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玄黄，鸿蒙初开，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原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自然界的声光雷电，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譬如日出日落，生老病死。这个时候哲学处于萌芽状态，主要表现在，人们有了东、西、南、北、中的方位概念，也有了现在、过去、未来的时空概念。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人们出现了意识形态。通俗地讲是你为啥活着？假如你说为了混吃等死被人埋，没人拦着你，那是你的权利，那是你的世界观。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形成群体、部落、民族，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了部落意志、民族意志、国家意志。简言之，即这群人想要干什么？有地种地，没地开荒，不会种地去打仗，等等，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
众所周知，我们续承的是儒家文化，但儒家在浩瀚漫长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并非唯我独尊，它也经过了几度浮沉，最后被奠定为中国人的思想核心，那个历史时期就在宋朝。
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经过了几个时期，简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家创立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向统治阶级兜售，百家角逐中法家思想获得胜利，秦帝国统一中国，但很快灭亡了。汉代吸取秦代的亡国教训采取了黄老之术为治国方针，即是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其实是托古改制，综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兼顾采用阴阳家、儒家、墨家等诸思想学派的观点而成。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对西汉初年的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正式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乎学者们纷纷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注疏，学术上称之为两汉经学，代表人物董仲舒、贾逵、许慎、卢植、郑玄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走向政治舞台，改朝换代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作为官方哲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又与外来的佛家理论结合，形成了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先后两个大一统朝代。唐朝强盛时疆域（应该说是势力范围）达1251万平方公里。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所以隋唐时期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的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各有所长。仿佛手机系统一样，塞班、安卓、苹果等，都叫智能手机系统，各有功能缺陷，彼此相互指责，却又在技术上相互吸收。最后到了宋代，儒家衰微，道家尊崇，佛家被扶植。儒学将在这个华丽的年代里重新绽放光辉，形成全新的哲学思想——宋理学。
·宋理学，中国人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宋理学，又称道学、性理学、新儒学，在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的漫长历史里，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它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座思想丰碑。中国人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定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宋理学的发展成熟过程极为漫长，不是苹果砸到脑袋上想出定律那么偶然，而是经过了几代人不懈努力，最终在南宋末年形成了一家独大的思想体系。
哲学思想的产生犹如多棱镜，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宋理学无疑是最反光的一面。
宋王朝建立在中国动荡两百余年的基础上，无论官方还是人民都迫切地希望天下一统，停止战争。这种意识统治阶级更为强烈，所以宋王朝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重文抑武的政治策略，彻底解决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可谓是釜底抽薪。
在这万难的时刻，统一人民的思想是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宋初儒、释、道三家并行，特别提倡儒学。儒学的入世建功立业的思路非常符合衙门的胃口。官方为此推出了多种举措，诸如宋真宗册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孔子他老人家终于封了王爵，这是官方对儒家的最大认可。同时实行科举改革，打破士族门阀的界限，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能进入帝国管理层。赵匡胤曾说的“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如同春风席卷大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读书人的血液里。
佛老思想在唐朝达于鼎盛，经过社会不断地发展，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韩愈、李翱等人曾猛烈攻击佛老思想，他们认为佛老讲求的出家、无为是背君弃父，灭绝人伦，儒家的尊王攘夷，建功立业思想，才是读书人最需要的东西。
经过宋初几十年的文化教育，新儒学的思潮呼之欲出，落寞的儒学经过改造后重新焕发极强的生命力。儒家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完美融合，两宋三百一十九年先后产生了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等，具体哲学思想发展脉络如草图所示。
从该草图中可见，宋理学不是一个人的哲学，是由那个时代的精英们共同创造完成的。宋理学经过了倡导、流派、继承和再发展四个阶段。
