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渐渐启动。
唐介却闻风而动，阻止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唐介号称真御史，当年弹劾过张尧佐、文彦博，火药桶脾气一上来，任何人都拦不住。他劝说宋神宗未果，就有事没事经常找王安石茬子。这还没有具体开始改革变法，保守反对派便已经跳出来充当拦路虎。可想而知老王在中央的日子一点儿也不好过。好在王安石文风犀利，看事一针见血，好几次驳得唐介接不上来，气得唐介背疽发作，大病一场，没过多久一命呜呼，享年六十岁。
另一位老宰相富弼见状，觉得中央混不下去了，很明显日后是后生晚辈王安石的天下，遂以老眼昏花为由，主动提出辞职。去意十分坚决，前前后后上了数十章奏疏。
宋神宗只好同意，富弼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头衔判亳州。
宋神宗问道：“卿既去，谁能够接你这个班？”
富弼答道：“文彦博。”
文彦博的确有资格，在仁宗朝人家就当过宰相，干得不错，很有政声。问题是文彦博六十多岁了，年纪略大。执政阶层掌握在一群老人手里，帝国的发展将会出现保守倾向，锐意改革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显然文彦博不是宋神宗心目中的宰相人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说得到位。宰相必须要经过基层的历练，猛将必须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宋神宗沉默良久，又问道：“王安石怎么样？”
这回轮到富弼沉默了，沉默是他的回答。
很快，宋神宗想明白了，所以富弼出判亳州不久又调回中央工作，因为富弼不能离开中书省。
经过多次人员轮换，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
王安石上了一篇《辞免参知政事表》，象征性地谦让一下，说自己才能不济，对组织没啥贡献，应该择伟才为宰相。参知政事是副宰相，这个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不直接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一来老王入京不久，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直接扶正对混迹中央的官员无法交代。再者，古代中国的政治经验告诉我们，副不副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权掌握在谁手里。
至此，帝国中书为富弼、曾公亮、赵抃、王安石，时有“生、老、病、死、苦”的坊间传说。
“生”指的是王安石；曾公亮年岁大了，屡请退休，故称“老”；富弼以“病”推辞不干活；唐介与王安石争论背疽发作去世，他是“死”；赵抃不及王安石强势，遇到什么事儿争不过老王，无论学问还是执政能力都逊色一筹，所以他命“苦”。
如此安排，宋神宗有他的小九九。
宋神宗虽然只有二十出头，似乎政治手腕还不算太成熟，但是他的反应速度非常迅速，富弼被重新调回中央即可证明。
前面说过，宋神宗最喜欢读的书是《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著作。当年秦始皇读到韩非的文章大为赞叹，引兵攻打韩国，一座城不要，只要韩非。韩非的文章文笔犀利，推证事理，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引人深思。韩非十分强调君主专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天下大权要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决不能大权旁落。韩非曾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这句话告诉君主应学会驾驭群臣，保持自己的权势。
《韩非子》这本书，宋神宗不知读了多少遍，不知还要读多少遍，他一定悟出了很多道理。他只是利用老王的才能去完成重振大宋之雄风的终极政治目标。所以在他眼里，王安石只是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
宋神宗虽然支持改革，但并非一条道走到黑，他并不希望在改革的过程中“王安石新党”发展壮大。万一王安石以改革为借口拉帮结派，变成本朝王莽，那就坏了。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作为一名领导人，他必须考虑这个现实问题。所以，需要第三方力量来制衡王安石。
韩琦、欧阳修、吴奎等等，他们都可以走。韩琦独大，三朝元老，根基非常深，他留在中央将会是改革初期的最大障碍。欧阳修等人谏官出身，一介文人，留不留的无足轻重，属于有你没你明天太阳照常升起那种人。至于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则不能动，他们是能够制衡“王安石新党”的主力。
富弼对外交战略、处理突发事件等在行，万一变法过程中引发社会动荡，得有个人能出来顶住。文彦博对大局布控拿手，对时局的发展能给宋神宗把把关。司马光学识深湛，是唯一能与王安石在学术思想方面棋逢对手的人。
·先统一思想，而后方有鼎新革故·
王安石上呈《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对他的政治抱负大为赞叹，被他的文章深深折服。
宋神宗说：“卿学问如此深厚，以后我还有很多事要麻烦你。”
王安石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而天下风俗一度颓坏，中央君子少，小人多，贤者寡，庸人众。若陛下诚心用我，窃以为不必急于一时，需先讲学。讲学既明，则施政方法不言自明。”
