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是由历史大环境造就而成，社会危机的产物，即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轨，失去平衡，滑向崩溃的边缘，通常此际，总会有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跳出来，试图以改革之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引向统治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之路。诸如春秋管仲、秦之商鞅、楚国吴起、宋代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清末戊戌变法等，折射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政治核心，无外乎“平衡”二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王朝崩溃前夕，通常是他们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士大夫阶层拯救失败后，才会有其他阶层或武装夺权、或起义反抗，继而改朝换代。
社会改革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关乎国本的大事，但凡改革伊始，必要先有思想产生，形成哲学体系，继而实施于政。庆历新政的发起先要从一个私立辅导班说起，即后来学术上的高平学派，是为宋代哲学新曙光。
高平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后晋的杨悫，他的贡献是给这学派提供了讲课的场所，以及找到了一位能将书院发扬光大的接班人。杨悫是位儒生，时逢天下大乱，他也没心思出仕做官。在归德将军赵直的资助下，于宋州创建南都学舍。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宋州升为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为北宋的“南京”。
北宋有四个首都，其他三个分别是东京汴梁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一个帝国有四个首都，一点儿都不新鲜，一个是首都，其他是陪都。当时北方的辽国有五个首都，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境）；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明城）。
北宋四京在地缘上有个共同点——都在长江以北，皆为北方，这就形成了地域性的政治分野，为后来的新旧党争埋下了伏笔。
南都学舍位于今商丘市睢阳区，所以又叫睢阳学舍。且说杨老师开始收徒讲学，规模不大，但历史注定会让它发展壮大，从这走出去的学生最后成为帝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忽然有一天，有位叫戚同文的孝子路过杨老师的辅导班，宋代儒家思想从这里开始放光发亮。
戚同文，宋州楚丘人（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家境清贫，从小命苦。小时候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不容易，待到他长到成人刚要干一番事业，母亲大人去世了。戚同文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昼夜哀号，好几天不吃不喝，老少爷们儿为之感动，成就了他孝子之名。那天，他路过杨老师的学校，驻足不前。杨老师对这位孝子很佩服，当即授《礼记》。戚同文随即背诵如流，惊得杨老师目瞪口呆，遂把他留下来，免费教学。戚同文记忆力超强，很快把所教之学参透，并在思想上与杨老师保持高度一致。从此勤励读书好几年，据说都不脱衣服，就这么狠。后晋末年，创始人杨老师病逝。临终前，他把辅导班交给了戚同文。
戚同文不辱师命，杨老师是他的榜样，老师不仕，他亦不仕，一心一意收徒教学。随着宋王朝建立，朝廷急缺人才之际，戚同文的辅导班在原有基础上迅速扩大，教学深度和强度有所增加。睢阳学舍出去的学生，考中进士者多达五六十人，诸如兵部侍郎许骧、光禄大夫陈象舆、河北转运使滕涉，皆登台阁，名噪一时。于是睢阳学舍成了学子心中的圣地，升学率非常高，一时间不远千里赶来求学的趋之若鹜，当地学风大盛。
昔日杨老师的小辅导班在戚同文手里骤然一变成为睢阳书院。戚校长教学有特点，不让学生们死读书本，令他们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力争每位从睢阳书院出去的学生都能成为有思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学校规模壮大了，有了经济实力，戚校长道德崇高，他把钱都用在接济宗族闾里贫者身上。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的，免费上学，并给予补贴。街坊邻居有生活困难的，衣裘周济。戚校长不是守财奴，他对钱看得非常淡，也不购置房子，他曾说：“人生以有义为贵，钱有那么重要吗？”高风亮节的一位老校长，当地人被他深深折服。
戚校长除了搞慈善外，还注重弘扬当地道德教育。哪家媳妇胡闹，儿子不孝，他总要亲自去教育。忠厚长者，说句话非常好使，致使当地民风为之一振。最后，戚老校长病逝，享年七十三，当时来看那就是老寿星。睢阳书院的接力棒传到了长子戚维等一辈人手里。
戚校长的去世对睢阳书院来说是个沉重的损失，民间公务员导师，学校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对学校、对学子、对接班人来说都是打击。因此，睢阳书院曾一度关闭，因为著名导师不在了，招生率江河日下。书院又青黄不接，无人可堪重任，晚辈的水平与戚校长相比有很大差距。睢阳书院经过两代人的薪火相传，从小辅导班变成有规模的书院，杨老师、戚校长的心血不能付之东流。危急时刻，当地人曹诚慷慨解囊，向学校投资三百万贯，扩建校舍150间，藏书1500卷，以戚校长孙戚舜宾为校领导，戚维、曹诚为讲师，广招学生。曹诚并将此事上报州府，由州府上报中央，争取官方承认，从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朝廷对曹诚兴办学校的壮举高度赞扬，由晏殊代表朝廷前来颁发奖状（赐额），升为府学，更名为应天府书院，是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其他三大书院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宋帝国主要政治人才的来源。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来了一位学生，应天府书院在他手中达于鼎盛。
他叫朱希文。
·触目惊心的苦学精神·
