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以后，陈曼丽就被日本和汪伪特工刺杀！她就死在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她常与客人“坐台”的那张沙发位子上！
这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40年2月25日深夜，陈曼丽被刘姓、彭姓两位舞客买钟坐台，忽然被人枪击。当时杀手对其连发了三枪。一枪击中颈部，一弹击中臂膀，一弹击中腰腹，她当场倒地死亡。同坐刘姓舞客右臂轻伤，彭姓舞客被流弹伤及背部，终告不治。
案件轰动了整个上海。顶级当红舞女死在她正陪客的顶级娱乐场所百乐门，这可是一桩爆炸性的轰动新闻。陈曼丽的死亡本已离奇，但是她的死因传得更为离奇，扑朔迷离！
百乐门发生血案前两小时，仙乐舞宫曾发生过枪击事件，是军统地下特工刺杀汪伪“76号”机要室主任钱人龙。陈曼丽是军统的潜伏人员，于是有人说是汪伪特工总部蓄意报复，便将这笔血债算在了她的头上。
此外，第二种说法是，陈曼丽不拘形迹，与日本及汪伪要员时相过从，军统地下特工便以“锄奸”为名，一举除掉了她。
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说陈曼丽是因为拒绝为日本军官伴舞而被日本军方派出的枪手暗杀。
谣言传说满天飞，但是，真正知情的人在当时以致以后很长的时间之内，却什么也不能够说。搞情报特工，尤其是潜伏的间谍，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用走刀尖、走钢丝形容他们一点也不为过。“隐姓埋名上战场，生死一瞬两茫茫”算是他们的写照。他们从来都不想当什么“无名英雄”，因为一被叫做“无名英雄”就是死了，至少是离死不远了。因此，后来被称作“无名英雄”也算是非所愿而被强加的。但是，他们往往被人们误解、误读，即使常有，也同样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因为要用各种各样的身份作为掩护，因为单线联系，因为战争和历史中的人与事风云变幻，有一些人被认作是“叛徒”、“特务”、“走狗”、“卖身求荣”等等，有一些人被骂作“资本家”、“奸商”、“舞女”、“臭婊子”等等，有的被捕还活着之时，就已经知道自己被误解，但直到杀害，仍然有口难辩、有口不辩、有口莫辩，明明知道可能就此永远卑污被误，因为还要保守秘密，组织里的其他人还要战斗而缄默不语！也有的在死了之后，还要被人泼污水，背黑锅。
但是，总有一群人这样生、这样死，这样去战斗！
有一天，任可正在参加侍从室情报会议，突然，外交部情报司情报处处长吴良宇急匆匆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任可低头一看，是孔令侃发过来的。
电报发自香港。是孔令侃通过他设在香港的秘密电台，用密码发过来的。内容是告诉任可，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柴桢吉利突然出现在香港，行踪诡秘。落脚在由孔令侃担任代理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内部，并以从事“中央信托局”的生意为掩护的行政院六组的特工，密切注视他的行踪与活动之后，分析和猜测他的到来与犹太人问题有关，因为不久前军统与行政院六组刚刚联手破获了这位日本在华总特务机关长布设在西南，特别是云南的情报间谍网，一方面使他们在云南腾冲破坏我方安置犹太人的“云南计划”的企图落空，更重要的是，斩断了日本伸向中国大后方的“魔爪”，挖掉了他们盯在那的“眼睛”，他们肯定不甘心，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到来，很可能想达到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目的，加强日本人在香港已有的特务机构，重新布网。香港毕竟是一个“自由港”，在这里重整扩大布设间谍网，便于向中国的大西南渗透，同时风险要小得多；另一方面，照样可以监视和破坏“云南计划”的进展。
为什么在香港的行政院六组的情报要让任可知道？因为行政院六组的行动一直非常隐蔽，即便是在民国政府内，人们也知之甚少，而且，行政院六组不参加这样的情报会议，但是，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情报，他们倒是一直与任可的情报司分享。孔令侃很清楚，其父一直关注犹太人问题，但是，他们关于犹太人的想法、做法，有时不得不瞒着还对希特勒德国纳粹与日本人抱有幻想的“委员长”，但却希望能与有经验的任可合作。
任可思忖，这孔令侃是想让他将这一信息在情报会上汇报，以协调内地与香港的动作。
