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字宽夫，河北东路汾州介休（今山西省晋中市介休）人，时任枢密副使、昭文馆大学士，没过多久登上了相位，又没过多久下台。在古代中国有很多无奈，有时候竟然连自己本姓都不能姓，文彦博就是这样的人。他祖上本姓敬，先祖曾在朝廷为官，后晋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之讳而改姓文。好不容易出了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敬家恢复本姓，谁承想赵官家翼祖有个叫赵敬的，无奈再次避其讳，又改回了文姓。
文彦博少年时即显露出非同寻常的才华，进士及第后，历任知翼城县、通判绛州、监察御史等等。文彦博在基层工作做得不错，尤其面对西夏时，表现出了一位领导应有的才能。李元昊突袭麟州，当时文彦博任河东转运副使，临危不惧，组织抵抗。李元昊围困了十日，知道人家以逸待劳不怕他，最后只得撤军。文彦博成功抵御西夏入侵，因此名声大噪，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知秦州。其实这对老文来说不算什么，更狠的还在后面。
文彦博后来调入中央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理。
刚上任，王则给他出了难题。
庆历七年（1047年），王则在河北东路贝州造反了。
王则是放羊娃，本是涿州人，属于辽国境内。因逃荒流落在贝州，后来投身行伍，干得不错很快晋升。但不清楚什么原因，于庆历七年元旦发动兵变，他被推举为东平郡王，国号安阳，年号得圣。他麾下的士兵非常有特点，脸上刺“义军破赵得胜”字样。与朝廷周旋的初期，王则的确占了便宜。
宋廷闻之，派知开封府的明镐领军讨之。明大人到贝州久攻不克，正在宋仁宗上火之际，文彦博请战。朝廷委任老文为宣抚使，前去平叛。
文彦博走马上任，到了前线，对地形先了解一番。老文发现城南地势低洼是个突破口，一面命士兵佯攻，一面组织工兵队在城南挖掘地道，杀进了城中。结果果然不负众望，十天攻克，俘虏王则等头领。因此，文彦博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出力不讨好的明镐也受到了嘉奖，因功升参知政事。还有一位跟着混吃喝的贾昌朝，也升了官。
王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故事散于民间流传开来。元末明初时江湖上仍有他的传说，一位落魄的文人根据他的经历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神魔小说《三遂平妖传》，那位文人名叫罗贯中。
文彦博拜相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中央言官口诛笔伐，老文也受到了牵连。
事情起因在一个叫张尧佐的官员，本来职位低微，名不见经传，突然几天连升好几级，被任命为宜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这项任命惹得言官们强烈不满。张尧佐后台很硬，他侄女婿是帝国老大赵祯。宋仁宗宠信张贵妃，借机给伯父搞点儿福利，反正是国家的钱给谁不是给？张贵妃枕头风一吹，宋仁宗就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任命一出，群情激奋。
率先发难的是殿中侍御史唐介，御史是监察百官专门骂人的。唐介偏偏属于爆破筒脾气，逮着谁跟谁死磕。忽然有了这么一件事，自然跑不了他，所以他第一个冲了上去。言官这活不好干，赶上撮盐入火的，很容易被气死，后来老唐因为阻止王安石变法，壮烈牺牲。临终前让家人抬着上殿进言，就这么狠毒。
唐介明白人单势孤的道理，但凡言官遇到什么事，很少单挑，通常群殴。
这次是个大事，唐介一挑头，一帮言官跟着冲锋，诸如吴奎、陈旭，还有一位历史著名台谏官——包拯。众人联合上疏强烈谴责宋仁宗，张尧佐政绩平平，按照磨勘考核本该降黜，凭什么给他升官，给他那么多福利待遇？
朝廷顿时成了菜市场，嚷嚷个没完没了。
宋仁宗假意安抚几句，在他看来这不算个事儿。皇帝也有几门穷亲戚，接济接济，人之常情。但在言官眼里这件事有违政体，因为张尧佐是皇亲国戚就加封，那么深入基层政绩斐然的官员，朝廷为什么没有表示？很不公平。
辩说最为激动的当属包拯，扯开嗓门与宋仁宗对喷，老赵甘拜下风，步步后退，无奈包拯太过犀利，步步紧逼，喷得他一脸唾沫星子。宋仁宗左顾右盼，向群臣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心说哪位卿家能出来给朕说句公道话？一帮大臣持笏不言，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关键时刻，文彦博挺身而出，宋仁宗仿佛看到了救星，还得说人家上过战场的老文同志有觉悟。
文彦博出班启奏，说了两句袒护张尧佐的话。袒护张尧佐那是给皇帝争点儿面子嘛！想我乃百官之首，这点儿威信还是有的。如果老文这么想他就错了，唐介正举着爆破筒等着他。宋代御史主要监察宰相，没事儿都能挑出点儿毛病，何况在这节骨眼上。得嘞，您也一起来吧！唐介早有准备，从衣袖中拿出第二封札子交给宋仁宗——弹劾文彦博。
唐介指责文彦博姑息养奸，对张尧佐事件熟视无睹，并且严重怀疑他拜相是有猫腻的。经过严密地推理和猜测，文彦博应该是通过宦官给张贵妃送了礼，靠走后门当上宰相的。所以，面对张尧佐事件文彦博才出言袒护，其目的极不单纯，想借机拉拢张贵妃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建议免去文彦博宰相职务，由富弼担任。
