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一提出来，文彦博、富弼等宰执表示支持，除了欧阳修老哥一人反对较为激烈，他的理由是六塔河容量那么小的河如何容得下黄河之水？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此外似乎其他人无动于衷，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为什么？
这是一次技术工程，御史台谏官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多对此不了解，无法评估风险，所以更多人的人选择了沉默。此外，治理黄河属于大宋海事局的工作，做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如果做不好，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出来马后炮。
朝堂之上一片安静，只听河渠司李仲昌侃侃而谈，陈说利弊，最后宋仁宗准奏。由知澶州李璋为总管，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组成黄河河务临时治理小组，赴前线，开凿黄河。
所有人都在关注这项水利工程，因为很多人的命运与此相连，就此发生改变。
宋代官员士大夫有个显著特点，他们习惯于把精力和才华浪费在今天看来无关紧要的道德事件上，诸如宰执的生活作风、皇室的名分问题等等。针对国家大事则采取临时抱佛脚政策，极度缺乏前瞻性的政治眼光，遂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沉疴不断累积，也就形成了民族绝症。
李仲昌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工程量巨大，施行起来有着诸多现实困难。果然，工程失败了！造成了重大人员及财产伤亡。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恐，然而这次比较特殊，最先跳出来的竟不是言官，而是两名观天象的。
司天监，唐以前叫太史局，唐代叫司天台，明代叫钦天监，一脉相承下来，掌管天文历法的机构。
“君权神授”的思想导致了天象能够影响到政治走向，所以司天监职位非常特殊。他们一旦参与政治，有着巨大的能量。司天官上疏仅仅几个字就够了——帝国之北，天象有变。这八个字属于开场白，后面的才是关键——盖因开凿六塔河失败才导致皇帝有病——两者联系了在一起。
宋仁宗也不糊涂，现在全国发大水，用脚后跟也能想到不是因为天象有变，核心句未免牵强。而且宋仁宗是正月犯病的，与开凿黄河差着小半年时间。但话架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言说了几遍有时候也会成真，何况他们是司天监官员，有着特殊的身份。
内侍官史志聪把消息传给了宰相文彦博。
皇帝刚病好没多长时间，又赶上全国大水，本来就很上火，司天监官员不守着望远镜跑皇帝旁边闹什么？万一皇帝再犯病了，算谁的？老文一听怒了，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一场朝堂洪水即将来临，这是一个开始。
司天监官员一次上报，那是天象果真有变。第二次上报，并且两次内容相同，直指李仲昌开凿黄河入六塔河水利工程，背后一定有人支招，那两名司天监官员不过是马前卒，而真正的矛头指向正是文彦博他自己。
老文把两名司天监官员叫过来，不动声色地说：“汇报天象有变是你们的工作职责，但为什么要干预国家大事？论罪当诛九族。”
哥俩顿时吓瘫了，脸色铁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文彦博又说：“你们是一时糊涂，受人唆使，只要不再叨扰官家，本相公便不再追究。谁让你们这么说的？”
“武都知。”哥俩经不住吓唬，全招了。
“知道了。你们两个去重新定位六塔河方向，回来报告。”
武都知是入内内侍省右班副都知武继隆，皇帝身边的人，他为什么让司天监官员上报皇帝？
文彦博的心在往下沉，看来他预料得一点都不错，果然是冲着他来的。并且先打天象牌，可见幕后黑手对政治博弈驾轻就熟。
文彦博又把武继隆叫来问话，武继隆一反常态，嘴巴非常硬：“天象有变，在正北，六塔河方向。”