但是，与会者却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样一份情报无足轻重，不如搁置；更多的人却“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任可知道，孔令侃的名声不好，靠着父亲的权势，靠着孔家与蒋家的关系，耍着十足的公子哥派头，上名牌大学，干好工作，当官有利就当官，经商赚钱就经商，而且绯闻不断。但是，这家伙却胆量很大，极为精明，身边总围着一批似乎能够为他两肋插刀的狐朋狗友。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甚至，他醉心于“暗战”。当日本人占领了南京与武汉后，其父孔祥熙随政府迁往重庆，却为他寻了个好去处，弄了个“肥缺”，他随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并担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实际上是代其父亲行使职权。孔令侃到了香港以后，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办了一份报纸《星报》，利用这一报一刊为孔家歌功颂德。为了能及时和重庆联系，孔令侃违反港英当局的规定，在《财政评论》办公楼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部电台。他想独立地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花边新闻，一方面便于自己大发战争之财，另一方面显示自己与行政院六组的能量与价值。
戴笠当然看出这是行政院六组在“表功”，而他本人当然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摘桃子”的机会。他想埋个“伏笔”，弄他个“一箭双雕”，于是便说：“这样的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电报的内容太肤浅、笼统，可以指示他进一步搜集情报，彻底搞清柴桢吉利与在香港的日本特务机构的目的。”
高明的特工，睡觉都睁着眼，一只眼盯着自己人，一只眼盯住对手。行政院六组有所不知的是，柴桢此行，有一个意图是冲着他们去的。
原来，孔令侃设立秘密电台用密码向重庆发报的情况被日本在香港的特务发现了，这些特务多次截获了孔令侃的电报，在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后，开始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查办。柴桢此行，就是亲自出马向港英当局交涉。
一天上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突然包围了《财政评论》办公大楼。不到一小时，就将行政院六组的秘密电台、密码及有关资料起获，并带走了几名工作人员。孔令侃当时就在楼上，也束手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人被英国人带走。
更糟的是，第二天香港的几家报纸几乎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说是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这一下孔令侃真有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想说自己不是间谍情报电台，人家反问他，不是间谍情报，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到公开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去发电报？
孔令侃自知理亏，在香港这个地方，没人买他的账，他真有了落魄之感。于是，他舍出血本，向经办这件案子的港方人员大量行贿，又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
港英当局查来查去，也觉得难以处理。一是《财政评论》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办的，案子涉及中国政府；二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于是，港英当局就把该案的全部案卷和证词都移交给了中国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并表示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但孔令侃明知故犯，不能原谅，希望中国政府将其调回。
