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被推翻，十年之后，新一轮的东欧革命被冠以各种颜色，可是这些民主运动都离不开一个角色——美国。
美国对自己痛恨的对手和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原谅过，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眼里，只有敌人，没有朋友，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那就是他的敌人，有敌人要打，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打，这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这其实是美国执行半个世纪的战略的继续，和平演变战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终止过，而“颜色革命”，不过是“和平演变”的继续，是美国独霸世界阴谋的一部分。
东欧第二次革命
自从苏联倒台之后，美国对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影响和蚕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作为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一直是美国人的争取对象，建立一个亲美的乌克兰，实际上也就牵制了俄罗斯更多的精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是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所以让这两个国家交恶，就能够阻止地区的经济整合，从而让俄罗斯无法实现经济崛起。
美国人在中东欧使用了“民主武器”，他们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和政府进行对抗。这造成了地区环境的动荡不安，而一旦政府动用强力部门维持秩序，美国人就在不同场合给予谴责，认为对于反对派的管制是专制主义的反扑。
美国人为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们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精神弹药，使得他们感觉到美国人就站在他们的身后。这些反对派于是就通过大量的街头运动来和政府对抗。有些国家，亲美的政权则在大选中获胜，而这正是美国人期望的结果。
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在一篇《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吉恩·夏普。”
吉恩·夏普是谁？我们恐怕也和很多美国人民一样，都没怎么听过。于是文章马上抛出一个名词——“颜色革命”！哪里发生了“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他就是“颜色革命”的倡导者！这就是一个不知名的重要人物，或许我们还真的要了解一下。
已八十多岁的吉恩·夏普，如今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他的生活还真是充满了神奇色彩——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你能想象，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吗？“颜色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其实这就是一种新的“和平演变”的战略，也可以说是“和平演变”的升级版，他们奉信“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核心，通过制造一个个国家的内部动荡，从而实现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目的，而颠覆的过程必须是亲美的。不亲美的国内动荡会受到美国人的谴责，而且美国人会支持政府对反对派的管制。
吉恩·夏普的理论实际上对苏联的倒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画面中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正在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但是人们开始信奉他的理论，认为这是世界新一波民主化潮流的指导理论。
“事实上，在20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作为全世界推翻现任政府的专家，吉恩·夏普成为美国主要国家的座上宾，他对于苏联极端仇视，认为绝不让俄罗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2002年，七十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原来这里聚集了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夏普对于中国也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让中国失去盟友支持是他战略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夏普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舆论战争要一直坚持下去，这样就能够在中国的内部产生更多的不同的声音，以促进中国的变革。美国人需要支持这样的反对派的声音，让这些反对者在国际上能够获得盟友的支持。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三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三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三千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事实上夏普在全球很多地方导演的“颜色革命”都获得了不少的成果，美国人发现他的战略比美国的军事机器更有效的时候，也就加强了对夏普和“颜色革命”的支持。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20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一百九十八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于是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人对于夏普的理论非常重视，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援助，研究所在获得了金钱资助，成了美国人在全世界进行“非暴力战争”的指挥部，在协助美国人完成称霸全球的战略上也就更加卖力了。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五千二百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在“精神教父”吉恩·夏普的背后，出现了一批“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是“金融大鳄”……在他们的操纵下，发动“颜色革命”已然变成了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在颠覆了东欧、中东一些政权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并一直暗中寻找时机……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改变一贯策略，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就是在这时，赫尔维被任命为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他与夏普相识了。“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赫尔维回忆当年，至今仍忘不掉那一刻的激动。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
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赫尔维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并于2004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他很“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他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这些国家分别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十二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六年；曾担任四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器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颜色革命”提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在中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职。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美国资本看到了推翻中欧政府以后他们能够把握住的金融机会，因为政治动荡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可以大展身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