文彦博点点头：“天象有变还不是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
“相公权且叫司天官来，一问便知。”
不用叫，那两名司天官自己回来了：“启禀相公，是我们计算失误。六塔河在东北，不是正北，不碍事的。”
文彦博盯着武继隆：“听见了吗？”
武继隆愤恨地瞪他们两人一眼，大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文彦博说：“你竟敢信口雌黄，请问是谁教你的？”
武继隆唯唯诺诺，低着头，不敢说一句，方才的嚣张气焰，顿时灭了火。
文彦博对他们进行口头警告，他深知这些人都是马前卒，收拾与否意义不大，关键谁是幕后？不久，他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宋仁宗派殿中侍御史吴中复和邓守恭二人前往澶州调查开凿六塔河之事。完了，对方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
老文也不是吃素长大的，暗地里开始调查，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当他看清楚政敌的面目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枢密使贾昌朝，一个他惹不起的人。
贾昌朝，字子明，河北东路真定府获鹿（今河北省鹿泉市获鹿镇）人。
贾昌朝比文彦博长九岁，时年虚岁六十，资历也比他老，曾在庆历年间做过宰相。庆历七年（1047年），帝国北方春旱，那时候王安石刚刚知鄞县。贾昌朝做表率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结果宋仁宗当真了，罢了他宰相职位，通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抚使。
老贾无话可说，没想到假戏真做，吃了一回哑巴亏。刚上任，辖区内的王则起来造反，老贾去平叛结果不太理想。文彦博主动请缨出战，平了王则，老贾跟着借光升了官。几经辗转，回到了中央。人一老了对权力和金钱特别迷恋，尤其处在帝国权力中心。按说老贾在宰执中岁数大资历老，同为枢密使的韩琦，以及宰相文彦博都是晚辈，心里不是太平衡，所以借着李仲昌六塔河事件开始发难。
老贾勾结内侍宦官武继隆，从天象异变这块打开突破口，很有可能一蹴而就。他干了一辈子，对帝国政治环境十分熟悉，天象到什么时候都有说服力。他的一招进攻，很快被文彦博灭掉。于是采取了第二招——舆论攻击，就是编造谣言，在现实基础上夸大其词。贾昌朝勾结宦官刘恢向皇帝打小报告，称六塔河决口后淹死数千人。
宋仁宗本就紧张的神经更加紧绷：“多少人？”
“数千人之众，而且开凿时日不吉利，六塔河口是赵家村……”
宋仁宗愤怒了：这分明要淹没赵家天下！查！一查到底！
御史吴中复调查结果显示，六塔河水利工程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也的确造成了人员伤亡，但没有贾昌朝说得那么邪乎，言过其实。欧阳修对贾昌朝有句经典的评价：“禀性回邪，热心倾险，能文饰奸言，好为阴谋，以陷害良士。”欧阳修的史学水平丝毫不逊司马光，可见贾昌朝不是好饼。虽然他也做过有益于人民之事，但人品问题多被人诟病。
六塔河事件闹得愈来愈凶，最后处理结果是涉及六塔河的相关人员降级处理，史称六塔河之狱。
支持李仲昌的文彦博、富弼咋地没咋地。贾昌朝不死心，继续暗地里鼓捣，终于给鼓捣出了结果。
对于玩阴谋诡计的人，文彦博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其实他没那个耐心与贾昌朝勾斗下去，遂请求辞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通判河南府。文彦博以戡乱升至宰相，在宋仁宗犯病期间执掌国家大事，对维持帝国政局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文彦博离开了中央，心里不是个滋味，心有不甘，更多的是无奈吧！
贾昌朝得手了，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文彦博前脚刚走，御史陈旭等人联合上疏，指责贾昌朝结交内宫，勾结宦官，买房子盖别墅，人品不像话，这样的人怎能为百官之长？在御史言官们的强烈攻击下，贾昌朝恨恨地走了，为景灵宫使。景灵宫建于宋真宗年间，赵官家老祖宗的祠堂，去那儿等于养老，没什么机会回到中央。
