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
——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新的地区增长点不断形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具有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
——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这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重要保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所有制结构在逐步优化，经济内在活力在不断增强，市场作用日益显著，资源的流动更加快捷，体制创新将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
——中国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是确保中国经济航船持续稳健快速前进的重要指导思想。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将以年均7%—8%的增速发展。”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2010年5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领袖的力量”高峰论坛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海闻表示，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三大化”趋势，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他坚信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国将比日本、亚洲“四小龙”经历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海闻认为，支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口多，同时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远未完成，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将延续至少20年。
——13亿人口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规模，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
——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不可估量。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要完成体制转型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评价和预测，有几份独特的研究报告进入我们的视野：
1.英国《独立报》在“中国经济增长还能走多远”的文章评论说，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背景材料是高盛公司有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研究报告，答案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比高盛公司估计的还要快。事实证明，那种认为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取得像“亚洲虎”（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等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快速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高盛公司进一步指出，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增长速度会逐渐减慢。目前，中国仍处于人口统计学上的“黄金时期”，其劳动力人口仍在不断增长。由于中国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出生率低了，但还没有影响到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在大约1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人口才开始收缩。于是，中国是否能在老年化真正到来之前就进入富裕社会的问题随之而起。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回答是，中国社会肯定将变得更加富裕，但这种富裕程度仍然达不到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到下一代人，劳动人口缩小和最终的人口减少将影响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2.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为什么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一文中认为，东亚经济赶超最发达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几乎是，这些赶超型经济在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长的。如果这个经验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意味着，中国经济至少还应该再高速增长35年，因为实现中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
3.在2012年9月中国企业高峰会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杰德·戴维斯发布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三个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假设情况：
第一种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坚持改革，开拓亚洲市场，从而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报告假定，2009年至2010年间，随着欧洲和北美国家面临自身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进而导致中国出口放缓，政府开始集中发展内部市场，改善和亚洲邻国的关系。这些地区关系的日益密切将导致亚洲经济区域的形成，区域内开始允许货物、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第二种情形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终衰退，没有大的起色。虽然中国经济朝向市场经济继续深化转变，但政府由于担心社会不稳定，转变缓慢。随着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执行的不到位和创新能力的有限，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上慢慢下降，外商投资下滑，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慢慢下降。
第三种是预测中国经济繁荣情况。今后10年，中国经济焦点还是在扩大就业和消费、促进经济转型、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上，到2020年，中国达到均衡发展，保持可持续的高增长。
戴维斯发布的报告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从现在看是最有预见力的，至少它正确预见了2008年后世界和经济的发展形势，2008年后中国经济几乎就是戴维斯报告中的一种坚挺走势。2010年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十二五”规划，而规划的未来方向正是戴维斯在第三种预测中提出的方向。而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中国建成小康社会，则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整理了上述种种观点，本书作者认为：
1.从经济周期的正常循环来讲，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犹如自然界的冬季，有助于促进微观商业实体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修正宏观经济政策，因此不应该不计代价地加以回避，否则会把风险累积到未来某一时间集中爆发，使得若干年后的某个经济寒冬可能冷得令人难以忍受。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开放以及配套性的社会改革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对于经济转型，中国既要借鉴日本经验又要吸取其教训。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成为增长迅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由于时间拖延太久，日本在高速增长后的转型做得并不成功。因此，中国需要尽早行动，推动消费增长和面向国内的投资，实现经济转型。
2.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依靠公共投资建设来拉动，中国需要再平衡需求。今后5—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解决好国内的问题，如何主动调整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资本市场如何确立转型和跨越路径。
3.李克强总理最近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他关于“红利”的提法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政府战略和政策意图。那么，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来自何方？中国未来发展有很多挑战，更有机遇和条件，其中，已经和正在形成的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红利将有力支撑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甚至更长时间内持续发展。
最好的红利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日益增长的规模巨大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使中国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飞跃，一旦得到有效利用，将产生巨大收益。
最大的红利是改革红利。合理的制度不仅使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而且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和创新热情，提高效率与实现公平。中国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改革开放，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目前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改革都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一些制度的模糊、扭曲或者缺失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固化了利益格局，也抑制了创新和创业动力。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必须加快改革。
最红的红利是城镇化红利。城镇化通过非农产业与人口向城市聚集和转移，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实现企业报酬递增的内部规模经济，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偏好，促进企业和居民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从整体上创造报酬递增的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产生远高于分散定居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按照75%的城镇化率目标，未来将有3.5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转入城市，1.5亿左右的半城镇化人口继续城镇化。
三大红利汇聚，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一，潜力巨大的人才红利不仅接续人口红利，而且通过主体要素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可以显著而持久地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第二，城镇化作为最现实的红利，包含也支撑着“人才红利”的释放。城镇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普惠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造就大规模人才创造条件；城镇化促进居民相互间便捷和频繁的交流，有助于居民知识的增长、技能的改善和素质的提升；城镇化所引起的人口的聚集和流动，提高了劳动力尤其是人才的配置和合理效率。第三，作为最基础的红利，改革红利包含也决定着城镇化和人才红利的释放。改革决定着城镇化的模式、进程和效果；改革不仅可以使人力资源能够自由流动、最优配置和合理使用，而且能够激发劳动力和人才等市场主体的就业、创业和创新热情。通过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通过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让人民提升并自由绽放其才；通过改革、城镇化和人才发展的相互交融，使三大红利尽情涌流与充分汇聚，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