朱希文，苏州吴县人（今江苏省苏州市），两岁没爹，身世孤苦，长大之后母亲告诉了他的家世。他泣别母亲，男儿立志出乡关，他要以刻苦学习精神恢复先祖的荣誉。像朱同学这种家境贫寒子弟，通常学习非常刻苦，毅力超强，当世少有人能与其相比。
宋真宗赵恒有诗云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赵官家告诉天下学子，读书考取功名乃人生最佳出路。朱希文秉承历史使命，去了醴泉寺（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青阳镇南陈村）读书。当时的学子喜欢去寺庙、道院读书，因为文化复兴要有时间过程，宋初尚没有官方教育机构。像戚校长这种个人从事讲学的比较稀少，知识分子更多的如陈抟、种放、林逋、魏野等人，喜欢往山里钻，以隐求名，他们虽有学问却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最后竟然都当了官。“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红尘之外，禅林之间，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所以读书人都往那儿跑。
朱希文跑到寺院里学了两年，二十三岁时听说睢阳书院升为应天府学正在面向社会招生。朱希文欣然往之，随戚维学习文化知识。在校期间，朱同学非常刻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一天很少从事体育活动，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冬季尤甚。感觉自己困倦了，拿冷水洗脸顿时精神，继续在知识的海洋里潜水。朱同学经济拮据，衣服能御寒遮体即可，没什么更高要求。解决饮食他有高招，煮一锅粥拿外面冻上，切成四块，晚上读书饿了，拿出一块捣碎蘸点盐就那么吃，咸菜对他来说都是奢侈品，正所谓“断虀画粥”是也。同学们看不下去了，纷纷给他带吃的，在大家接济下，朱同学艰苦地完成学业。
朱希文学业大进，越来越强，戚维老师更多时候扮演一位传道者，至于解惑，他的学问有可能不如眼前的学生，只好把戚同文校长教授他的思想的东西转授给朱同学。朱同学聪慧过人，渐渐领会戚校长当年的思想光芒，两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朱同学后来发迹任参知政事时，对几个儿子说：“咱家穷困那时，我与你们母亲大人周济亲戚，她烧火做饭，毫无怨言。只可惜那时也帮不上亲戚们多大的忙。现在发迹了，可直系亲属已经不在了。我生平最恨的是骄奢淫逸贪享富贵。我在苏州老家还有宗族，虽然有亲疏远近，但都是一个家族，都是祖宗的子孙，所以没有远近亲疏之分。我能发迹实乃祖上积德，如果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他日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是朱同学拿出工资，广置田宅，称之为义田，分给宗族耕种。时宗族内尚有九十口人。不仅分地，嫁娶婚葬大事小情都给发钱。如嫁女给钱五十贯，娶妻给三十贯等等。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乙卯科，二十七岁的朱同学代表应天府书院进京赶考，高中进士，成为全校“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无论家世如何，只要肯学一定有出头之日。朱同学的苦学精神，亦被世人称赞。无疑，他成了那一届关注度最高的举子，人们对他产生的浓厚兴趣甚至超出了新科状元，纷纷人肉他的资料。
朱同学出去读书时，母亲告诉他，他本是唐宰相（武则天统治时期）范履冰之后，因为家道中落，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朱家。中进士之后，朱同学的故事不胫而走，恢复本姓，遂名声大盛。
朱希文，也就是范仲淹。
·北宋儒学复兴的先导·
晏殊知应天府时，恰好赶上范仲淹母丧守孝不在朝廷任职，于是聘请他为应天府书院校长。范仲淹回到母校感慨万千，杨悫、戚同文、戚维、戚舜宾、曹诚，应天府书院经过四代人的努力，方有今日之规模，到他手里，将会继续发扬光大。
范仲淹在这里开始传道授业解惑，儒学复兴也从他这里开始。
虽然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走向政治舞台，可历史在发展，什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两汉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执政。在这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又与外来的佛家理论结合，形成玄学，统治阶级用这套思想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进行辩护。可未能救世，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所以隋唐时期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的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最后结果儒家衰微，道家被尊崇，佛家被扶植。
自唐玄宗安史之乱（755年）至北宋建立（960年），军阀割据，五代藩镇，两百余年间打来打去，什么东西都打光了，包括儒家道德。道德一旦崩溃，对于社会而言直如人间地狱，大街上人人冷冰冰的，与行尸走肉毫无区别。北宋初年，优待文人士大夫，国内较为安定，国际上一直在打仗。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才算消停了。文人士大夫在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不自觉地产生了思想变化。但，他们引以为尊的儒家思想，却仍被排在社会主流之外，盖因思想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范仲淹作《四民诗》，写出了北宋社会上士、农、工、商的现状。
《四民诗其一·士》写道：“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说君主要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当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禆灶”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是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
后来的王安石与张方平一次对话，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王安石曾问张方平：“孔圣人去世百年方有孟子，他们之后再无圣人，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