贾昌朝下地方后，朝廷出现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兵部尚书宋庠、枢密副使田况，并为枢密使；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昪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事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开封府事。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宰相由谁来接替。贾昌朝的下场远不如文彦博，真正渔翁得利的人是另一位枢密使接替文彦博拜相，他是韩琦。韩老爷子宦海沉浮万年常青树，前面疑似挤走狄青，这回天上掉馅饼，名利双收啊！
相比来说，欧阳修就没那么幸运！
·欧阳修出手，搅动考场风波·
在嘉祐元年（1056年）里，帝国迎来了三年一次的礼部贡试。不管国家发生了什么灾难，考试不能错过。
朝廷对本次科举进行了改革。很多大臣纷纷上疏提出了考试的弊端，诸如仅凭一纸考卷录取，对举子道德人品无法考核，造成很多不良官员进入帝国政府，让他们去管理人民，朝廷形象势必大打折扣。提归提说归说，看到科举症结的大有人在，但都停留在表面上，谁也拿不出来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一旦有人拿出了改革方案，必将淹没在士大夫争吵的口水中。最后有人选择了折中的方法，将原有录取名额减少一半，增加明经科等科目，考试内容稍有变化。
全国举子云集京城，给受灾的京师增添了新的活力。
帝国科举更像一次大型人才招聘会，大家都在物色合适人选。话说欧阳修拿着《权书》、《衡论》、《机策》等二十二篇文章上呈宋仁宗，韩琦读罢拍案叫绝，于是士大夫们争相传阅，文章写得精妙，气势非凡，这位举子乃今科状元不二人选。但这人注定要令众人失望，因为他没有参加科举，是陪着两个儿子来考试的，长子名叫苏轼时年二十一岁，次子名叫苏辙时年十九岁，他就是苏洵，与两个儿子一起合称“眉山三苏”。顺便提一句，落第数次的曾巩也来参加了本次科举。
至此，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齐聚京城，时间定格在公元1056年。按照时年年龄排序为：四十九岁的欧阳修、四十七岁的苏洵、三十七岁的曾巩、三十五岁的王安石、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产生的六位散文大家，为什么扎堆出现，而且还是同一时代的人？
只能解释为这是历史的奇迹了。
欧阳修做了御史台谏官多年，养成了说话难听的脾气，朝中让他得罪了个遍。瞅谁不顺眼弹劾谁，包拯都没跑掉。但同时老欧刀子嘴豆腐心，见到有才干的往死里推荐夸赞，前面的王安石即是例子。仁宗一看这次主考官就你了，老愤青欧阳修权知贡举。能当上考官的不是一般主儿，文化水平相当高，其中还有个权同知贡举也是文化牛人，名叫梅尧臣。
梅尧臣，字圣俞，江南东路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人，宋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唐代是诗歌的黄金阶段，进一步奠定了诗歌在文坛的主流地位。到了宋代，文人不怎么会作诗，他们更热衷于写流行歌曲，宋初杨亿的“西昆体”诗派完全把诗歌带入了死胡同。陆游在《梅圣俞别集序》中赞“三者鼎立，各自名家”，说的是欧阳修的文、蔡襄的字、梅尧臣的诗。梅尧臣的诗作能够摆脱“西昆体”的强大阴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着实不容易。
老梅诗写得好在于潜心研究，有个收集灵感的好习惯，时年五十四岁，依然不改，这个方法特别有助于文学创作。老梅对诗歌如痴如醉，坐卧站立走无时无刻不在吟咏诗歌，希望从中找到秀句灵感。一旦捕捉到了灵感，他就连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放袋子里。同事们见老梅挺有意思，趁他不注意窃取视之，全是诗句，要么一联，要么半句，总之前言不搭后语，属于原始材料，他日作诗皆可用。