“我听说你的大名不是一天两天。人皆不知卿，以为你知经术，不知经世。”
王安石对曰：“经术的作用就是用来经世，如果不能够致用，我们学习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宋神宗深以为然。
为什么要给皇帝讲学呢？
老王有两方面考量。
首先，这次改革的动作与以往大相径庭，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小动作，它将是一次彻底的、全面的、涵盖各个方面的改革。诸如调查、取证、实施、检验、统计等等，所涉及方面十分广。再如出台一项新政策，需要政策利害分析、具体实施方法、行政人员配置、实施情况跟踪、社会效果评估、突发状况处理预案等等，皆有相关的考虑与准备，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这就需要进行讲学，把改革的计划性、目的性、阶段性等向最高领导逐条汇报，一天讲不完讲两天，两天讲不完讲三天。改革绝非单一动作，而是一套组合拳，至于能否有杀伤力，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
其次，是为了统一思想。
不知第几次提及“思想”一词，因为思想对政治走向影响巨大。就好比一个发展多年的公司，在转型过程中淘汰一批人，招募一批人，作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必然要经常给下面的职业经理人宣讲他的经营管理方式。以期统一内部思想，降低日后的工作中出现龃龉摩擦的几率。当然，前提是要先跟老板沟通好，如果上下相疑，那这个CEO没法干。
宋神宗问到关键处：“当今天下进行改革，何以为先？”
老王斩钉截铁地说：“变风俗，立法度，此为第一。”
王安石极为重视法制，他本人研究儒家思想创立了新学一脉。因为研究所以深入，因为深入所以看得清楚。儒家思想的道德管制终究没有法律有效，为今迫在眉睫的是要改变士大夫陈陈相因的风气，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
熙宁元年（1068年）时，王安石与司马光因为阿云案，曾有一次碰撞。他们两人代表了两种法律思维。
阿云案简言之：登州妇女阿云母亲去世，守丧期间春心萌动嫁给了当地农民韦阿大。宋代结婚前通常看不到对方长什么模样，入洞房时才能看到对方。嫁过去后，阿云傻眼了，丈夫韦阿大生得三寸丁谷树皮，现实版武大郎。阿云于是动了杀机，趁着丈夫熟睡之际持刀行凶。韦阿大命大，挨了十余刀，一截手指被切断，没死。最后，阿云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这桩刑事案件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审刑院根据敕令，守丧期间结婚属于非法婚姻，免除阿云死刑。登州知州许遵则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应按照行凶法律条文处理，不应该按照皇帝敕令处理。
宋神宗也感到了问题棘手，下令由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和任知制诰的司马光对案情进行分析，拿出个处理意见。
老王支持许遵，法律就是法律，具有普遍法律效力，与临时敕令当有区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天经地义。既有杀人动机，并对受害者造成了人身伤害，属于杀人未遂，理当重刑，保持法律的威严。
司马光支持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的判决，敕令是皇帝发布的，那就是圣旨，人人必须遵守，比法律还法律。非法婚姻在前，得先考虑非法婚姻的问题，应遵从大理寺判决，免除阿云死刑，以彰我大宋仁德之治。
宋神宗听取两人意见后，同意了王安石的看法。
法律，就是法律！
变风俗，立法度，迫在眉睫！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世人展现了一种态度。
·新旧两派的激烈碰撞·
神宗即将实行改革的消息一出，朝野上下顿时开了锅。各种头衔的御史纷纷上疏表示此事该从长计议，反对最为激烈的人是江湖人称“铁御史”的唐介。这位老同志的名声在当时来说远远超过了包拯。之前提到过，当年宰相文彦博就是被他的一纸奏章弹劾下野的。到了神宗朝他已然垂垂老矣，竟然在生病的情况下叫家人抬着到办公大厅向皇帝进言，最后一命呜呼！
就在朝廷里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有一位狠人上了《平戎三策》，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目的不谋而合，他就是王韶。
君、相、将一拍即合，改革开始。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正式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大胆起用新人吕惠卿、曾布等组建改革领导班子。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下地方各路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消息汇总之后，改革方案出台。
这是一次深彻的改革，涵盖帝国的各个方面。
商业方面，设置“市易务”（市易司），颁布市易法。由朝廷出资一百万贯，在平价的时候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了市场缺货的时候再放出去，达到平衡物价的作用。
农业方面，推出青苗法，即农业信贷。农民以自愿的方式向朝廷申请贷款，用于耕种，到了秋收的时候缴纳部分利息。兴修水利，由地方政府负责，如不能靠民力兴修的或者资金不足的可向朝廷申请贷款。
