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罗斯福一再施加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从的意思。他在7月23日写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十分巧妙地精心设计了一个“以攻为守”的办法。
一方面他好像十分爽快地表示，原则上同意委以史迪威指挥全中国部队的指挥权，只是婉转地表示需要一个准备时期！
但另一方面，却要求对史迪威的指挥权加以如下限制：一共产党军队必须承认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后，方可由史迪威指挥：
二、史迪威必须在蒋介石的统辖之下指挥全中国的军队；
三、租借法案物资必须由国民政府掌管调拨。
这份备忘录准备由孔祥熙转交罗斯福时，罗斯福已到了檀香山，只得在中国大使馆的保密文件柜里被搁置半月之久。
罗斯福总统离开白宫去檀香山之前，对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作过指示。要求他考虑一位去中国代表他的特使人选。这位总统对华莱士归来向他提到的蒋介石要求派一位私人代表协调他与史迪威之间关系的请求一直挂在心上，没有忘记。
在罗斯福看来，派一位私人代表只不过是在蒋介石被迫答应授权史迪威指挥全国军队这包苦药外面加上一层糖了。的的指。
61岁的赫尔利将军，腰板硬朗挺直，身高六英尺二英寸，身材颀长，红色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嘴上长着风度十足的白色的小胡子，他的眼睛像年轻人一样碧蓝深情。他习惯于穿那些有高超技艺的裁缝们用料考究做工精细而缝制得合身漂亮的军服和礼服。他举止潇洒，能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待人礼貌，极有分寸，凭着卜交场合的握手、微笑相互打趣和其他形式的个人友谊的表示，能把政治上和感情距离上的坚冰融化，能把一些看来是不可逾越的重大障碍一扫。
赫尔利奋斗一生的经历，常常成了他炫耀自己，藐视一切的本钱，他自高自大，喜欢吹嘘，自认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尽管正规的军人们总觉得他有？！卩么点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的味道，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又十分浅薄，但马歇尔和史汀生还是决定让他到中国去，作为总统特使，协调史蒋之间化的关系。
准备他总统人代表的份到重去的意思向他透露出来的时候，这位吹胡子瞪眼的赫尔利竟然喋喋不休地、牛头不对马嘴地大发起议论来，尽管他讲得一点也不着边际，他仍然连气也不歇地一讲就是二十多分钟，谁也别想插上嘴。史汀生木然坐在那里，似乎被他的“赫尔利独白”催入了梦乡，要不是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到吃晚餐的时候。
马歇尔问他：“如果史迪威最终与蒋介石合不来，由谁来接替史迪威好呢？陈纳德行吗？”
“不行，不行，陈纳德完全成了蒋介石的雇佣军人了，我怀疑他会出卖我们美国人的利益的。”赫尔利抖动着嘴上的胡须，连连摇头。
马歇尔与史汀生不觉同时交换了一下眼色，在他们看来，合他们的。
赫尔利这时有些兴奋地提了提自己的衣领说：“我倒有个想法，我最好是能以驻中国大使的身份出现，那将会有利得多。”
当赫尔利提出这一要求时，甚至连最老练的马歇尔的表情都变得令人不愉快了。
史汀生说：“那用不着，你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出现更为有利，这样可以灵活得多，也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再则要任命你为中国大使的话，就不是我们两人能够确定的了，那样会把时间拖长的，现在中国的局势不容我们再拖延下了。
赫尔利对史汀生的里不，他如果僵持下去，甚至连这个身份都得不到了，不如及时缄默为好。不甘寂寞的赫尔利是最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变得销声匿迹的了。
人选问题基本上就这么确定了。