范仲淹不是理学创始人，但他为了宋代儒学的复兴做了诸多努力。儒学在汉代被正式确定为正统思想，汉代学者翻译儒家经典形成了诸多注疏，称之为两汉经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学跑偏了，向着训诂学方向大踏步前进，导致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成为一种死抠文字的学问，特别注重文字分析。经学注疏极为繁琐，每位学者通过自己的理解都在原句后面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儒家经典变得愈发复杂，所以“皓首穷经”，一个人用毕生精力也甭想通读所有注疏版的儒家经典作品。宋代科举中有明经科，说的即是经学取士，等同于背诵填空，完全失去了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在宋代儒学日薄西山，就差有人踹一脚把它踢下悬崖的时候，范仲淹出现了。
范仲淹的成就在于，知识分子肩头那份责任感，在宋王朝积弊形成之际自觉的觉醒，隐藏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心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精神，被他呼喊了出来。高举“尊王攘夷”和“明体达用”的两面大旗，成为范仲淹学术的核心思想。
当然，范仲淹只是一个提倡者，儒学想要彻底改造，还有漫长的道路，因为在技术上儒家有着先天缺陷。
在范仲淹之后有“宋初三先生”，即胡瑗、石介、孙复，他们三人是宋理学的奠基人，开儒家讲学之风气，主要活动在官方各大书院。其时比较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三位老先生思想惊人的一致：重振纲纪，复兴儒学，确立社会思想主流。
儒学单单从哲学体系中来讲是无法与佛老相抗衡的，它有着很明显的短板，缺少哲学思维方式，纵然你说得很对，但因缺少了哲学思维方式，会令很多读书人陷入教条主义。道家有“阴阳学说”，宇宙中任何事物都可以用阴阳来解读。这也是古代中国人思维观念占据主流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医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佛家有“因果、轮回学说”，同样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因果来解释。佛老之所以流布于世几百年，独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儒家恰恰缺少这一块。很多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自然有人挺身而出改造儒学，于是有了周敦颐的濂学。
周敦颐援道入儒，将道家的理论引进过来，俗称山寨。周敦颐著《太极图》，在道家修炼方术《无极图》的基础上改造而成。阐述了宇宙的根本即是无极的动与静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的变与合产生了五行，继而万物即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由虚无到实质，由抽象到客观，它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虽然是山寨道家理论，但山寨还有个冠冕堂皇的叫法——技术性再创新。儒家思想缺少创新性，但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如果需要，任何理论都可以成为“拿来主义”。
周敦颐也就成为了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同一时期邵雍的象数学也很活跃，在他们之后理学学派枝繁叶茂。诸如直接续承濂学的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的蜀学，胡宏的五峰学，朱熹的闽学，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叶适的事功学等等。
·王安石新学的思想内容·
王安石的新学主要著作有《淮南杂说》《洪范传》《三经新义》，三部著作分别产生于入仕、居丧、改革三个不同的时期。熙宁变法时老王深感思想的重要性，与儿子王雱等人编撰《三经新义》全国发行，所以他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
儒家经学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天人感应，源自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导致天象通常能够左右政治。
王安石的新学驳斥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他指出“天不因人而成”。
他认为各种天象及自然灾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皇帝做了缺德事儿就天打五雷轰，反过来风调雨顺也不代表你做得多么完美。王安石是个现实主义者，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持有批判态度，他在客观基础上提出了“万物一气说”。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万物是由气构成，以元气为其根本，万物一气也，在元气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生物。姑且不论“万物一气”的科学与否，他的客观精神值得称道。
另外，王安石率先提出了宋理学的终极命题——性命论。
性命论曾是先秦诸子的热门话题，哪家哲学思想要是不说人性论这个东西，那么大家都会瞧不起你的。在众多关于性命论的解读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针锋相对，两种观点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劝人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另一位大师则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人性到底是恶还是善，的确难以说清楚。到了王安石这里，重提性命论，而在早期著作《淮南杂说》中已然有所阐述。
在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之后，后世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做文章，譬如董仲舒时期产生的“性善情恶说”，把性和情分开来说。性是仁、义、礼、智、信（跟生殖保健无关）；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老王尖锐批评性善情恶说，他指出性情一也，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性情一元，性不可以善恶言。他认为人间并没有唯善不恶或唯恶不善的人存在。不是说好人往死里伟大，坏人往死里坑爹。好人和坏人以及善恶都是相对而言的，好人身上也有阴暗的一面，同样坏人身上也有光辉的一面。
由此可见，老王关于人性论的观点还是挺靠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