军事方面，推出裁兵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旨在整顿中央禁军，确立退役年龄，淘汰那些在军队混饭吃的兵油子，建立一支强悍的武装部队。
赋税方面，实行方田均税、均输法、免役法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旨在减轻人民负担，减轻徭役对人民的压力。
教育方面，实行三舍法、贡举法，旨在培养帝国未来储备干部梯队，太学按照学习成绩划分为三等，统一由国家出资培养。
熙宁变法是一次非常全面的改革，它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剪除西夏，灭掉契丹，恢复汉唐旧境。
然而，这场针对帝国沉疴的改革良方，却在政客的眼里渐渐变成了一场利益集团的角逐。更多的下级官员看到了这是一次加官晋爵的机会，纷纷拥护新法，投奔相公。
老王走马换将，把反对的官员一贬再贬，典型代表是苏轼。
老王求胜心切，没怎么考察人品，不论什么德行的人都照收不误。
于是，新旧两党的斗争爆发了。
双方阵容如下：
改革变法派主要有宋神宗、王安石、曾布、吕惠卿、李定、邓绍、舒曼、王雱（王安石之子）、谢景温、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之弟）、章惇、吕嘉问等。
反对保守派主要有韩琦、富弼、司马光、吕诲、张方平、范镇、欧阳修、苏轼、苏辙、孙觉、李察、刘恕、吕公著、王安礼（王安石弟）、刘挚、郑侠等。
那些曾经的同事、好友、亲人，在政治形态面前变得苍白。率先发起进攻的是吕诲，他给老王定了“十宗罪”。
吕诲，就是英宗朝濮议之争中大肆攻击欧阳修、韩琦的那位。在他之后，反对派的老大司马光出场了。
这两位多年的好友开始了真正的交锋。
在群牧司的时候他们两人是同事，关系一直非常好，就连租房子都做邻居，对彼此才学相当敬佩。然而因为政见上起了冲突，多年的交情飞灰烟灭。
改革伊始，司马光曾写书信劝老王别整了，老王非常冷静地回复了他，即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那时开始两人感情破裂了，最后终于从私下里的较劲到了在宋神宗面前对着干的程度。
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是帝国没有善于理财之人，所以必须改变理财思路。
司马光说：“你所谓善理财者，不过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而已，实乃与民争利。”
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胜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只要善于理财国库必能充盈。”
司马光再次反驳道：“天地所生钱财是有限的，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岂非比增加捐税还要坏？你此举，于当年桑弘羊之流欺骗汉武帝有什么区别？”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任务是给皇帝挣钱，供皇帝与匈奴开战之费用，做好“扬我汉威虽远必诛”的后勤保障。
王安石掷地有声地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争论不过，一气之下去了洛阳专心修史。留下那一干人等，让他们去折腾。
·神宗的独角戏·
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是“另类皇帝”。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挑战狂风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来说，王安石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的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去承担。
仔细分析起来，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与他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
从资料中可见，神宗赵顼应是一个老实人。
关键时刻，意志动摇，相互掣肘，总之是放不开。
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进行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欠点儿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虽胸有大志的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熙宁变法”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即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吵声中拉开序幕的。
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两位学识渊博的少壮派大臣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想当年，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二十三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