当马歇尔打电报征求远在北缅前线的史迪威将军的意见的时候，史迪威还没有忘记那位在他看来是顶呱呱的美国人的赫尔利。他对赫尔利暴躁的性格是早有所闻的，人们说这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荷马人能够空手打死一头骡子，这种个性与蒋介石斗是对史迪威十分有利的，史迪威对马歇尔的建议兴高采烈，他在拍给马歇尔的电报里说：“调好可口的法国作料，既要有醋，也要有油。”这“醋”是史迪威的尖酸刻薄，那“油”是赫尔利的暴烈急躁，这醋里加油是会让蒋介石吃不了的。
马歇尔和史汀生最担心的事情是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可能会挑选一个赞成在关键时刻牺牲史迪威的打手去中国。所以，一当罗斯福总统从檀香山回到白宫时，马歇尔和史汀生便一起向他积极推荐帕特里克·J·赫尔利去中国。
罗斯福打心眼里喜欢赫尔利，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大好老头子，应该给他一些事情去做，到中国去办理一下这种事对他正合适，他对马歇尔、史汀生为赫尔利准备的这份差使是感到相当满意的。
可罗斯福又告诉马歇尔“我决定让唐纳德·纳尔逊伴同赫尔利前往中国。”
马歇尔有些为难地道：“这位前联营百货商店总经理与挽救中国的战局究竟有什么关系”
罗斯福微笑着说：“关系嘛，当然是有的，他也曾担任过时生会的，他可以的身份出现嘛。”
“这下复杂了，总统的私人代表职责不光是政治方面的了，加上军事的，这下又多了一层经济的内容了。”马歇尔仍不。
“唉，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位纳尔逊正在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威尔逊公开吵架呢，我能看着他们整天吵吵嚷嚷没个完n马？我早就想把他派得远远的，最好是能派他到火星上去。”罗斯福显然有些厌烦。
马歇尔仍追根寻底地问道：“那他在这次行动里能起什么作用呢？”
“用不着一定要起什么作用。”罗斯福回答得十分干脆。
当蒋介石捧着罗斯福拍来通知他赫尔利为总统特使并于8月23日离美赴华的电报时，内心里就像重庆8月的气候一样灼热，他虽然穿着绸褂，坐在阴凉的官邸里，但也直往外冒汗。这下可好了，你要一位高级官员，他马上给你派来了，如果这个高大的赫尔利站到史迪威一边，那他的曰子会更加不好过的。在这种时候。不可能再退出盟国了，因为日本人垮台已是注定的了，依靠美国吧，条件又是那么苛刻，叫人无法接受。
这几天接连而来的坏消息也折磨得蒋介石够呛，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说美国陆军部准备在重庆设立一个什么中美委员会，具体审查和办理租借法案物资的申请使用手续，最后由华盛顿方面作出最后决定，再由美方把物资直接运送到前线，交到士兵手中后，才转移所有权。
他妈的，这明明是与自己难堪，这样一来，租借法案物资不是都交到地方部队的手里去了，因为像胡宗南那样的嫡系部队都没有摆在前线。
蒋介石又从戴笠那里得到报告，说“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频繁，与中共打得火热，以至重庆的八路军代表在与国民党代表接触时都表示出了更加桀骜不驯的态度，根本就没有把国民党看在眼里。
蒋介石了，再也不了，地叫人去将筒斯大使叫了来。
当高斯大使与蒋介石在黄山顶上阴凉的老草房会客厅里开始会见的时候，蒋介石十分抱怨地说：“自从你们的人到了延安以后，我们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更加难处了。国共两党的军队摩擦增多，延安的报纸和广播也比以前更激烈地批评政府，现在共产党已经拒绝和我们谈判，你看，这，这叫我们怎么办”
高斯大使冷冷地说：“委员长，你把局势的变化归咎于我们美国人，我是不能同意的。”
“我希望贵大使转告贵国在延安的使团，请他们在国共事务没有得到适当处理之前，应严守立场，只应承认一个政府，不得使叛乱分子合法化。如果贵国使团人员不顾劝告，执意与共产党发生关系，造成的一切后果是要承担责任的哟。”蒋介石说这些话的时候，眼光是闪向一边的，他不习惯目光的交锋，不愿意别人从他目光中窥见他的心灵。
高斯大使对蒋介石这些带有威胁性质的谈话腻透了，他不愿与他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他只是不作回答，装作认认真真的样子将蒋介石的话听进去。
赫尔利与纳尔逊以及赫尔利的副官马堪上校和秘书史密斯上士，经过一条极为曲折复杂的航线飞行之后，于8月31曰在莫斯科郊外的军用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下来。