宋仁宗把札子一摔，龙颜震怒：没这么欺负人的。
纳谏是评价皇帝道德水平的一条准绳，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能够听取和采纳臣下意见的皇帝，是以形象伟大，人品爆棚，成为后世皇帝之典范。宋仁宗虽然与唐太宗无法相比，但单就纳谏这条其实也可以。不过这次宋仁宗爷们儿了一把，文彦博有真才实学，他是靠平叛上来的，他挺我，我也得挺他。
宋仁宗当机立断：“唐介贬官。”
唐介正气凛然：“贬就贬，何惧之有？”似乎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宋仁宗把唐介的札子给众位执政大臣传阅，大伙给个意见，这事怎么办？
文彦博默然无声，说句公道话而已，却招惹一身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如何收场？最后，老文表态自己能力不济，不能胜任宰相一职，退位让贤。文彦博罢相，张尧佐的福利待遇全部作废，唐介贬英州通判，这件事才算圆满结束，朝廷各方利益又回到了平衡点上。
张尧佐的背后反映出了诸多问题。
首先说政治环境，宋代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之间有着很重的民主色彩。如果换了明朝，言官敢跟皇帝这么提意见，碰到翻脸不认人的主子，早拉到午门廷杖伺候了。张尧佐事件说明在宋代当皇帝不容易，江山虽然姓赵，有时候皇帝却说了不算。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这种氛围，从而造就了大宋帝国的文化繁荣。
其次，唐介因此声名鹊起，在士大夫中威信倍增，敢于直谏的事迹立刻被传遍全国各地，私下里人们都叫他“真御史”。言官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个人意志。同时也是皇帝布控百官的有效手段。宋代言官基本上是骂人机器，无论好事坏事都提意见，有的说，没的也说，甚至捕风捉影能变成铁证如山。更多情况下，充当的是权力斗争工具的角色。
这次事件，文彦博损失最为惨重，相位没坐热乎，平白无故被搞了下去。宋代宰相权力是古代中国最弱的，通常设有几个宰相同时执政，下面还有副宰相。人一多，导致政见不能统一，于是大家因为点儿小事互掐，造成宋代朝廷跟菜市场似的，一直争论不休。皇帝似乎愿意看到这样，他像个老师坐在上面俯视互掐的各位同学，伸手打架时他才出来平事，捍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体中皇权固有的尊严。
不过，文彦博不必郁闷，要相信组织相信领导，宋仁宗虽然少了些魄力，但他是个好人。文彦博给领导背了一次黑锅，不要紧，皇帝心中有数，过不了多久他将再度登上相位。因你给领导争了面子，领导一定会找机会给你面子。
·四度辞勉中央馆阁职的神话·
王安石回京述职期间，恰好赶上张尧佐事件的余波，所以对于文彦博举荐入阁馆并不感冒。
文彦博曾向朝廷举荐了王安石、张环、韩维三位优秀官员，他们恬退守道，不计名利，不像那些秩满回京的官员，脑袋削个尖往阁馆单位里扎堆。文彦博拿出了诚意，对王安石充满了期待，他真心实意地认为王安石是帝国未来难得的人才，不入馆阁简直没了天理。
文彦博已经做通了工作，只要王安石答应一声，不必参加阁馆的招聘考试，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这些在皇宫内院的单位就可以随便挑。这是一种什么待遇？手拿菜刀砍电线，冒烟带闪电。消息一出，所有官员愕然不止，那颗企求加官晋爵的小心脏“啪嗒”摔得细碎。仔细想想，王安石免试入馆阁也有他的资本，淮南签判秩满回京那阵子，王安石没什么政绩，若让他免试保准有人不服。现在，情况大不一样。王安石一甲进士第四名出身，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政绩，那是很多官员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所有人都在等待王安石的答复，然而他却令所有人再一次瞠目结舌。
面对文彦博的好意，王安石婉拒了，他表示自己还需历练，希望能够继续深入基层。这是他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全写在《乞免就试状》中：“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原因很简单，老王家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祖母岁数大了，大哥王安仁刚刚去世，弟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大家子人口众多，很难在高消费的首都生活。
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在京师生活的费用相当高昂。王安石辞勉职位，有感到惋惜的，也有拍手称庆的——那意味着阁馆空出一个名额，说不定落到谁头上。最后，王安石继续下地方工作，地点在舒州，职位是通判，全称叫通判淮南东路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相当于安庆市副市长。
王旋风带着所有人的羡慕嫉妒恨离开了京师，去了安徽舒州，度过默默无闻的三年。这三年里，王通判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政绩与在鄞县当父母官相比差了一截儿。更多时候他记录了民情，充当了历史摄像机，投影在他的诗文里面。
