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的一面，但是没有那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矛盾。他们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又彬彬有礼；既十分顽固，又能善于变通；既十分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十分忠贞，又骨子里叛逆；既行为勇敢，又内心怯懦；既心态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菊和刀就是日本这个民族矛盾性的象征。
曾经与美国对抗的所有对手中，最让美国头疼的就是日本。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岛屿海滩的登陆行动和后勤供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日本人的行动意图。这和两国文化的差异有关。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打仗时，美国根本不需要花过多的精力去考虑两个民族在思维和习惯上的差异。举例来说，1905年的美俄战争中，美国的对手虽然是与其他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沙俄，但他们仍然遵循西方人的做法。那就是，即便在战时，也会遵循一些符合人性的战争惯例，而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日本人。
日本打开紧闭的国门已有七十五年了，但在外人眼里，他们的一些说法仍然让人费解。比如，“但是，又……”等词句是他们使用频率极高的。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非日籍的人文社会学家，在谈及其他民族时，通常不会说这个民族既彬彬有礼，又蛮横、傲慢；他也不会说这个民族既顽固不化，又适应激烈变革。同理，在他们的论述中，是不会出现某个民族既性格温顺，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命令；该民族既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等论调。他不会说某个民族既勇敢无惧，又怯懦；不会说他们更在乎自己的主观感受，又非常照顾别人的感受；不会说他们遵守规则，又不服管制，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说该民族故步自封，又崇拜西方文化。任何一个严谨的非日籍观察家，通常都不会在自己的著作里说某个民族崇尚美好的事物，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醉心于菊花栽培，同时又强调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上述这些矛盾论调在有关日本的论著中却经常出现。而且，这些矛盾不仅仅出现在著作里，更是日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菊与刀便是这样一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又彬彬有礼；既十分顽固，又能善于变通；既十分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十分忠贞，又内心叛逆；既行为勇敢，又内心懦怯；既心态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内心就会充满罪恶感。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了解日本人的矛盾个性对于研究日本人这个课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给我们出了很多所谓的“日本通”都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攻打日本本土，他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日本战俘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有用的信息？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舆论措施来说服日本士兵和日本平民，从而消除他们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如果战争结束，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以维持世界和平吗？我们的部队是否要在日本深山老林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日本本国会不会爆发一次类似于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最有可能领导这次革命呢？如果革命没有爆发，那是否意味着日本民族只有等待灭亡？
1944年夏初，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日反攻行动。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持续三年，或许十年，或许更长时间。而日本民众则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远。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媒体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
就在日本国民仍然坚信他们会是真正的胜利者时，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欧洲战场一直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放在军事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一年六月，盟军又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在太平洋地区，美军部队已在塞班岛登陆，这将是一场预告日军大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更是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一决胜负的时刻越来越近。依据以往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役，我们已清楚地知道，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在这时受命研究日本，任务是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仅要关心日本军事、外交方面的事情，还要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仔细观察，关心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后方普通老百姓生活产生的影响。日本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军事实力，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的期望值，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处世模式；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撇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尽量撇开美国人的思维模式，避免以自己的思维习惯去揣测日本人的想法。
显而易见，我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由于当时美日两国是敌对的双方，很容易对敌人充满憎恨，因而要真正了解敌人并不容易。我要做的，不是去想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而是要弄清楚日本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是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我认为应该把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件事本身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作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和他们在和平时期一样具有自身的特点。要了解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可以从了解日本的将领着手。他们不断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我认为这些战争中的细节，都透露了日本人在战争中把什么视为可以利用的长处，而收集和研究这些细节是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步骤。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给我的研究带来障碍，使得我无法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方法恰恰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也无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无法亲眼目睹他们做决定的复杂过程；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我拥有的只是一部由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所著的叫做《须惠村》的书，这是唯一有价值的一部参考书。然而，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未涉及。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自己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险的方法——直接接触被研究的民众以进行研究。因为我相信，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往往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从生活在那种文化的人开始研究，收获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与当时其他社会学家采用分析图书文献、历史事件、统计资料及日文报纸来研究日本的做法不同。最终，我选择了接触在日本长大后来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日本人，通过与他们交流，我了解了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他们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示。此外，我还查阅了许多资料，并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请教。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和倾听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初见成效。
不得不提的是，相比那些研究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们来说，我应该庆幸自己还是有些优势。他们所研究的民族基本上没有文字，不能用文字、笔墨来记录。而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风情的描述也很少或是有一点浮光掠影的描述。这些民族的历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未知的，实地调查的学者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层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文献可以参考。前辈学者们在文献中详尽描述了许多现实生活的细节。西方学者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不少自身不寻常的心路历程的书。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剖析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日常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宏伟的全球侵略计划，其露骨程度着实让人咋舌。当然，他们并不是无所不言，有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像阳光、空气一样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因而常常被忽略。但是，相比较而言，日本人更倾向于自我暴露。
我在阅读这些文献时特别注意分析那些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比如，日本人在议会演说中所罗列的一大堆概念；他们对无足轻重的事咆哮不止，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听之任之。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种状况的症结何在？”“要彻底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了解什么？”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影片资料，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我与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交流，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有些情节在我看来不可理解，在他们看来却很平常。而且，他们对剧情、动机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这一点也与我不同。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褒奖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益更多。但不论是褒奖，还是痛斥，他们所透露出来的日本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
如果一名人类学家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身上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那么他所做的工作也只不过是重复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任何一名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这种做法是不可能让他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的。如果这位人类学家在研究日本文化之前，已经对亚洲和大洋洲的其他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依据日本文化中的一些社会习俗、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传统的相似性来推测古代的移民和相互接触情况的话，则会更有意义。不过，我并不认为文化研究的真正意义是要了解这种文化间的历史关联。
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共性的民族间的差异，利用这类相似性和差异性来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才是更重要的。我对亚洲大陆的暹逻（泰国）、缅甸和中国文化多少有些了解，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亚洲博大精深的文化，因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常常把日本文化和这些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我更注重于研究它们的差异性，因为一个部落即便有百分之九十的习俗与邻近部落相同，也仍然可能有一小部分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这一小部分差异体现着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最终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遇到同一状况时，他们对这种情况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有深刻体会。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发现一些部落以血缘关系或金钱交换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这种状况连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也无法设想。作为人类学家，我必须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更要弄清这种习俗对于构建种族行为说的影响，以及这种习俗是如何世代相传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