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
孔令侃丢了大面子，恼羞成怒。正巧，行政院六组的“窃听专家”武朝宗来向他汇报，说是已经在柴桢吉利下榻的香港“和乐饭店”房间里，通过服务生内线安放的窃听器，侦听到了一个重要情况。
原来，通过给港英当局施加压力破获了行政院六组设在香港的秘密电台，显现了在香港的日本特务机构的巨大作用，柴桢又顺利地部署扩大在香港的间谍网，他十分高兴，此举不仅可以就近就便监视“云南计划”的实施情况，而且布下了更大的棋局：香港这座万花筒般的“自由港”早晚是日本人的，日本谍报机关可以未雨绸缪，为大日本帝国下一步的动作搜集各方面的情报，一旦有变，就能让香港成为钉在英美在中国与亚洲势力范围内的一个硬钉子，同时扼住中国东南沿海的“咽喉”。
一时兴高采烈的柴桢忙里偷闲最想的就是在香港这个被誉为“东方明珠”的花花世界里放松一下，享受一番。他手下的特务们自然心领神会，安排他利用几天时间，做声色犬马游，出入于这里的舞厅、酒吧、夜总会。
这晚，柴桢来到一家叫做“梦巴黎”的夜总会来消夏，口味很高的他谢绝了几个搔首弄姿的舞娘和坐台小姐。这个老牌特务挑剔地望着昏暗暧昧灯光下的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像一头有经验的猎豹，在挑选与斟酌值得下手的猎物。
无意间，他看到了一个漂亮的白俄女子，很像自己在俄国学习俄语时认识的一个女人。于是，他派跟着他来的手下找夜总会老板“出台包夜”。谁知，手下久久不来，柴桢这里心痒难挠，因为他看到也有其他男人走上前去，与袒胸露背丰腴性感的白俄女子搭讪，向正扒在吧台上喝酒的她敬酒、挑逗，这女人不时笑出声来。
手下悻悻地走回来，做特务多年、观察力极强的柴桢一看，就知道这手下没有办成事。
“这儿的老板说，娜斯藜，就是那个白俄女郎好多人都要求她陪，但是她是这里的“头牌”，不是谁给钱就跟谁，挑剔得很。老板说你的主人真有心，请他自己来，还要看她愿意不愿意。”
“八嘎！”柴桢也属“文明特务”，不是老粗，但却气得骂人。
“你是废物，老板是混蛋，带我去找他。”已经喝了好多酒的柴桢摇摇晃晃地去找老板理论。
结果不言自明，谁惹得起这位骄横阴险的特务机关长呀，何况也看不出他是真醉还是假醉。开夜总会的，惹着了地痞流氓，最多砸砸场子，要点金条港币美钞，但惹着了像柴桢这样的人物，岂非是鸡蛋往石头上碰，活腻了！
不管愿意不愿意，反正是来了。风月场中的女人，你就是性儿再烈、个性再刚强，能抵得住讨生活要生存的法则？
“小巴黎”当然不是那种浅吟低唱的地方，娜斯藜一曲日本民歌《樱花》，居然也勾起了柴桢对遥远的家乡的思念。他走上台，唱了一小段《源氏物语》能乐选段，阴阳顿挫，拿腔拿调的，居然博得噼里啪啦的几声掌声。其实，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他，知道中国人几乎没有人喜欢这种多少受到了中国唐代文艺的影响的演出，因为日本人可能陶醉其间的这种艺术，往往令中国人听得直起鸡皮疙瘩。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场合，他自己更没有兴趣多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想着赶紧结束这类逢场作戏，他希望“直奔主题”。已经比不得年轻人了，还搞什么调情、煽情之类的，不如赶快入港。
在夜总会的节目草草收场之后，他便带着白俄女郎娜斯藜回到了“和乐饭店”，识相的手下早已经联系这家饭店，为他开好了房间。
进了房间，没有别人，自然也没有了白俄女郎在夜总会的老板，迅速沐浴脱衣。但是，他没想到这女人很厌恶矮小的日本人，已经脱成赤条条的她更看不起脱成赤条条的柴桢，发作起来，柴桢可能打不过她。她是属于那样一种女人，当男人衣冠楚楚的时候，她看的是权力和金钱，脱光了的时候，看的是身体和肌肉。
她恹恹地说：“除非你有本事帮我报仇，才依你。”随后说出了原委：她的家庭本是彼得堡的贵族，“十月革命”期间一个犹太人带领工人抄家并把她一家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父母都死在那里，只有她一人从海参葳逃到上海又到了香港。
柴桢酒后狂言：“他一个犹太人算什么？犹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你吹牛！”
“我们已经定出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什么办法，我不信。”
“你不信，我能让你相信。”柴桢打开他随身携带着的皮包，从里面取出了汇编装订好了的一叠文件，抖动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全在这里，我们对待犹太人的计划、措施、分析。”
说完，他迅速把文件放回原处，扑向白俄女郎……
