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的“中国奇迹”，可以说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的国际性课题，不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做研究，而且全球的经济学家做这个研究的也很多。当然，笔者身处其间，又是伴随着中国发展和演变的经济学人，就更有动力、更有优势去探索这一有幸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重大的国际性课题。
“中国奇迹”最值得我们探讨的是，在改革成风的当代世界经济中，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如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失败了，而中国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过往30多年里，引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投资人，甚至政治家，都在思考这一带着世界意义的问题。然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讨论至今却没有人有过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有的只是随意性很大的零敲碎打的经验性总结。笔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结构剧烈变动的新时期，转变过程中资源配置等一系列过渡性因素成为超常增长的主要成分，形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契机。
思想的解放
历史的伟大进步总是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进步观念、思想为先导的。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发展时期。经历了10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表现出了对历史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反省，对现代化主题和文化意义持续不断地响应、理解、接受，对现代化价值目标的广泛心理认同，焕发出高度的参与热情和创新精神，从而也持续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重塑着自己的文化，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的当代气派、当代面貌、当代风格，由此出发，逐渐构筑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效益观念。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巨大变化，就是当代中国经济驶入快速轨道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继续。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史的风雨历程告诉我们这些国人：一部衰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受辱的惨痛史。回顾历史就是要总结过去，着眼未来。回首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就是要得到借鉴和教训。暴露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无须为过去的悲惨历史过于悲哀，我们要的是激励人民去努力奋争，并且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中国近代史的风风雨雨历程；越是落后，越是挨打；为了摆脱被动挨打，中国必须自强自立，中国必须走富国强民的道路。
当中华巨人毛泽东以他扭转乾坤之手用力挥向天空，凌空而起的一个代表中华、震惊世界的声音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这页弱肉强食不堪回首的历史，中国从此以独立自主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之前，中国这个巨人仍在贫血，处在贫困积弱之中！而庞大人口的迅猛增长，更加速了这个国家的贫困进程。中国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社会也蕴涵着巨大的变革因子。
大家知道，就在中国关起门来长达30多年的时日里，就在中国经济进一退二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繁荣景象。历史赐予了那些和中国同处一个起跑线的亚洲贫穷国家和地区崛起的良机，却从中国人身边擦肩而过：日本从二战后的废墟上巨人般地站立起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从贫困中脱颖而出，令世界刮目相看；就连中国当年不屑一顾的东南亚国家，也都在快马加鞭创造经济奇迹。当中国这个“巨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雷中幡然醒悟时，它已与世界时钟相差了整整20年。
知耻而后勇，噩梦醒来是清晨。1978年，这个刻骨铭心的年代终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中国又一次叩响自身命运之门的机遇。当中国人开始习惯用长在自己肩上的脑袋去打量和思考周围的一切时，他们如梦初醒地发现：
政治斗争代替不了经济规律；
振兴中华的唯一出路：经济兴邦，富国强民；
落后就要挨打，挨打的滋味，中国人民已经尝够！
贫穷就要受辱，受辱的历史，中国人该改写了！
1978年，历史将这个标志中国命运走向的年头永远彪炳显赫地刻在了中华民族史册上。中国要走向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之路，当务之急就是要冲破计划体制的狭窄的生存模式，走向市场经济这个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背水一战的社会主义中国，出路唯有一条，那就是走向市场经济。
走出历史误区。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谁要是对计划经济有一丝一毫的不恭，谁就要被口诛笔伐，带上种种罪名，甚至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神圣的计划经济光环笼罩下，中国形成了一种计划经济观念，这种观念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掣肘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并时时警告人们不要逾越雷池一步。计划经济的观念认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只能是计划的，而直接的、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国家什么都管，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计划经济的观念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说成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本质。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企业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主权，有的只是听命于上级机关下达指令性计划，实行物资调拨和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的观念放大了自然经济观念，衍生出产品经济观念，如“大而全，小而全”的小农经济观念；“等、靠、要”的调拨经济观念；只管自己生产不顾市场需求的观念；只追求产量产值不注重质量效益的观念。
1978年，中国实际上已被迫走在了非改革开放不可的十字路口。1978年5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文章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了任何理论是否反映客观实际，是否为真理，只有靠社会实践来检验。文章尖锐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还没有完全被打碎，号召人们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用现成公式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勇于研究新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章引发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在邓小平对“两个凡是”作出严厉批判的影响下爆发的。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过：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5月，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指出，不能从个别论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就是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清算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中共党内、在全国泛滥成灾的“左”的错误思想，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