安徽舒州处在江南经济区的边缘，情况还不如鄞县。王安石《发廪》诗曰：“……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深刻描绘了农民处境艰辛毫无社会保障的状况。另一首《兼并》提到了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取豪夺，一旦有个天灾人祸，首先伤害的是他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将会是帝国社会的第一不稳定因素。一个农业帝国是由千千万万个农民组成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等于朝廷给自己点了一把火。王通判看在眼里，纠结在心里，早晚有一天他要来一次大改革，扭转这痛苦的局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正待王安石郁闷之时，一个更郁闷的消息传来——范仲淹去世。
那位无数人的精神导师离开了人间，完成了他的人生传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名声如日中天的范仲淹，在那个时代无有出其右者。他独具慧眼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也让他美名远扬，威望极高。以至于羌人部落听说范仲淹去世，各个部落酋长斋戒三天，并集结在寺院开追悼会，像死了亲爹似的哀嚎不绝。范仲淹这位道德榜样，给士人们更多的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启示，弥补了他黯然失色的政绩。
朝廷追封范仲淹为兵部尚书，谥文正。
谥号，即是帝王将相死后，由官方根据此人一生行为，给予的盖棺定论褒贬善恶的一种称号。中国历史上谥号有着严格的谥法，不是随便乱叫的。宋代文臣开始注重谥号，在朝廷混了一辈子，希望临死那天朝廷能给颁发个谥号，那是对文臣一生功绩的褒贬肯定，大致分为上谥、中谥、下谥、私谥四种，私谥是民间的，官方不予承认，不管谥号是什么都得排在最后一等。其中，上谥如“文、康、平”，表示有经天纬地之才或道德博厚等，“文”字辈是大臣的最高谥号等级，其中分为很多层次，诸如文成、文靖、文献、文贞，臣子最高级别谥号即是文正，代表着官员的最高殊荣。
宋代有140多名官员谥号文字辈的，其中谥“文正”者只有九人（包括改谥），他们分别是：李昉、王旦、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后世王朝中更加重视“文正”谥号，轻易不给官员颁发，后世谥“文正”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元朝三人，吴澄、耶律楚材、许衡；明朝五人，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孙承宗、倪元璐；清朝八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范仲淹去世，宋仁宗十分难过，命文学泰斗欧阳修亲自撰写祭文。精神导师范仲淹去世成了读书人的头等大事，一时间大家忙着写祭文，仿佛谁不对范文正公感慨一番，大家就会笑话你没文化。一场空前的帝国命题作文大赛开始了。王安石当然不例外，他写下《祭范颍州文》：“呜呼我公，一世之师。”评价很高。等到王安石执政改革的时候，他对范仲淹的评价另当别论。
祭文写得真挚干净，没有夸大其词的句子，王安石的文风一向如此，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单凭旷世文章足以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在任期间朝廷不止一次召试让他进京当官，为此中书省下达了正式公文。敕牒到达舒州衙门办公室时，所有人都傻了眼。敕牒中明确写着不必参加阁馆的招聘考试，委任王安石为集贤院校理，相当于中央图书馆编辑，肚子里没点儿墨水的当不了编辑，古今皆然。
王安石如当年一样，还是婉拒了。他给朝廷写了《辞集贤校理状》的回信，理由和当初相同，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他这一举动所有人不解，不免为他感到惋惜：多好个事儿！别人想进阁馆都进不去，他可倒好，青椒炒鱿鱼。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宦海沉浮不会总有升迁机会让你挑选。但让众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朝廷再次下达了一封任命书。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人走运一出门就中奖，王安石显然撞了大运。
一个月后，任命书再次送达舒州衙门，同事们看后心惊肉跳，他们一度怀疑王安石是不是被幸运星从天上踹下来的。要知道集贤院的位置是有限的，京城那个地方龙蛇混杂，不知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在官场的漩涡中心保住位置其实很难，到底是哪位领导相中了远在江南的王安石？答案前面已经揭晓，集贤院大学士文彦博。
在京述职期间，文彦博试探过王安石口风，人家没同意，非要下地方。如果老文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他，恐怕王安石还是不会同意，所以弄了个正式敕牒，召他进京。没想到王安石不给面子。老文执着到底，又发了一封敕牒。
王安石再次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