇教事件，本质上是人民原始的自发的反侵略运动。法国藉口仇教，又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满清令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在反对太平军时口口声声大骂天主教的曾国藩，这时却力主“和平”办理了，对法使预先保证杀人数目，求其满意，以至连政府中人（包括李鸿章）也不能忍受，群起抨击，说“办案当以供证为凭，岂能预为悬拟，强人就案”这个人头贩子曾国藩坚持自己的主张，终于重办“滋事人犯”斩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也办充军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国谢罪。经这次屈辱外交，曾国藩的汉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国朝野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扁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了。他自己也觉得没趣，说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这个汉奸刽子手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中死去了。
被后来直到现在的一切反动派所讴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统治阶级却把它隐蔽起来，无耻地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正是和曾国藩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不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吗？客观事实对他们总是那末不幸，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
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尽了“继往开来”的任务。他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认为“痛快”。他被《天朝田亩制度》骇倒了，要挽救封建统治者的权利，牺牲数千万人生命，说是“卫吾道”，所讲的“道”，只是少数大地主大官僚的“道”，从人民看来，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同治七年十二月日iE)。他有意识地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需依赖外力，必须不惜丧权辱国的条件去交换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对国内弱小民族，左宗棠杀回民数百万，席宝田杀苗民一百万，这群人当作专业，他们杀汉民数千万，当然不会放松对回苗的屠杀。当时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学大师戴望，给曾国藩一类人下了定评，说是“贼盗夷狄，相帅（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图解序》，真是一点不错。
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他反对太平天国获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太平军自身的错误，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国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练长江水师，洋炮不到决不出战，“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的结论《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驻军江西、安霉，逐步进逼南京，军饷来源多数是上海关卡的税银，主要是鸦片捐税。保卫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战。没有外国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战胜太平天国。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
鸦片战争压迫中国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军起义揭开了救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曾国藩创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动典型。文化方面，坚守旧文化的黑暗面，拒绝外来的进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却依赖外国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镇压民众，在外国侵略势力保护下，保存封建权利，这样一个典型；中国一天不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反动统治者一天不放弃这个典型的继承。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无疑地已经极大、极重地打击了满清的统治，动摇了它整个统治的基础，满清朝廷的声威，从此一落千丈了。归根到底，曾国藩之流究竟还是没有救活了满清朝廷，只让它多延长了几天的残喘；而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精神也并没有死亡，这种革命精神的种子，经过太平天国英勇的战士们是更深地种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种在由湘勇发展的哥老会的心中了。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并终于完成了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的未竟之业，这正如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并幻想完成曾国藩消灭中国革命的未竟之业一样，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动方面说，曾国藩创湘军，主观上虽是为了挽救满清，客观上却也起了些削弱满清的作用：
满清侵入中国，军队主力是八旗兵，平吴三桂到鸦片战争，主力是绿营兵，两种军队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挥权。湘军、淮军是近代汉族军阀军队，清政府要通过汉族军阀才能使用。这样，满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军起义前，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提督⑩、总兵)极大多数是满洲人。咸同两朝，湘军转战全国，督、抚、提、镇（总兵)不得不用湘淮军中人。这样，满清对地方的统治也削弱了。
鸦片战争时，满清独揽外交权。咸同以来，曾、左、李与上海绅商、买办、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吴煦劣迹昭着，被人参劾，曾国藩奏称吴煦联络洋人，广交洋商，厚结洋将华尔，吴煦的进退，关系英法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换吴煦。左宗棠经买办胡雪严介绍，以一分二厘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万两，作为出兵新疆的经费。李鸿章身兼官僚军阀买办三种性质，与反革命的洋人关系尤密，满清不得军阀同意，不能单独进行外交。这样，满清对外关系也削弱了。
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着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这批反革命汉奸刽子手的主观意识之外，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了。历史发展规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如此。
——节录自范文澜着《中国近代史》上册
【注释】
①咸丰帝：即爱新觉罗变宁。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十岁时即帝位。年号咸丰。1851年调兵遣将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屡遭失败。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奉行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1858年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并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61年病死于热河行宫。
②程朱道学：即宋明理学。其代表人物为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他们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抽象的实体，由它主宰和派生万事万物。宋以后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该理学曾长期在思想界保持统治地位，影响很大。
③《大学讲义》：系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一种。
④《中庸》：书名。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把“诚”看做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是人生之最高境界。
⑤《尚书》：也称《书》尧《书经曳。儒家经典之一。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一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着作的汇编，保存有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⑥中和：儒家中庸之道，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⑦尔：你；你们。
⑧肃顺：清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历任御前大臣、理藩院尚书等，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主张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61年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急于揽权的慈禧、奕沂矛盾日趋尖锐。祺祥政变后，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