在机场上迎候他的是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
在由机场到市区的途中，赫尔利一面浏览着莫斯科郊外初秋的景色，一面开门见山地对莫洛托夫说：“我这次代表总统出使中国。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想知道你们对中共所抱的态度。”
莫洛托夫微笑地抖动了一下嘴上的胡子，在此以前他一直在注意赫尔利那一嘴白色而漂亮的胡须，他目光坦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便冷漠地回答道：“中国共产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还不能叫作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农民的政党，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农村中的雇农称作半无产阶级，我们认为这是偷换无产阶级这一根的，为是大的，中的雇农这一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问题是中国社会还缺少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能跨越的。”
赫尔利虽然从根本上厌恶这一套社会主义理论，但此时他津津有味地听出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
莫洛托夫说：“我们对他们那一套是不感兴趣的，当然也谈不到什么支持，我们可以保证，克里姆林宫将既不支持延安也不反对国民党政府。我们对美国援华以增强其抗日能力这点是高兴的，我们也希望能与蒋委员长进一步缓和新疆事件以后的紧张关系。”
赫尔利听了莫洛托夫的这些话，高兴地用他那只据说可以空手打死一头骡子的大手拍着莫洛托夫的肩头说：“这就很好，我能够得到你这样的保证，我就完全放心了，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碰到麻烦了。”
到了使馆后，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一再提醒赫尔利，千万不要相信莫洛托夫在汽车里说的那些话，但赫尔利根本听不进去，他完全沉浸在俄国人为他举行的伏特加和鱼子酱的宴席上去了。俄国人和他一样对他友好地握手、轻松愉快地微笑，他感到自己在俄国是那么成功，莫斯科大剧院里柴可夫斯基动人的古典音乐、肖斯塔利维奇描写现代苏联生活的那些深远而辽阔的现代音乐都同样使他激动不已。虽然经过战争劫难的莫斯科街头上还遗留着希特勒德国侵略战争的痕迹，但胜利的喜悦每天都在鼓舞着这里的人们。赫尔利对哈里曼的劝告听不进，甚至怀疑哈里曼大使过分小心谨慎，像他这样做大使可能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现在这样的成就。
赫尔利雄心勃勃地在盘算着自己的计划，他是想着在中国突如其来地露一手，把在别人看来似乎那么难以解决的中国问题在他的手里得到解决。可是他自己的悲剧却恰恰在于他对中国的情况基本是不了解的。从这点来讲，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是满意的，因为这种不了解情况的美国人比起像史迪威那样的“中国通”来，就要容易对付得多了。
赫尔利由苏联到达新德里是9月2日，史迪威将军专程由密支那前线赶到这里来迎接他。
赫尔利去年给史迪威留下的顶呱呱的美国人的印象依然存在，当他风度翩翩走下飞机的一刹那，史迪威对自己在中国使命的信心更加增强了。史迪威就喜欢像他这样的痛快人，虽然这位总统特使常常喜欢发表长得有时叫人厌烦的独白，但史迪威将它看成是某些外交官的通病，这f中高谈阔论在外交上也许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史迪威把缅北战场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而赫尔利似乎不感兴趣，比起欧洲战场的进展，攻克一个小的密支那镇，在赫尔利看来是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的。
赫尔利对中国战场一败涂地的局势和蒋介石的态度十分生气，他拍着桌子对史迪威讲：“我这次来，就要教WI-下这位蒋委员长，不行，这样不行，我们得给他来硬的。”
他凭什么硬？没有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