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幼儿时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不会认为建立在羞耻感上的种种道德规范是对自由的剥夺，我们知道自我牺牲是基督教核心教义之一，但日本人却对此非常质疑，并批判这种观念，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情义”而死，并不是自我牺牲。日本人认为心甘情愿地选择死才是要达到的人生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毫无意义。这与英语中的“dog’sdeath”意思是不一样的，在英文中“dog’sdeath”指因贫困而死的人。“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在英文中指的是做事中规中矩的人，而在日文中则表示“自重”。“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做大事的人必须要冷静克制，日本人的价值观中“自重”与“克制”具有同等分量。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而日本人则认为光有自由不够，还必须学会克制，这样才能充分地实现自我价值。不然，人们怎么控制充满冲动危险的自我呢？生活中太多的激情会淹没人的正常生活，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那样：
日积月累，上漆时底打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值钱，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衣，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会说，“剥开日本人的外衣，除掉它的底漆，露出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器是珍宝，是杰出的工艺品。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丝毫杂质，坯胎也同样精美绝伦。
日本儿童教育中存在的断层使日本男人的性格中呈现出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日本，小孩从小就被大人宠坏了，那时，他们简直就是自己小小世界里的神，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他们的一切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后来，这种肆意虽渐渐退却，但潜意识里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双重性使日本男性在成人后既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心甘情愿顺从婚姻的安排；既沉浸于安逸享乐，也将责任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严谨的教育让他们行动畏首畏尾，而有时却勇敢得近乎莽撞；在等级制下他们表现得极为驯服，但有时又非常难以驾驭；他们殷勤有礼，但有时却桀骜不驯；在军队里，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训练，但在训练时又是难以驯服的；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同时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他们学习中国，也不排斥西方文化。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常让他们陷于矛盾之中，如何正确处理儿时纵情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与现实中处处受限、动辄关乎自身安危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大家关注的核心利益上作出选择，是非常难的事情，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虽然都会觉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力不从心。有些人过着道家的生活，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唯恐放纵会扰乱自己的生活。而人人实际上都会有放纵的念头，而且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才会对这种恐惧更加看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因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会更加压抑，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总有一天会爆发，于是用温顺的外表来掩饰，让自己沉溺于日常生活琐事，不让自己有认清自己真实感情的机会。他们每天都机械地重复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日常琐事。还有一些人，由于过分依赖儿时生活，长大后无法适应社会对成年人的一切要求，总想依赖别人，而实际的年龄已不允许他们再这么做，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动不动就会陷入紧张状态，不能以常规办法妥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会让他们恐惧。
日本人极度担心被人排斥或非难的时候会陷入上述的困境，在没有压力的时候，日本人既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又能谨慎地注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相当巨大的成功，儿时的经历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同时也没有罪恶感，虽然与伙伴协调一致必须受到束缚，但这种义务是相互的。尽管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个人的冲动仍可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众所周知，日本人喜欢亲近大自然，观樱、赏月、品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听虫鸣，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活动与一个主旋律是烦闷和侵略的民族是极不协调的。他们在追逐享乐时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没有发动战争之前的年代里，农村人们闲暇时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而当他们工作时，这种勤勉的态度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难以相比的。
但日本人要求得太多，为了避免疏远和诽谤的威胁，他们宁愿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幸福。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也必须压抑这些冲动，而极少数违背这些规矩的人也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重点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为了不让世人“失望”，他们会把个人的要求埋葬，只有这样，世人才会认为你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族、家乡和国家赢得荣耀。这种思想强加给日本人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一心想让日本成为东方的领导者和世界的一流强国。每个日本人都承担着巨大的心理负担，高度紧张，唯恐所有付出换来的只是藐视。有时积愤爆发，也会做出极端的攻击行为。与美国人觉得是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威胁不一样，日本人发动进攻是因为觉得受到了侮辱或诽谤，危险的自我被激怒了，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向诽谤者发泄；否则，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这种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放弃了在美国人看来如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自由。应该注意到自战败以来，日本人一直都在追求民主，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率直而没有顾虑地任意行动，他们将会多么欣喜！杉本夫人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的经历，在那儿，除了能学习英语之外，她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自己喜爱的花。老师给每个女学生分了一块苗圃并提供她们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自由种植的苗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样的幸福感，这件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难以想象，像我这种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名，从不惹父母、老师、领导生气，也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一些女学生打算种花，而她打算种马铃薯。
没有人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心灵上的冲击，如自由之神叩响我的心扉。“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家的花园中有一块土地是特意让它荒着以保持天然野趣，但也会有人修剪松枝，整饬桩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打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和刻意营造天然野趣一样，日本人长时间以来都被教育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然后用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也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交相辉映。菊花栽在盆里，时刻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菊展。每片花瓣都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肉眼不易察觉的金属线圈定型，保持其优美的形态。
杉本夫人摘掉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心情欢悦纯真，那些修剪过的菊花，花瓣一旦恢复到自然状态，似乎也显现出满心快活。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如果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并低估“羞耻”感在社会中的能量，那无疑会破坏生活中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人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提出新的观点、创建新的道德观并不是容易的事。西方人不指望日本人能立即吸收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他们悲观地认为日本永远不可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体系。其实，在美国生活了两代的日本人已经对本国道德的规则和实践非常模糊了，骨子里也没有必须遵守父辈们习惯的想法。同样，生活在日本，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也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自制和义务，菊花即使不被人工修剪依然秀丽多姿。
在这段崇尚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还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传统来保持生活的平衡。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日本人喜欢形象地把自己形容成一把刀，“自我负责”就是要擦干净“身上的锈”，持刀者有保持刀的光洁的责任和义务，人也应该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必须勇于承担并接受相关的一切后果，这可能因为他身上的缺点导致，也可能和他的立场不坚定以及做事的力度不够有关。在日本，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要求要远比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梦想和责任感的比拟。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品德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作用。日本的儿童教育和处世哲学已经把这种自我负责的品质融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在西方人看来，现代日本人已经“放下刀”了，投了降了，而在日本人心中，他们仍将继续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锈蚀的刀始终保持洁净的光芒。用日本人的道德观来衡量，即使在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和平的世界，刀作为日本国的一种象征是不可能被摒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