1977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先导，通过全民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终于否定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手脚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
改革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的开端，改革、建设与开放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三大显著标志，邓小平时代因此被视为中国的“中兴时代”。如果说邓小平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有什么贡献，我想最首要贡献就是他开创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新局面，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民族繁荣的道路，中国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历尽坎坷与曲折，犯过许多错误，从而失掉了很多发展时机。怎样才能使民族繁荣呢？邓小平果断而明确地指出：这就是改革。第一是改革，第二是改革，第三还是改革。
早在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就谈到了改革问题，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新世界的革命。他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经济的需要。”这段话说得全面且深刻。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对改革开放作了新的论述。他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照搬外国的模式，再加上我们所犯的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从1957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使中国在将近30年间处于停滞状态。这样不改革行吗？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把发展生产力，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新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
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次突出强调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也是解释生产力”的思想。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这是一个重要论断：改革既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又是对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开始了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即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开放潮。一部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开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将更开放。16世纪前的英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开明的英国王室在16世纪开始推行开放的政策，资助一大批有志之士到欧洲和中国考察和学习，其中包括学生、商人、企业家、牧师等各个阶层。数年后，英国涌现了吉尔伯特、哈维、博伊尔、胡克等自己的科学大师，世界科技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正是由于对世界成果的广泛吸收，美丽的英伦三岛才成为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祥地。
美国是近代经济史上创造奇迹最多的国家。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的结果。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凭这个“多”，美国获得了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机会。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1865—1941年，其移民总数近2000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技术发达的欧洲。
日本的飞速发展始于明治天皇的对放开放。1871年，这位开明的天皇派遣自己的宠臣——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率一个大约50人组成遣欧美使节团，遍访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余个国家，历时两年以上。这个使节团除了试图与西方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主要是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等各方面找到能用于日本的先进经验，从而造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同样以开放手段，广泛汲取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经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原本也很落后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实行外向型战略契机的：新加坡实行给予外资种种优惠条件政策，使之成为跨国公司的“乐园”。香港则利用生产成本低、资本流向自由的有利条件，实行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纺织等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同时还适时发展手表、玩具和塑料等轻工产品，后来又发展家用电器。出口的猛增带动了整个经济的上升，60年代至今，年均增长速度一直在5%以上。韩国60年代改变了坚持十余年“内向型”战略，提出了“出口第一”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出口的政策。目前，韩国纺织、服装、电子、汽车、造船、机械、钢铁等许多行业的产品都打入了国际市场，出口导向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台湾地区也于60年代初实行以“进出口自动化”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降低关税，建立出口加工业，其外汇储备1991年底已达到800亿元。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拥抱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两百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导致愚昧落后。就在世界走向开放的年代，中国却仍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之外。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邓小平阐述：“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告诫国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推开了尘封垢结的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加快开放、建设、发展西部地区的战略决策的实施，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加富有成效，中国制造业正成为世界跨国公司瞩目的焦点。随着“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声誉日隆，越来越多的专家对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持肯定和乐观态度。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9年版贸易白皮书中曾指出：日本充当亚洲经济领头雁的“雁形结构”发展态势已经被打破，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亚洲已经进入真正的竞争时代。新加坡前副总理李显龙在2007年9月《福布斯》杂志举办的企业高层会议上也表示，正如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世界工厂”一样，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工厂”。
新观念群。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急剧变迁：经济发展、体制转型、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观念更新……社会的发展，观念的震荡，必然在多重维度作用于整个社会成员，正是由于这些处于历史巨变躁动中的社会主体的民族意识、历史感、责任感，成为推动过往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伟大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