欧阳修、梅尧臣等主考对大多数举子来说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呢？欧阳修是愤青，他文章造诣非常深，近年来举子多追求标新立异的文章，他觉得有碍观瞻。创新没什么不好，但他们走歪掉沟里了。一味地去追求生冷僻字，文章的技术手法极为刻意表现，这种风气蔓延开来导致文章本有的质朴自然消失殆尽。什么东西一多就极容易泛滥。按照我们的传统，风气一旦歪了有关部门必然出来矫正。他这么一搞，附和了上面录取减半的意思。
欧阳修是个彻彻底底的愤青，愤青之所以愤怒，至少说明他们很在乎。假如每件事士大夫都保持沉默，毫不在乎，那时候国家才真的完了。恰好他欧阳修权知贡举，一场文化斩首行动，就此开始！
宋代科举考试为确保绝对公平，防止作弊，施行弥封、誊录制度。这两项是针对考生试卷做出的作弊信息规避。对于考官也有严格要求。考官通常临时差遣，没临近考试日期谁也不知道谁是主考官，日子差不多了，朝廷一宣布，然后考官们像传染病患者似的隔离，称之为“锁宿”，断绝一切对外联系，直到考生成绩出来为止。锁宿时间通常一个月左右，特殊的也有，黄庭坚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做主考官，被“锁宿”了四十四天，还有更长的。
对于士人来说，这是一次奥运盛会，或是淘汰出局，或是独占鳌头，牵动着无数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宋六家”的“眉山三苏”，考前由于欧阳修义务宣传，苏洵名声大噪，很快，他的两个儿子又给士人们带来了震撼，继而红遍京城。然而，苏轼却遇到了当年王安石同样的命运，过程虽不一样，但结果相同。
欧阳修下令所有生冷僻的文章全部扔垃圾桶里。忽然转变取审标准，竞相学习奇僻之文的举子们遭了殃。考官们很犯愁，出类拔萃的文章不多，跟风的倒是一大堆。偶尔有两篇文风自然的，水平还一般化。在这种取审标准下，这一届的状元很有可能缩水。
正在欧阳修犯愁时，考官梅尧臣兴冲冲地捧着一张试卷走过来：“老欧，你看看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
欧阳修看后大为震惊：状元试卷诞生了！试卷糊了名不知谁的，欧阳修通过文理断定，此卷很可能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曾巩参加了很多次科举，都名落孙山，考得一塌糊涂，看来今天终于开窍了，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也。
老梅说：“状元之才，排第一位，上呈官家钦点。”
欧阳修“嘿嘿”一笑，脸上的老褶子堆成了五线谱，但是转念一想：不是那么回事儿！按说科举有各种反作弊制度，但高手都知道看文理即能断定作者是谁，也有失误的时候，但也差不了多少。师父当主考官，他学生考了状元，这是什么事儿？好说不好听。
欧阳修对老梅欣然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啊！”于是，欧阳修为了避嫌，把这份卷子排到了第二位，原第二的卷子取为第一。
老梅钦佩地看看他，微微颔首：你做得对。
结果揭榜唱名时，欧梅两人傻眼了，那张卷子是眉山苏轼的！让欧阳修得意洋洋的门生曾巩同学也考中了进士，只是排得挺远，状元被福建浦城的章衡捡了个便宜。同榜中进士者还有程颢、吕惠卿、苏辙、曾布（曾巩之弟）、张载（程颢表叔）、章惇（章衡堂叔），都是狠人。
现在他们刚刚步入仕途，二十年后他们将成为对手，为帝国的命运展开激烈的斗争。
由于欧阳修的取舍标准令人出乎意料，考取呼声极高的那些举子们纷纷爆冷出局，愤愤不平。老实的考生在宾馆里骂几句，极端的直接动手了。考生们等在欧阳修必经的路旁，见老欧早朝归来，冲上一顿板砖，组团开骂。不知道哪位大爷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送到了府上，气得欧阳修一丁点儿办法没有，但他的委屈并不白白付出，此后士人文风为之一变。
考试结束，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进京有人溜。经过两年的努力，王安石终于得到了下地方的任命，这次知江南东路常州，真正的地方一把手，地点在今江苏省常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